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秘书通过外交部把中方的回复送到希拉利手中，然后再转交白宫。一些消息，如收到信笺后的确认 函，会用巴基斯坦外交部密码的形式发送到华盛顿或中国。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希拉利说他无权 将文件留给我，所以他只能慢慢地口述，我记录下来。1(p01)巴基斯坦之所以用一种隐秘的手法在 中美之间传递信息，是为了符合华盛顿和北京的要求。这两个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尤其是华盛顿 不愿在事情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之前，引发公众的注意。(pvi·xv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约 瑟夫·法兰(Joseph Farland)©味参与信息的传递工作，并且也一直不知晓巴基斯坦渠道在中美关系解 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直至1971年5月7日，也就是在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前夕，基辛格才告诉他巴基 斯坦渠道的作用，并希望他为华盛顿北京的高层会晤做准备。2) 综观巴基斯坦渠道开启和运作的全过程，华盛顿在开辟沟通渠道方面具有以下四方面特点。首先， 华盛顿叩开同中国对话大门的过程是双方互致友好的外交信号，运用非言语行为进行对话、沟通，表明 政策方向变化的过程。1969年12月3日，美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一次公开的时装表演结束前 主动同中国外交官交谈，表达了希望能同中方进行会谈的愿望。中方在1969年12月7日释放了两名 乘游艇误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美方取消了太平洋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这种无声的信号都被 对方及时捕捉到，并得以正确地解读，从而为开启沟通渠道营造了较为缓和的氛围。其次，公开渠道与 秘密渠道(back channel))并用。华盛顿一方面运用传统外交手段同北京进行华沙大使级公开会谈，②另 一方面又同时探求秘密的巴基斯坦渠道。公开渠道可以引导社会舆论，为中美关系解冻营造有利的政 治氛围：秘密渠道可以避免外界干扰，易取得实质性进展。此外，华盛顿采用的双轨并行”方式有效地 避免了官僚体制内部国务院和国安会之间的分歧与摩擦。尼克松政府奉行的秘而不宣，小圈子 运作的“秘密外交”，虽有悖于传统外交模式，但却取得了重要突破。再次，华盛顿选取可靠的“第三 方做中美关系改善的中间人。一方面，弱化意识形态因素，选择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做中 间人；另一方面，选用可靠的命令执行者或“信使传递信息。希拉利具有职业外交官的良好素质，具有 克尽职守、严守机密、做事谨慎、考虑周全的优点，并且同基辛格私交甚笃。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改善 同中国的关系这一政策具有连续性和持久性。从1969年1月21日尼克松入主白宫对135次华沙会 谈寄予厚望，到1970年1月20日举行135次会谈，相隔仅一年的时间；从1969年8月1日尼克松请叶 海亚做中美关系解冻的中间人”，到1971年4月27日基辛格得知周恩来同意与美国特使在北京会晤， 相隔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华盛顿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在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一问题 上未表现出丝毫的动摇。虽然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意见分歧，但只局限在具体实施步骤和方式 上，而非质疑政策本身。正如尼克松给叶海亚的一封信中所写道的：“你知道我有兴趣和中国领导人进 行更深入的会谈，尽管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不会放弃。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在探求同中国接 触的一切可能。在具体实施步骤上，华盛顿做到了计划周详、谨慎。在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向北京传 递信息时，为确保中方能够有效地接受美方的建议，每次传递的信息不超过两条，做到了循序渐进、步步 深入。虽然华盛顿非常希望能尽快同北京直接进行秘密对话，但在节奏的把握上适度，力求做到不急不 缓，以免给中国留下过于急切的印象，从而避免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四 尼克松政府之所以能开启同中国对话的大门，是因为中美高层领导人都有改善双边关系的强烈意 愿，抵御苏联的扩张成为二者最大的共同利益。然而，战场上曾兵戎相向，长期对抗的敌对国家在开启 沟通渠道初始阶段，“预热时间较长。尼克松原本选择了两个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一个是较 温和的资本主义国家巴基斯坦，另一个是较温和的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充当中间人”，) 并借联合国25周年庆祝活动之机，分别向叶海亚和齐奥赛斯库表达了希望同中国举行更高层次会谈的 ①共和党人，曾在华盛顿任律师，B特工，曾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任美驻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 ②有关135、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作用，详见拙作：华沙渠道与中美关系解冻1969·1972华盛倾决策 内幕》，当代中因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94-101页。 75 1994-2010 China Academie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军事秘书通过外交部把中方的回复送到希拉利手中 ,然后再转交白宫。