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林》4/2008 术界的这种趋势倾向于忽略非商业的书籍流通,比如礼物馈赠等,并遮蔽掉大量由官府及个人等通 过官方渠道资助的以提高学术声望的荣誉性出版活动。 从方法论角度讲中国书籍史研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书籍史研究有密切关联,但是到目前为 止,在印刷语言( printed word)的比较对话中,中国书籍的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处在边缘位置。无论 过去还是现在,亚洲出版商们印行的书籍卷帙浩繁,但是中国—事实上,通常来讲是东亚—在 绝大多数有关书籍的世界历史著作中,仅仅出现在脚注之中。1996年华帝国晚期》( Late in pe- rial china)杂志推出专刊,标志中国出版史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初次登场,研究法国书籍史的著名学 者夏特里埃( Roger chartier撰写了导言。尽管如此,其后出版的新的有关中国书籍史、出版史的 研究,可能因为面世时间尚短,还未对整个领域造成广泛的影响,欧洲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里依 然突出。面对以国界与语言划分的文化范畴和研究领域,这条变化中的书籍史研究的启发性途径 似乎突然黯然失色,丧失了活力。事实上尽管学者们已经融入了一种全球化趋势,但是大多数研 究中国书籍史和出版文化的西方及日本学者,仍明确追求将中国书籍的历史书写成一种社会和文 化产品,或一种政治力量,或是一系列地方化了的阅读实践,从而使柯文(PauA. Cohen)在1980年 代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得以不朽。 本研究综述将关注于过去十五年来在海外出版的中国书籍史及出版史的研究成果。尽管 本文涉及的许多专著和论文都展现出比较研究的趋势,在亚洲与世界背景下考察中国书籍的 地位,也是个诱人的题目,但是目前尚无法实现。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考察传统的关于中国出 版史的时期划分。书籍在历史时期中的“位置”(pace)是产生学术争论的根源,对这个问题 的重新考察也许能促使我们质疑当下通行的时代划分。第二,地方性研究已成了书籍史中成 果卓著的领域。将文化和物质生产安置于特定的空间语境中,这样的硏究使得我们能从书籍 流通的视角去考虑区间贸易网络、商业和交通运输状况。第三部分则重新考察书籍在中国历 史中的社会地位:最基本的问题是,关于书籍生产者(包括作者与出版者)和消费者的社会位 置( social p lace),我们都知道多少?书籍怎么样流通?预期的及实际的读者怎样得到书籍? 第四,书籍是变革的动力,它影响到文人身份以及性别角色的定义,这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体 现,晚明尤甚,本文将讨论此间书籍的活动舞台。最后,文章将评价已有成果中对政治权威和 印刷之间关系的研究。 ①当然也有例外。书籍作为礼物交换的角色,在周绍明( 1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0: books and literati Late Imperial China,pp.84-94)和大木康(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 Late Ming Jiangnan,p.48-50)的研究中探讨 ②亨利·史密斯( Smith Henry D.),“ Japanesenes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Monumenta Nipponica53(4):499- 515.1998,p502, 3 Roger Chartier, "Gutenberg Revisited from the East", Trans. Jill A. Friedman, Late Imperial China. 17(1):1-9, 1996. ④玛丽·贝理( Mary Elizabeth Berry)发现中国书籍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是共有文化财产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一种“无接 触的世界的大同主义”( cosmopolitanism without contact)(见氏著 Japan in Print: Information and N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 rod, Berkeley and Los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2006,p.224)。异乎寻常 对明代出版史的概述中,缪咏禾 简要探讨了中国书籍的海外传布和这些出口对于缪所命名的“汉字文化圈”—日本、朝鲜、越南等地的文化影响(见氏著 朝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423页)。从地域性的考量出发,基于日本的一项集体研究计划,产 生了有关东亚出版文化的两卷本论文集,包括来自于日本、中国大陆、韩国、台湾、欧洲、澳洲和美国的学者的研究,文章包 含丰富的细节。然而,这些研究在方法和结论方面是典型的既缺乏比较又没有综合(见矶部彰编: Higashi A/ia shuppan bunka kenkyu kohaku"/Research on East Asian Publishing Culture: Kohaku, Tokya Chisen shokan, 2004a, Higashi Ajia shuppan bunka kenkyu: nwwatazumi/ Research on East Asian Publishing Culture: "Nivatazumi", Tokya Nigensha, 2004) ⑤相对不同的是,周启荣在仲国近代早期的出版、文化和权力》书的前言中坚定地表达了开展比较研究的议程设 想—挑战了古腾堡的追随者,以及历史研究方面其他那些模糊的汉学传统”的实践者( Publishing,Clre, and pow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5-7) 2e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mtp.://wwww.cnki.ner·4· 术界的这种趋势倾向于忽略非商业的书籍流通 ,比如礼物馈赠等 ,并遮蔽掉大量由官府及个人等通 过官方渠道资助的以提高学术声望的荣誉性出版活动 ①。 