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又在医院认识了另外两个母亲，因为她们的小孩都是两岁，需要 人帮忙照顾孩子。这两个母亲都是来自同一个村子，相似的命运让她们成为了好 朋友：她们都在同一个早上在屋外生下了孩子。阿莲生的是第二胎，天没亮时她 去厕所，厕所离她家有几十米，没想到还没进去就觉得要生了，她不敢再进去， 就在厕所门外坐着，很快就把孩子生下来了，幸亏很快有人经过，给她喊了接生 婆。另一个母亲阿芬生的是第四胎，属于超生的，为了逃避计划生育工作队的检 查，她怀孕期间一直住在亲戚家，她觉得临产了，就一大早从亲戚家赶回来，因 为亲戚不欢迎外人在自己家里生产，那样不吉利。可是阿芬还没回到村里，就在 田埂上把孩子生下来了。村里人管这两个孩子一个叫“厕所妹”，一个叫“田埂 妹”，这些笑谈背后是多么惊心动魄的场景啊！我时常想，要是母亲在厕所或田 埂生下我，我的一生定然会带着对大自然，对人生特殊的嗅觉，又或者，我根本 不会那么坚强和幸运地生存下来。 二、生育文化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生育并不是纯粹的“十月怀胎、瓜熟蒂落”的自然生理 过程，生育是一种文化，文化限制了妇女在哪里生育，怎样生育，谁可以参与， 谁需要回避等等。生育在社会文化之中逐渐发展出各种仪式，以表达这个族群对 出生、生命的看法。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中，妇女不适宜在别人家里生孩子，因为 生产的排泄物被认为是污秽的，这些血污会威胁到这个家庭的人丁兴旺。同时， 产后的妇女是比较脆弱的，很容易受感染，这样，为了保护产妇，产妇坐月子的 房间是不欢迎外人进入的。逐渐地，产妇就被看作是脆弱的、可能会带来灾难的。 在我看来，那些要求妇女回家生产的习俗，也是男人要保证其“血缘纯正” 的系列措施之一，从历史来看，不仅未出阁的少女要深居简出，出嫁了的妇女也 应该是以家为主要活动场所。20世纪社会和制度的深刻变迁，使得妇女已经走 出了家门，但生育的习俗却保留下来了。对于“田埂妹”的母亲阿芬来说，她因 计划生育的新政策而不能在家里待产，又因传统习俗而不可以在别人家里生产， 其风险就可想而知了。 生育从来就不是纯粹个人的选择与家庭的规划，它必然受到社会、经济、文 化和人口政策的影响。关于新中国后的人口政策，众所周知的是错批了马寅初一 人，多生了几亿。且不说这说法是否准确，因为有人指出，邵力子才是第一个提 出避孕和节育的学者。我想说的是，国家的每一项政策都是妇女切切实实地用身 体去承担了。当国家号召人们多生多育时，妇女一生有十几年在怀孕、哺乳和抚 养孩子；当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时，是那些依然受着传统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和 重男轻女等观念影响的妇女还得继续多生，是她们在承担着与法律作对的罪名， 并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着额外的生育的风险：而在上环、人流、引产、结扎这俗称 为“四术”的计划生育方法中，妇女也承受了这些手术带来的很多的不便以及对后来，我们又在医院认识了另外两个母亲，因为她们的小孩都是两岁，需要 人帮忙照顾孩子。这两个母亲都是来自同一个村子，相似的命运让她们成为了好 朋友：她们都在同一个早上在屋外生下了孩子。阿莲生的是第二胎，天没亮时她 去厕所，厕所离她家有几十米，没想到还没进去就觉得要生了，她不敢再进去， 就在厕所门外坐着，很快就把孩子生下来了，幸亏很快有人经过，给她喊了接生 婆。另一个母亲阿芬生的是第四胎，属于超生的，为了逃避计划生育工作队的检 查，她怀孕期间一直住在亲戚家，她觉得临产了，就一大早从亲戚家赶回来，因 为亲戚不欢迎外人在自己家里生产，那样不吉利。可是阿芬还没回到村里，就在 田埂上把孩子生下来了。村里人管这两个孩子一个叫“厕所妹”，一个叫“田埂 妹”，这些笑谈背后是多么惊心动魄的场景啊！我时常想，要是母亲在厕所或田 埂生下我，我的一生定然会带着对大自然，对人生特殊的嗅觉，又或者，我根本 不会那么坚强和幸运地生存下来。 二、生育文化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生育并不是纯粹的“十月怀胎、瓜熟蒂落”的自然生理 过程，生育是一种文化，文化限制了妇女在哪里生育，怎样生育，谁可以参与， 谁需要回避等等。生育在社会文化之中逐渐发展出各种仪式，以表达这个族群对 出生、生命的看法。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中，妇女不适宜在别人家里生孩子，因为 生产的排泄物被认为是污秽的，这些血污会威胁到这个家庭的人丁兴旺。同时， 产后的妇女是比较脆弱的，很容易受感染，这样，为了保护产妇，产妇坐月子的 房间是不欢迎外人进入的。逐渐地，产妇就被看作是脆弱的、可能会带来灾难的。 在我看来，那些要求妇女回家生产的习俗，也是男人要保证其“血缘纯正” 的系列措施之一，从历史来看，不仅未出阁的少女要深居简出，出嫁了的妇女也 应该是以家为主要活动场所。20 世纪社会和制度的深刻变迁，使得妇女已经走 出了家门，但生育的习俗却保留下来了。对于“田埂妹”的母亲阿芬来说，她因 计划生育的新政策而不能在家里待产，又因传统习俗而不可以在别人家里生产， 其风险就可想而知了。 生育从来就不是纯粹个人的选择与家庭的规划，它必然受到社会、经济、文 化和人口政策的影响。关于新中国后的人口政策，众所周知的是错批了马寅初一 人，多生了几亿。且不说这说法是否准确，因为有人指出，邵力子才是第一个提 出避孕和节育的学者。我想说的是，国家的每一项政策都是妇女切切实实地用身 体去承担了。当国家号召人们多生多育时，妇女一生有十几年在怀孕、哺乳和抚 养孩子；当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时，是那些依然受着传统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和 重男轻女等观念影响的妇女还得继续多生，是她们在承担着与法律作对的罪名， 并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着额外的生育的风险；而在上环、人流、引产、结扎这俗称 为“四术”的计划生育方法中，妇女也承受了这些手术带来的很多的不便以及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