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期 邢爱芬，解彬：论核电事故国际法律责任 43 见，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效果都不理想，因为它主要 前国际上对核电领域的安全问题有管理职能的国 还是依赖国家主动履行国际义务，建立健全完善 际机构主要有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其在对 发达的国际法律责任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核能利用的监督、核电事故的调查、相关国际标准 迄今核电事故中国际法律责任的实现途径主要有 和规则的制定以及国际环境资源管理等方面都起 以下三种： 着重要作用，在预防和减少核电事故上也可以发 第一种是单方途径之反措施(countermeas- 挥其优势，监督各国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不仅 ures)。这是传统国际法理论中国家责任实现的 如此，对于因核电事故引起的国际法律责任问题， 单方途径，指受害国为促使责任国停止不法行为 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国际法律责任的争议，国际原 和赔偿损失，针对责任国采取的维护自己权益的 子能机构都可以作为专门机构参与核电事故的调 暂时措施，其目的是为了督促核电事故责任国履 查，调解相关国家之间的争议。 行义务和责任。国际环境法上反措施因其是“对 三、核电事故法律责任国际规制发展 已有环境义务的继续履行或适当履行的价值肯定 大于任何的损害赔偿”[s)而显现出特别的价 趋势 值。但前提之一是存在先行行为，如核电事故国 (一)亟需出台相关国际公约 没有履行甚至严重违反相应的国际义务，且反措 核电事故中国际法律责任的履行主要是对核 施只能是针对责任国而不能针对第三国。如果事 电事故引起的损害进行赔偿，而其中针对环境损 故起源国在受害国采取反措施之后履行了相应的 害的赔偿在实践中难度更大。一方面，实践表明 国际义务，则反措施应立即停止。此外，采取反措 通过外交途径获得赔偿希望不大：另一方面，走国 施同样必须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强制义务规 际司法途径索赔同样存在诸多困难。首先，由于 定，如不使用武力和人权保护等。对核电事故中 环境损害的间接性，想要证明环境损害与核电事 的国际赔偿责任的实现，则不适用采取反措施。 故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颇为困难：其次，要量化环 第二种是司法途径，包括国际仲裁和国际诉 境损害的程度还存在诸多障碍。尽管《损失分配 讼两种形式。虽然实践中还没有相应案例，但理 草案》中对损害要达到的严重程度有评注，规定了 论上如果争议通过外交途径得不到解决，则应寻 重大损害是指“超过可察觉的”。但环境损害本身 求司法途径。在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后，日本曾向 难以用金钱衡量，加之对环境影响的评估受人们 大海排入含有低浓度放射性物质的污水。此举遭 认识的局限。 到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和抗议，韩国曾因此考虑 关于对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的索赔问题，根据 向国际法院起诉要求日本赔偿损害，但最终因调 国际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只要受害国能够证明 查取证难度太大而放弃。尽管这是一个不成功的 损害的客观存在，并且与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之间 试图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环境权益的例子，但韩 存在因果关系即可。然而在现实中，国际赔偿责 国这一举动对日本停止排污行为仍有一定的积极 任因强制性不足表现出“软责任”的性质，对诸如 意义。 核电事故造成环境污染引发的国际责任，已有的 关于受害私人直接请求核电事故起源国就其 条款草案还没有形成公约。有的国家“不太愿意 引起的核损害承担国际法律责任并给予赔偿的问 受到‘责任规定’的约束。[]P1o5)因此，核电事故 题，目前随着跨界诉讼活动中外国与国内当事人 中的国际法律责任的履行和实现亟需国家之间在 平等准入机制的跨界损害民事责任条约的增多， 核电发展与安全问题上达成更多的共识，进一步 诉诸国内法体系将是跨界环境损害领域越来越多 细化草案，尽早出台公约。 采用的救济途径，[Pm6~16)这也可以避开国际法 (二)确定国家和核电站营运人双重责任制度 上复杂的要求和限制，比如用尽当地救济。 核电事故中可以请求事故起源国履行核损害 第三种是诉诸国际机构。在国际环境法领 的国际赔偿的权利主体有两种：一是遭受核电事 域，国际机构在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故损害的国家；二是遭受核电事故损害的自然人 对于污染大气、土壤、水源等影响国家基本利益的 或法人，前提是受害自然人或法人的原籍国未提 环境损害，通常是由国家作为代表，通过国际环境 出请求。义务主体问题要复杂一些：首先，如果国 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对环境损害的赔偿要求。