从方法论角度讲 ,中国书籍史研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书籍史研究有密切关联 ,但是到目前为 止 ,在印刷语言 (p rinted word)的比较对话中 ,中国书籍的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处在边缘位置。无论 过去还是现在 ,亚洲出版商们印行的书籍卷帙浩繁 ,但是中国 ———事实上 ,通常来讲是东亚 ———在 绝大多数有关书籍的世界历史著作中 ,仅仅出现在脚注之中 ②。1996年《中华帝国晚期 》(Late Im pe2 rial China)杂志推出专刊 ,标志中国出版史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初次登场 ,研究法国书籍史的著名学 者夏特里埃 (Roger Chartier)撰写了导言 ③。尽管如此 ,其后出版的新的有关中国书籍史、出版史的 研究 ,可能因为面世时间尚短 ,还未对整个领域造成广泛的影响 ,欧洲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里依 然突出。面对以国界与语言划分的文化范畴和研究领域 ,这条变化中的书籍史研究的启发性途径 似乎突然黯然失色 ,丧失了活力 ④。事实上 ,尽管学者们已经融入了一种全球化趋势 ,但是大多数研 究中国书籍史和出版文化的西方及日本学者 ,仍明确追求将中国书籍的历史书写成一种社会和文 化产品 ,或一种政治力量 ,或是一系列地方化了的阅读实践 ,从而使柯文 (Paul A1Cohen)在 1980年 代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 ”得以不朽 ⑤。 本研究综述将关注于过去十五年来在海外出版的中国书籍史及出版史的研究成果 。尽管 本文涉及的许多专著和论文都展现出比较研究的趋势 ,在亚洲与世界背景下考察中国书籍的 地位 ,也是个诱人的题目 ,但是目前尚无法实现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考察传统的关于中国出 版史的时期划分 。书籍在历史时期中的“位置 ”( p lace)是产生学术争论的根源 ,对这个问题 的重新考察也许能促使我们质疑当下通行的时代划分 。第二 ,地方性研究已成了书籍史中成 果卓著的领域 。将文化和物质生产安置于特定的空间语境中 ,这样的研究使得我们能从书籍 流通的视角去考虑区间贸易网络 、商业和交通运输状况 。第三部分则重新考察书籍在中国历 史中的社会地位 :最基本的问题是 ,关于书籍生产者 (包括作者与出版者 )和消费者的社会位 置 ( social p lace) ,我们都知道多少 ? 书籍怎么样流通 ? 预期的及实际的读者怎样得到书籍 ? 第四 ,书籍是变革的动力 ,它影响到文人身份以及性别角色的定义 ,这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体 现 ,晚明尤甚 ,本文将讨论此间书籍的活动舞台 。最后 ,文章将评价已有成果中对政治权威和 印刷之间关系的研究 。 《史林 》 4 /2008 ① ② ③ ④ ⑤ 当然也有例外。书籍作为礼物交换的角色 ,在周绍明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pp184—94)和大木康 (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 Late Ming Jiangnan , pp148—50)的研究中探讨了这个问 题。 亨利 ·史密斯 ( Smith Henry D1) ,“Japanesenes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Monumenta Nipponica 53 ( 4 ) : 499— 51511998, p15021 Roger Chartier,“Gutenberg Revisited from the East”, Trans1Jill A1Friedman, Late Imperial China 117 (1) : 1—9, 19961 玛丽 ·贝理 (Mary Elizabeth Berry)发现中国书籍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是共有文化财产的组成部分 ,构成了一种“无接 触的世界的大同主义 ”( cosmopolitanismwithout contact) (见氏著 Japan in Print: Information and N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2 riod,Berkeley and Los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1224)。异乎寻常的是 ,在对明代出版史的概述中 ,缪咏禾 简要探讨了中国书籍的海外传布和这些出口对于缪所命名的“汉字文化圈 ”———日本、朝鲜、越南等地的文化影响 (见氏著 《明代出版史稿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413—423页 )。从地域性的考量出发 ,基于日本的一项集体研究计划 ,产 生了有关东亚出版文化的两卷本论文集 ,包括来自于日本、中国大陆、韩国、台湾、欧洲、澳洲和美国的学者的研究 ,文章包 含丰富的细节。然而 ,这些研究在方法和结论方面是典型的既缺乏比较又没有综合 (见矶部彰编: Higashi Ajia shuppan bunka kenkyuˉ:“kohaku ”[ Research on East Asian Publishing Culture:“Kohaku ”], Tokyo: Chisen shokan, 2004a; Higashi Ajia shuppan bunka kenkyuˉ:‘niwatazumi ’[Research on East Asian Publishing Culture:“Niwatazumi ”], Tokyo: Nigensha, 2004)。 相对不同的是 ,周启荣在《中国近代早期的出版、文化和权力 》一书的前言中坚定地表达了开展比较研究的议程设 想 ———挑战了古腾堡的追随者 ,以及历史研究方面其他那些模糊的“汉学传统 ”的实践者 ( Publishing ,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 pp15—7)。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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