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 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尤其要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 为祖国两弹一星”事业鞠躬尽瘁的建设功臣是大公无私的典范。毫不考虑个人安危、不计较功利目的的见 义勇为行为也属于大公无私层次。为救感染SARS病毒病人甘冒生命危险、勇于献身的白衣天使是新时 实践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生目的的光辉榜样。尽管目前能达到这一层次的人不是很多,但作 为一种努力方向,将鼓励人们不断向着崇高的人生目的迈进 22人生目的的义与利 在确立人生目的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人生目的的义与利问题 义利关系问题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层面。首先,义是指道德准则、要求,利是指物质利益,义利关系指道 德与利益的关系,或者说是精神追求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其次,因为道德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反映,义在本 质上代表着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所以义利关系又是公利与私利的关系 对于义利关系,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和争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但从总体 上说来,在中国的道德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重义轻利、公利为上、以义制利的原则 孔子最早为义定位。他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孔子所说的义包 括很多方面,如从道德上讲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要人们的言行符合”周礼”的行为规范,也就 是符合义。从人生观、价值观意义上,孔子把义看作人生价值的重要内容,要求人们”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应该说,孔子并不是完全否定利的,他把利界定为个人私利,在处 理义利关系上,要求人们见利思义。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义利观,并且把义利关系推向对立的极端。他说:"王 者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己矣。"荀子常常公、义并提,私、利并用,把公义与私欲、公道与私事相对应, 明明白白地把义规定为君父所代表的公利。例如,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公义胜私欲”。 荀子曰:"以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主张以义制私利 与主张重义轻利的儒家义利观不同,墨家推崇义利并重的义利观。墨子认为:"天下莫贵于义”,但对义的 理解与儒家不同,他们以”利”为义之标准,曰:"义,利也〃,把义解释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 子强调义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可以”利人”,而所利之人,指的是众人、人类,对个人利益则不很关心。墨 子曰:"夫义,天下之大器也”。义也就是能给普天下都带来利益的最有用、最重要的东西。利则是天下 国家、人民之大利、公利。墨家反对私利,因为私利是与仁义背道而驰的。 儒、墨两家讨论义利概念时有共同处:都轻视或反对私利,墨家把私利基本排除在利之外。区别在于:儒 家义利概念大致有公利和私利、道义和功利两层内涵:墨家没有涉及第二层。其次,儒家在价值导向意义 上的利主要指私利,义反映和代表着公利,义利由此被对立起来:墨家把义通约为利,把利又规定为公利 义利由此被统一起来 法家反对代表奴隶主阶级的义,作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提出了代表自身阶级利益的行为准则, 即重利轻义说。法家把代表本阶级的私利上升为公利并以此来限制普通民众的利益。他们反对"同利”说 指出臣主之利不同。他们主张”去私行公”,即维护封建国家及君主之利,抑制臣民百姓的私行小利。在公 利与私利的关系上,他们强调以赏罚为手段,行公义,私利服从公利。可见,在把公利放在第一位这一点 上,法家与儒、墨重义的思想相通 义利论作为伦理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其重要职能是,为所在的时代和社会确立价值标准、价值导向。儒墨 两家在一些观点上虽然有差异,但在根本目的上却异中有同:墨家的根本目的始终是天下、国家、民众之 大利。儒家在理论上先义后利,其最终目的指向以君父为核心的宗法秩序及其利益要求。法家的义利理论 也是要维护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义利关系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古代的等级制度中,统治者总是用自己的阶级私利冒充公利, 这样重义轻利、公利为上的思想,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压制劳动人民利益的性质。随着社会对抗的加深,重 义轻利进一步发展成为崇义贬利。汉朝董仲舒说:"正其宜(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从此义被 奉为至上。以利益分贵贱。视利益为祸水。求财是庶民百姓。宋明时期,崇义贬利发展到极端,认为尽人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 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尤其要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 为祖国“两弹一星”事业鞠躬尽瘁的建设功臣是大公无私的典范。毫不考虑个人安危、不计较功利目的的见 义勇为行为也属于大公无私层次。为救感染 SARS 病毒病人甘冒生命危险、勇于献身的白衣天使是新时期 实践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生目的的光辉榜样。尽管目前能达到这一层次的人不是很多，但作 为一种努力方向，将鼓励人们不断向着崇高的人生目的迈进。 2.2 人生目的的义与利 在确立人生目的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人生目的的义与利问题。 义利关系问题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层面。首先，义是指道德准则、要求，利是指物质利益，义利关系指道 德与利益的关系，或者说是精神追求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其次，因为道德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反映，义在本 质上代表着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所以义利关系又是公利与私利的关系。 对于义利关系，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和争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但从总体 上说来，在中国的道德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重义轻利、公利为上、以义制利的原则。 孔子最早为义定位。他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所说的义包 括很多方面，如从道德上讲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要人们的言行符合“周礼”的行为规范，也就 是符合义。从人生观、价值观意义上，孔子把义看作人生价值的重要内容，要求人们“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应该说，孔子并不是完全否定利的，他把利界定为个人私利，在处 理义利关系上，要求人们见利思义。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义利观，并且把义利关系推向对立的极端。他说：“王 者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荀子常常公、义并提，私、利并用，把公义与私欲、公道与私事相对应， 明明白白地把义规定为君父所代表的公利。例如，“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 “公义胜私欲”。 荀子曰：“以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主张以义制私利。 与主张重义轻利的儒家义利观不同，墨家推崇义利并重的义利观。墨子认为：“天下莫贵于义”，但对义的 理解与儒家不同，他们以“利”为义之标准，曰：“义，利也”，把义解释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 子强调义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可以“利人”，而所利之人，指的是众人、人类，对个人利益则不很关心。墨 子曰：“夫义，天下之大器也”。义也就是能给普天下都带来利益的最有用、最重要的东西。利则是天下、 国家、人民之大利、公利。墨家反对私利，因为私利是与仁义背道而驰的。 儒、墨两家讨论义利概念时有共同处：都轻视或反对私利，墨家把私利基本排除在利之外。区别在于：儒 家义利概念大致有公利和私利、道义和功利两层内涵；墨家没有涉及第二层。其次，儒家在价值导向意义 上的利主要指私利，义反映和代表着公利，义利由此被对立起来；墨家把义通约为利，把利又规定为公利， 义利由此被统一起来。 法家反对代表奴隶主阶级的义，作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提出了代表自身阶级利益的行为准则， 即重利轻义说。法家把代表本阶级的私利上升为公利并以此来限制普通民众的利益。他们反对“同利”说， 指出臣主之利不同。他们主张“去私行公”，即维护封建国家及君主之利，抑制臣民百姓的私行小利。在公 利与私利的关系上，他们强调以赏罚为手段，行公义，私利服从公利。可见，在把公利放在第一位这一点 上，法家与儒、墨重义的思想相通。 义利论作为伦理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其重要职能是，为所在的时代和社会确立价值标准、价值导向。儒墨 两家在一些观点上虽然有差异，但在根本目的上却异中有同：墨家的根本目的始终是天下、国家、民众之 大利。儒家在理论上先义后利，其最终目的指向以君父为核心的宗法秩序及其利益要求。法家的义利理论 也是要维护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义利关系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古代的等级制度中，统治者总是用自己的阶级私利冒充公利， 这样重义轻利、公利为上的思想，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压制劳动人民利益的性质。随着社会对抗的加深，重 义轻利进一步发展成为崇义贬利。汉朝董仲舒说：“正其宜（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从此义被 奉为至上。以利益分贵贱。视利益为祸水。求财是庶民百姓。宋明时期，崇义贬利发展到极端，认为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