(风险事故×概率),是用概率计算的形式,我们知道这种形式永远不可能排除最糟的情 况。(参见 Prior,1999)这一点变得很重要,就风险的决策者和那些处理他人决定所导致后果 的人在社会上的有关区分而言。在这方面, Niklas luhmann(1993)对风险和危险的区别指 向了接受风险决定这一社会学的关键问题。然而,这么做还是没有回答中心的问题:(风险) 决策者和受疾病侵袭的群体,包括更大的社会团体(危险)之间的概率计算差异和社会区别 对处理灾难意义何在?在这种情况下,谁有合法的权利去做决定?或者,更一般地说,对危 险技术的决定如何能在未来变得合法化? 与这个问题紧密联系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风险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在“虚拟的风 险事实”环境中首先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理性”的?什么是“非理性”的?这的确是风险 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根本上区别于技术和科学风险评估(以后会更多地介绍)的一点。 2风险的概念保留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过去失去了决定现在的力量。过去作为 今天经历和行动之原因的地位被将来替代了,也就是说,一些不存在的,构造的和假象的东 西。我们在讨论和争辩未成事实的一些事,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向着我们已经进入的路线行驶, 它们会发生的。 相信风险会鞭策今天大步向前。在远处幽现的可怕未来在今天投射的阴影越危险,戏剧 化今天的风险所引发的震惊就越引人注目。这一点不仅可以通过对环境危机的论述来证实 而且可能可以通过全球化论述的例子更有力地被论证。例如,雇佣劳动力的全球化(至今) 还没有在很大范围内存在。这种全球化威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跨国管理以雇佣劳动 力的全球化威胁着我们。把欧洲(昂贵的)劳动力交换成印度或韩国的(廉价)劳动力毕竟 最多只占全部劳动力的10%(在德国),并且主要地影响较低的工资和熟练工(未来问题委 员会,1997:ch7)。然而,辉煌登场的全球化风险已经成为重新开启社会中权力问题的工 具。当全球化的恐慌被唤起,一切都产生了疑问:工会,当然还有福利国家,国家政策的座 右铭,毫无疑问,还有福利补助。此外,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用遗憾的表达方式完成的,不幸 的是,它必须用基督教同情的名义来结束基督教的同情 因此,确定的风险定义是一根魔棍,一个停滞的社会可以用它恐吓自己,以此激活其政 治中心并从内部政治化。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的(大众传媒)戏剧化风险对目前狭隘的“差 不多”态度而言是一剂解毒药。一个自认为是风险社会的社会使用了一个天主教的暗喻,人 处于罪人的位置,忏悔他或她的罪过,以盘算与自然和世界的良心和谐共处的“更好的”生 活的可能性和向往。不过,几乎没有忏悔者真正想要悔悟并发起改变。大多数人在抱怨那些 事实的同时希望什么也不要发生,因为此后什么都可能发生。宣布罪孽和认同风险社会允许 我们同时享受既好又坏的生活和对这种生活的威胁 3风险是根据事实的陈述吗?风险是价值陈述吗?风险陈述既不完全是事实称述也不 仅仅是价值陈述。它们要么同时两者兼有,要么介于两者之间,它是“数学化的道德”。作 为数学计算(概率计算或灾难模式),风险直接或间接地与文化定义和可以容忍及不能容忍 的生活标准相关。因此,在一个风险社会,我们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想怎样生活?这 意味着,风险论述在其他事物中天生是只能通过跨学科的(竞争的)关系被解读的,因为风 险论述对技术知识和对文化感知与规范的精通采用同等程度的洞察力。 那么,什么是我们政治动力学中特性的源泉?这个源泉使得风险论述发展成各种评价的 混血儿,在真实的虚拟和不存在的将来的跨学科王国里,它依然激发着今天的行动。这种政 治炸药主要得自两个源泉:第一个与生存普遍价值的文化重要性相关。因此 Thomas hobbes 保守的国家社会理论家,把国家威胁其公民生命或生存时公民的抵抗视为公民的权利(足够 特别的是,他用诸如“有毒的空气和有毒的食品”这样的短语,看来在这点上预感到生态学（风险＝事故×概率），是用概率计算的形式，我们知道这种形式永远不可能排除最糟的情 况。