目 家对私人行为没有尽到适当注意义务，而这种私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见，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效果都不理想，因为它主要 还是依赖国家主动履行国际义务，建立健全完善 发达的国际法律责任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迄今核电事故中国际法律责任的实现途径主要有 以下三种： 第 一 种 是 单 方 途 径 之 反 措 施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这是传统国际法理论中国家责任实现的 单方途径，指受害国为促使责任国停止不法行为 和赔偿损失，针对责任国采取的维护自己权益的 暂时措施，其目的是为了督促核电事故责任国履 行义务和责任。国际环境法上反措施因其是“对 已有环境义务的继续履行或适当履行的价值肯定 大于任何 的 损 害 赔 偿”［４］（Ｐ１８３）而显现出特别的价 值。但前提之一是存在先行行为，如核电事故国 没有履行甚至严重违反相应的国际义务，且反措 施只能是针对责任国而不能针对第三国。如果事 故起源国在受害国采取反措施之后履行了相应的 国际义务，则反措施应立即停止。此外，采取反措 施同样必须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强制义务规 定，如不使用武力和人权保护等。对核电事故中 的国际赔偿责任的实现，则不适用采取反措施。 第二种是司法途径，包括国际仲裁和 国 际 诉 讼两种形式。虽然实践中还没有相应案例，但理 论上如果争议通过外交途径得不到解决，则应寻 求司法途径。在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后，日本曾向 大海排入含有低浓度放射性物质的污水。此举遭 到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和抗议，韩国曾因此考虑 向国际法院起诉要求日本赔偿损害，但最终因调 查取证难度太大而放弃。尽管这是一个不成功的 试图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环境权益的例子，但韩 国这一举动对日本停止排污行为仍有一定的积极 意义。 关于受害私人直接请求核电事故起源国就其 引起的核损害承担国际法律责任并给予赔偿的问 题，目前随着跨界诉讼活动中外国与国内当事人 平等准入机制的跨界损害民事责任条约的增多， 诉诸国内法体系将是跨界环境损害领域越来越多 采用的救济途径，［４］（Ｐ１６６～１６８）这也可以避开国际法 上复杂的要求和限制，比如用尽当地救济。 第三种 是 诉 诸 国 际 机 构。在国际环境法领 域，国际机构在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对于污染大气、土壤、水源等影响国家基本利益的 环境损害，通常是由国家作为代表，通过国际环境 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对环境损害的赔偿要求。目 前国际上对核电领域的安全问题有管理职能的国 际机构主 要 有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ＩＡＥＡ），其在 对 核能利用的监督、核电事故的调查、相关国际标准 和规则的制定以及国际环境资源管理等方面都起 着重要作用，在预防和减少核电事故上也可以发 挥其优势，监督各国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不仅 如此，对于因核电事故引起的国际法律责任问题， 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国际法律责任的争议，国际原 子能机构都可以作为专门机构参与核电事故的调 查，调解相关国家之间的争议。 三、核电事故法律责任国际规制发展 趋势 （一）亟需出台相关国际公约 核电事故中国际法律责任的履行主要是对核 电事故引起的损害进行赔偿，而其中针对环境损 害的赔偿在实践中难度更大。一方面，实践表明 通过外交途径获得赔偿希望不大；另一方面，走国 际司法途径索赔同样存在诸多困难。首先，由于 环境损害的间接性，想要证明环境损害与核电事 故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颇为困难；其次，要量化环 境损害的程度还存在诸多障碍。尽管《损失分配 草案》中对损害要达到的严重程度有评注，规定了 重大损害是指“超过可察觉的”。但环境损害本身 难以用金钱衡量，加之对环境影响的评估受人们 认识的局限。 关于对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的索赔问题，根 据 国际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只要受害国能够证明 损害的客观存在，并且与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即可。然而在现实中，国际赔偿责 任因强制性不足表现出“软责任”的性质，对诸如 核电事故造成环境污染引发的国际责任，已有的 条款草案还没有形成公约。有的国家“不太愿意 受到‘责 任 规 定’的 约 束。”［５］（Ｐ１０５）因此，核 电 事 故 中的国际法律责任的履行和实现亟需国家之间在 核电发展与安全问题上达成更多的共识，进一步 细化草案，尽早出台公约。 （二）确定国家和核电站营运人双重责任制度 核电事故中可以请求事故起源国履行核损害 的国际赔偿的权利主体有两种：一是遭受核电事 故损害的国家；二是遭受核电事故损害的自然人 或法人，前提是受害自然人或法人的原籍国未提 出请求。义务主体问题要复杂一些：首先，如果国 家对私人行为没有尽到适当注意义务，而这种私 第１期 邢爱芬，解 彬：论核电事故国际法律责任 ４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