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强调作古文"以明道,但他毕竟是—位文学家,而不是狭隘的道学家。他所作古文,并非全是论道之作,也有 许多抒发偾懑、表现亲友情谊以致嘲谑戏弄的内容。至于其诗歌,更以抒情体物为主,论诗也并不标举明道。他的 《送孟东野序》,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的观点,说的就是"文辞”(泛指文章,包括古文"、诗)抒发感慨的作 用 所谓不平则鸣,是说文章之作,乃因作者心有所感,郁积于中,不能自已,于是泄于外而为文辞,其间有“不得 已",即不得不然者在。序中又指出:作者的感触系于其所遭遇,而遭遇则既与时代、国家的兴亡盛衰有关,又与 其个人运命有关。这其实与《礼记乐记》所谓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之说一脉相承。 韩愈这里所说的不平",是泛指心有所动,泛指诸种情感,还不是专指悲伤忧愁而言。序中所称善鸣者",还包括 了经书、诸子、汉代的历史、学术著作等,其作者未必都直接在书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但都怀有表述自己的观点、 成一家之言的强烈愿望,不吐不快,这也是一种不平"。总之,不平则鸣的内涵颇为广泛。但孟郊一生多舛,其 诗以啼饥号寒著称;此次又以垂老之身,远赴江南任一小小县尉,心中颇不释然。若结合这样的情况来体会,那么 韩愈这里所说不平之鸣实际上偏向于指说哀痛之鸣。他虽说不知夭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 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他虽也希望友人能和其声¨鸣国家之盛’,但实际上孟郊的不幸已是存在的 事实。因此韩愈实际上是说孟郊将因其不幸而取得更大的创作成就。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说:“然子厚斥 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 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以文章必传安慰亡友。《送孟东野序》其实隐藏着同样的思想,只是 友人尚在,故措词尤为委婉罢了。 荆潭唱和诗序 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诗者口口口,愈既受以卒业口口口,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 口口口,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 好之,则不暇以为 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维九口口口。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口口口,地二干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 能存忐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 较其 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巨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 观也。宜乎施诸乐章,纪诸册书。从事曰:“子之言是也。牿告于公,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 本文旧说作于永贞元年至元和元年(一)韩任江陵法曹参军时,恐误。据文中所称裴均、杨凭二人的官衔考之 当作于元和三年()夏秋间,时韩愈为国子博士分教东都。 文中所说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云云,是说创作欲望往往产生于愁苦困窘,故韦布里闾憔悴即下层人土多为 之。这与《送孟东野序》所谓不得其平则鸣"意思相通,也可见虽然该文所谓不平不专指怨苦而言,但韩愈心中 总还是侧重悲愁不幸一面而言的。又说“和平之音淡薄云云,是说表现愁苦之情的作品容易写得动人。文艺欣赏的 历史表明,悲剧性的情感往往更具感染力,人们往往以悲为美。韩愈这里所说可谓对这一审美心理的概括。 韩愈在这篇序中所表述的观点,屡见于他的作品中,如称孟郊云:"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余酒肉,子独 不得饱。…名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縐。”(《答孟郊》)明言其遭遇与诗名恰恰相反,遭遇愈蹇厄,诗名愈盛 按杜甫已有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之语,孟郊云诗人命属花”(《招文士饮》,意谓诗人运命总是如花 易败),白居易云诗人尤命薄”(《序洛诗序》),可见在唐代,此种看法是相当普遍的 韩愈《荐士》诗,向故相郑余庆推荐孟郊,当作于元和元年()九月初。(参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该年 郑氏为河南尹,次年即辟孟郊为从事,与韩愈之荐或不无关系。 诗中称赞孟郊的诗才与品行。先对历代诗作一简评,其观点大致与陈子昂相同,即贬抑晋宋,尤轻齐梁。不过于刘 宋尚举出鲍照、谢灵运。唐人称赞鲍、谢,不止韩愈一人;但着眼于鲍谢诗风之“奥",当与韩愈本人的审美爱好有 关。韩愈批评齐梁,一则因其绮碎小巧有如搜摘花卉,再则谓其因袭剽盗。韩愈诗风雄放,又非常重视新创、去除 陈言,因此轻蔑齐梁。韩愈未举陶渊明,后人多有议论。按陶诗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固胜于在齐梁时,但毕竟不似 宋以后那样崇高;且韩愈诗风亦去陶甚远。