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损害。有数据指出，在我国人流和活产比例为60%，即每出生100个婴儿， 就有60个适龄女性实施了人工流产，育龄妇女27%以上做过人流手术，而在禁 止强制上环以前，上环等手术则更加普遍。妇女以身体承受的各种不适、疼痛、 病变、医疗意外等所达到的程度，确实是触目惊心，我小时候在医院里看到的， 只是万千这种故事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当我看到大量关于人流的报告，听说妇产科每天有忙不完的人流手术要做， 我就想，这一切不仅是深刻地伤害了妇女的健康，也影响了我们对生命的珍惜与 重视。我绝对不反对妇女有人流的权利，而是说，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足够的教育 和有效的措施去防止意外怀孕，如果一个社会鼓励甚至强迫妇女做人流，这样做 的结果是，生命在我们心目中的神圣意义逐渐被减淡。因为我们有权随时中断一 个生命的孕育而不引发太多的争议，我们的社会几乎没有对于胎儿生命价值的论 争与思考：我们甚至对超过六个月的胎儿进行引产，不管是为了不超生，还是为 了性别选择，我们对待胎儿这个弱小的生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跟我们对待弱势 群体一样，当我们弃置了对弱小生命的体恤，蛮横和暴力就会更轻易得逞。 三、生育“住院化” 1980年代之后，农村的生育经历了从在家生产到必须在医院生产的所谓“住 院化”的过程。以前持证接生的接生婆逐渐失去了工作，如今，接生婆已经被视 为非法的职业了。从卫生管理的角度看，这种医院化的管理是为了让妇女在生育 时获得更加安全的医疗条件。1980年之后，大部分第一次生育的农村妇女都到 医院里生孩子。在我母亲那一代妇女看来，年轻一代的妇女无疑是幸福的、幸运 的，但她们却没有了上一辈妇女在生育时的那种主动参与的精神。妇女到医院生 孩子，基本上就什么都得听医生的，上了手术床，就什么都作不得主了。无独有 偶，世界的妇女运动也挑战医院产科接生的方法与对待产妇的态度，认为医院只 是把妇女看作被动生育的机器，不是发挥她们的内在动力，而是以产钳、催产剂、 剖腹产等手段来替代。如今，西方一些发达的国家又倡导在家生产，倡导医院配 备助产士，她们还有大量的实践证明，助产士使得生育的时间缩短、并使剖腹产 的几率大大下降。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中国农村，妇女遇到的问题更加复杂，首当其冲的是住院生产带来的经济 负担。我的邻居阿莲在1987年生第一胎，由于难产，她在医院里住了三天才把 孩子生下来，又由于她身体比较虚弱，产后注射的大量抗生素让她根本无法起床， 只得继续住院，奶水也严重不足。等她出院时，三千多元的帐单等着她，而孩子 又需要吃奶粉，对于赤贫的家庭而言，这个负担实在太沉重了。她出院后给村里 人的建议就是：孩子生下来就回家。天价的住院费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出现在其她 妇女的帐单上，逐渐地，我们村里形成了这样的“文化”：生完孩子就以各种理 由离开，很少人按照医嘱去药房购买并服用消炎药。很多妇女都明白，家庭其实健康的损害。有数据指出，在我国人流和活产比例为 60%，即每出生 100 个婴儿， 就有 60 个适龄女性实施了人工流产，育龄妇女 27％以上做过人流手术，而在禁 止强制上环以前，上环等手术则更加普遍。妇女以身体承受的各种不适、疼痛、 病变、医疗意外等所达到的程度，确实是触目惊心，我小时候在医院里看到的， 只是万千这种故事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当我看到大量关于人流的报告，听说妇产科每天有忙不完的人流手术要做， 我就想，这一切不仅是深刻地伤害了妇女的健康，也影响了我们对生命的珍惜与 重视。我绝对不反对妇女有人流的权利，而是说，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足够的教育 和有效的措施去防止意外怀孕，如果一个社会鼓励甚至强迫妇女做人流，这样做 的结果是，生命在我们心目中的神圣意义逐渐被减淡。因为我们有权随时中断一 个生命的孕育而不引发太多的争议，我们的社会几乎没有对于胎儿生命价值的论 争与思考；我们甚至对超过六个月的胎儿进行引产，不管是为了不超生，还是为 了性别选择，我们对待胎儿这个弱小的生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跟我们对待弱势 群体一样，当我们弃置了对弱小生命的体恤，蛮横和暴力就会更轻易得逞。 三、生育“住院化” 1980 年代之后，农村的生育经历了从在家生产到必须在医院生产的所谓“住 院化”的过程。以前持证接生的接生婆逐渐失去了工作，如今，接生婆已经被视 为非法的职业了。从卫生管理的角度看，这种医院化的管理是为了让妇女在生育 时获得更加安全的医疗条件。1980 年之后，大部分第一次生育的农村妇女都到 医院里生孩子。在我母亲那一代妇女看来，年轻一代的妇女无疑是幸福的、幸运 的，但她们却没有了上一辈妇女在生育时的那种主动参与的精神。妇女到医院生 孩子，基本上就什么都得听医生的，上了手术床，就什么都作不得主了。无独有 偶，世界的妇女运动也挑战医院产科接生的方法与对待产妇的态度，认为医院只 是把妇女看作被动生育的机器，不是发挥她们的内在动力，而是以产钳、催产剂、 剖腹产等手段来替代。如今，西方一些发达的国家又倡导在家生产，倡导医院配 备助产士，她们还有大量的实践证明，助产士使得生育的时间缩短、并使剖腹产 的几率大大下降。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中国农村，妇女遇到的问题更加复杂，首当其冲的是住院生产带来的经济 负担。我的邻居阿莲在 1987 年生第一胎，由于难产，她在医院里住了三天才把 孩子生下来，又由于她身体比较虚弱，产后注射的大量抗生素让她根本无法起床， 只得继续住院，奶水也严重不足。等她出院时，三千多元的帐单等着她，而孩子 又需要吃奶粉，对于赤贫的家庭而言，这个负担实在太沉重了。她出院后给村里 人的建议就是：孩子生下来就回家。天价的住院费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出现在其她 妇女的帐单上，逐渐地，我们村里形成了这样的“文化”：生完孩子就以各种理 由离开，很少人按照医嘱去药房购买并服用消炎药。很多妇女都明白，家庭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