（参见 Prior,1999）这一点变得很重要，就风险的决策者和那些处理他人决定所导致后果 的人在社会上的有关区分而言。在这方面，Niklas Luhmann（1993）对风险和危险的区别指 向了接受风险决定这一社会学的关键问题。然而，这么做还是没有回答中心的问题：（风险） 决策者和受疾病侵袭的群体，包括更大的社会团体（危险）之间的概率计算差异和社会区别 对处理灾难意义何在？在这种情况下，谁有合法的权利去做决定？或者，更一般地说，对危 险技术的决定如何能在未来变得合法化？ 与这个问题紧密联系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风险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在“虚拟的风 险事实”环境中首先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理性”的？什么是“非理性”的？这的确是风险 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根本上区别于技术和科学风险评估（以后会更多地介绍）的一点。 2 风险的概念保留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过去失去了决定现在的力量。过去作为 今天经历和行动之原因的地位被将来替代了，也就是说，一些不存在的，构造的和假象的东 西。我们在讨论和争辩未成事实的一些事，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向着我们已经进入的路线行驶， 它们会发生的。 相信风险会鞭策今天大步向前。在远处幽现的可怕未来在今天投射的阴影越危险，戏剧 化今天的风险所引发的震惊就越引人注目。这一点不仅可以通过对环境危机的论述来证实， 而且可能可以通过全球化论述的例子更有力地被论证。例如，雇佣劳动力的全球化（至今） 还没有在很大范围内存在。这种全球化威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跨国管理以雇佣劳动 力的全球化威胁着我们。把欧洲（昂贵的）劳动力交换成印度或韩国的（廉价）劳动力毕竟 最多只占全部劳动力的 10％（在德国），并且主要地影响较低的工资和熟练工（未来问题委 员会，1997：ch.7）。然而，辉煌登场的全球化风险已经成为重新开启社会中权力问题的工 具。当全球化的恐慌被唤起，一切都产生了疑问：工会，当然还有福利国家，国家政策的座 右铭，毫无疑问，还有福利补助。此外，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用遗憾的表达方式完成的，不幸 的是，它必须用基督教同情的名义来结束基督教的同情。 因此，确定的风险定义是一根魔棍，一个停滞的社会可以用它恐吓自己，以此激活其政 治中心并从内部政治化。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的（大众传媒）戏剧化风险对目前狭隘的“差 不多”态度而言是一剂解毒药。一个自认为是风险社会的社会使用了一个天主教的暗喻，人 处于罪人的位置，忏悔他或她的罪过，以盘算与自然和世界的良心和谐共处的“更好的”生 活的可能性和向往。不过，几乎没有忏悔者真正想要悔悟并发起改变。大多数人在抱怨那些 事实的同时希望什么也不要发生，因为此后什么都可能发生。宣布罪孽和认同风险社会允许 我们同时享受既好又坏的生活和对这种生活的威胁。 3 风险是根据事实的陈述吗？风险是价值陈述吗？风险陈述既不完全是事实称述也不 仅仅是价值陈述。它们要么同时两者兼有，要么介于两者之间，它是“数学化的道德”。作 为数学计算（概率计算或灾难模式），风险直接或间接地与文化定义和可以容忍及不能容忍 的生活标准相关。因此，在一个风险社会，我们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想怎样生活？这 意味着，风险论述在其他事物中天生是只能通过跨学科的（竞争的）关系被解读的，因为风 险论述对技术知识和对文化感知与规范的精通采用同等程度的洞察力。 那么，什么是我们政治动力学中特性的源泉？这个源泉使得风险论述发展成各种评价的 混血儿，在真实的虚拟和不存在的将来的跨学科王国里，它依然激发着今天的行动。这种政 治炸药主要得自两个源泉：第一个与生存普遍价值的文化重要性相关。因此 Thomas Hobbes， 保守的国家社会理论家，把国家威胁其公民生命或生存时公民的抵抗视为公民的权利（足够 特别的是，他用诸如“有毒的空气和有毒的食品”这样的短语，看来在这点上预感到生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