一些消息 ,如收到信笺后的确认 函 ,会用巴基斯坦外交部密码的形式发送到华盛顿或中国。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 :“希拉利说他无权 将文件留给我 ,所以他只能慢慢地口述 ,我记录下来。” [ 10 ] (p. 701)巴基斯坦之所以用一种隐秘的手法在 中美之间传递信息 ,是为了符合华盛顿和北京的要求。这两个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 ,尤其是华盛顿 不愿在事情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之前 ,引发公众的注意。 [ 19 ] (pp. xvii - xviii)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约 瑟夫 ·法兰 (Joseph Farland) ①未参与信息的传递工作 ,并且也一直不知晓巴基斯坦渠道在中美关系解 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直至 1971年 5月 7日 ,也就是在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前夕 ,基辛格才告诉他巴基 斯坦渠道的作用 ,并希望他为华盛顿 —北京的高层会晤做准备。 [ 20 ] 综观巴基斯坦渠道开启和运作的全过程 ,华盛顿在开辟沟通渠道方面具有以下四方面特点。首先 , 华盛顿叩开同中国对话大门的过程是双方互致友好的外交信号 ,运用非言语行为进行对话、沟通 ,表明 政策方向变化的过程。1969年 12月 3日 ,美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一次公开的时装表演结束前 主动同中国外交官交谈 ,表达了希望能同中方进行会谈的愿望。中方在 1969年 12月 7日释放了两名 乘游艇误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美方取消了太平洋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这种无声的信号都被 对方及时捕捉到 ,并得以正确地解读 ,从而为开启沟通渠道营造了较为缓和的氛围。其次 ,公开渠道与 秘密渠道 ( back channel)并用。华盛顿一方面运用传统外交手段同北京进行华沙大使级公开会谈 , ②另 一方面又同时探求秘密的巴基斯坦渠道。公开渠道可以引导社会舆论 ,为中美关系解冻营造有利的政 治氛围 ;秘密渠道可以避免外界干扰 ,易取得实质性进展。此外 ,华盛顿采用的“双轨并行 ”方式有效地 避免了官僚体制内部 ———国务院和国安会之间的分歧与摩擦。尼克松政府奉行的“秘而不宣 ,小圈子 运作 ”的“秘密外交 ”,虽有悖于传统外交模式 ,但却取得了重要突破。再次 ,华盛顿选取可靠的“第三 方 ”做中美关系改善的中间人。一方面 ,弱化意识形态因素 ,选择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做中 间人 ;另一方面 ,选用可靠的命令执行者或“信使 ”传递信息。希拉利具有职业外交官的良好素质 ,具有 克尽职守、严守机密、做事谨慎、考虑周全的优点 ,并且同基辛格私交甚笃。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改善 同中国的关系 ”这一政策具有连续性和持久性。从 1969年 1月 21日尼克松入主白宫对 135次华沙会 谈寄予厚望 ,到 1970年 1月 20日举行 135次会谈 ,相隔仅一年的时间 ;从 1969年 8月 1日尼克松请叶 海亚做中美关系解冻的“中间人 ”,到 1971年 4月 27日基辛格得知周恩来同意与美国特使在北京会晤 , 相隔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 ,华盛顿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和信心 ,在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一问题 上未表现出丝毫的动摇。虽然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意见分歧 ,但只局限在具体实施步骤和方式 上 ,而非质疑政策本身。正如尼克松给叶海亚的一封信中所写道的 :“你知道我有兴趣和中国领导人进 行更深入的会谈 ,尽管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我不会放弃。正如你所知道的 ,我们在探求同中国接 触的一切可能。” [ 13 ]在具体实施步骤上 ,华盛顿做到了计划周详、谨慎。在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向北京传 递信息时 ,为确保中方能够有效地接受美方的建议 ,每次传递的信息不超过两条 ,做到了循序渐进、步步 深入。虽然华盛顿非常希望能尽快同北京直接进行秘密对话 ,但在节奏的把握上适度 ,力求做到不急不 缓 ,以免给中国留下过于急切的印象 ,从而避免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四 尼克松政府之所以能开启同中国对话的大门 ,是因为中美高层领导人都有改善双边关系的强烈意 愿 ,抵御苏联的扩张成为二者最大的共同利益。然而 ,战场上曾兵戎相向 ,长期对抗的敌对国家在开启 沟通渠道初始阶段 ,“预热 ”时间较长。尼克松原本选择了两个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 ,一个是较 温和的资本主义国家 ———巴基斯坦 ,另一个是较温和的社会主义国家 ———罗马尼亚充当“中间人 ”, [ 21 ] 并借联合国 25周年庆祝活动之机 ,分别向叶海亚和齐奥赛斯库表达了希望同中国举行更高层次会谈的 75 ① ② 共和党人 ,曾在华盛顿任律师 , FB I特工 ,曾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任美驻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 有关 135、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作用 ,详见拙作 :《华沙渠道与中美关系解冻 1969 - 1972———华盛顿决策 内幕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7年第 2期 ,第 94 - 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