其不称陶,也可以理解。韩愈强调作“古文”以明道，但他毕竟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狭隘的道学家。他所作古文，并非全是论道之作，也有 许多抒发愤懑、表现亲友情谊以致嘲谑戏弄的内容。至于其诗歌，更以抒情体物为主，论诗也并不标举明道。他的 《送孟东野序》，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的观点，说的就是“文辞”（泛指文章，包括“古文”、诗）抒发感慨的作 用。 所谓“不平则鸣”，是说文章之作，乃因作者心有所感，郁积于中，不能自已，于是泄于外而为文辞，其间有“不得 已”，即不得不然者在。序中又指出： 作者的感触系于其所遭遇，而遭遇则既与时代、国家的兴亡盛衰有关，又与 其个人运命有关。这其实与《礼记·乐记》所谓“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之说一脉相承。 韩愈这里所说的“不平”，是泛指心有所动，泛指诸种情感，还不是专指悲伤忧愁而言。序中所称“善鸣者”，还包括 了经书、诸子、汉代的历史、学术著作等，其作者未必都直接在书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但都怀有表述自己的观点、 成一家之言的强烈愿望，不吐不快，这也是一种“不平”。总之，“不平则鸣”的内涵颇为广泛。但孟郊一生多舛，其 诗以啼饥号寒著称；此次又以垂老之身，远赴江南任一小小县尉，心中颇不释然。若结合这样的情况来体会，那么 韩愈这里所说“不平之鸣”实际上偏向于指说哀痛之鸣。他虽说“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 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他虽也希望友人能“和其声”“鸣国家之盛”，但实际上孟郊的不幸已是存在的 事实。因此韩愈实际上是说孟郊将因其不幸而取得更大的创作成就。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说：“然子厚斥 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 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以文章必传安慰亡友。《送孟东野序》其实隐藏着同样的思想，只是 友人尚在，故措词尤为委婉罢了。 荆潭唱和诗序 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诗者，愈既受以卒业，因仰而言曰：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 ，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 好之，则不暇以为。 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维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 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 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巨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 观也。宜乎施诸乐章，纪诸册书。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 本文旧说作于永贞元年至元和元年（—）韩愈任江陵法曹参军时，恐误。据文中所称裴均、杨凭二人的官衔考之， 当作于元和三年（）夏秋间，时韩愈为国子博士分教东都。 文中所说“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云云，是说创作欲望往往产生于愁苦困窘，故“韦布里闾憔悴”即下层人士多为 之。这与《送孟东野序》所谓“不得其平则鸣”意思相通，也可见虽然该文所谓“不平”不专指怨苦而言，但韩愈心中 总还是侧重悲愁不幸一面而言的。又说“和平之音淡薄”云云，是说表现愁苦之情的作品容易写得动人。文艺欣赏的 历史表明，悲剧性的情感往往更具感染力，人们往往以悲为美。韩愈这里所说可谓对这一审美心理的概括。 韩愈在这篇序中所表述的观点，屡见于他的作品中，如称孟郊云：“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余酒肉，子独 不得饱。……名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煼。”（《答孟郊》）明言其遭遇与诗名恰恰相反，遭遇愈蹇厄，诗名愈盛。 按杜甫已有“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之语，孟郊云“诗人命属花”（《招文士饮》，意谓诗人运命总是如花 易败），白居易云“诗人尤命薄”（《序洛诗序》），可见在唐代，此种看法是相当普遍的 韩愈《荐士》诗，向故相郑余庆推荐孟郊，当作于元和元年（）九月初。（参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该年 郑氏为河南尹，次年即辟孟郊为从事，与韩愈之荐或不无关系。 诗中称赞孟郊的诗才与品行。先对历代诗作一简评，其观点大致与陈子昂相同，即贬抑晋宋，尤轻齐梁。不过于刘 宋尚举出鲍照、谢灵运。唐人称赞鲍、谢，不止韩愈一人；但着眼于鲍谢诗风之“奥”，当与韩愈本人的审美爱好有 关。韩愈批评齐梁，一则因其绮碎小巧有如搜摘花卉，再则谓其因袭剽盗。韩愈诗风雄放，又非常重视新创、去除 陈言，因此轻蔑齐梁。韩愈未举陶渊明，后人多有议论。按陶诗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固胜于在齐梁时，但毕竟不似 宋以后那样崇高；且韩愈诗风亦去陶甚远。其不称陶，也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