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统计学的现象,是一种显然与理论相关的总趋势。 种历史理论,比如我所试图创立的历史理论,必须涉及到这 类一般现象,它必须适用于按那种方法表达出来的历史。这种历 史决不是整个历史。我已设法澄清这点,即我并不认为理论应适 用于整个历史。还有另一种历史理论与这类一般问题无关;它把 从个人方面来叙述他们的事业、他们的性格、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种优点。它必须涉及到著名的人物(这是某些有现代癖好 的人所受不了的),因为只有这种著名人物能在身后留下足够的记 录,使我们有可能亲自与他们接触。有时我们可以通过他们自己 的作品直接同他们接触,有时只能间接地与他们联系,这时他们留 下的大量东西就要靠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的娴熟技艺去复活了 我确信这种历史决不会被人低估其价值的,就是在这里它也是恰 当的;因为把一个人的想像力运用在过去的事情上是危险的 即使是为“理论的”目的所需要的——除非它已被那“老式的历史 学著作弄得颇有生气。① 最后经济学家展开其前提的方式是通过向自己提出下列问 题:“如果我处在那个地位我应做些什么?这个问句后面必须加上 这样一句修饰语:“如果我是那种人”,如果我是一个中世纪的商人 或一个希腊的奴隶主!只有已感觉到了自己像什么人才能开始猜 测 现在可以着手来描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了。这是一种理论 ①虽然从老式的历史著作(如麦考莱的著作)过渡到新的历史著作(新《剑桥现 代史》就是其中突出的例)也许似乎可以使历史学家更接近于经济学家,但甚至从后 面这种人的观点来看,这也不是一种纯粹有利的事。经济学家非常容易忘记,他的模 式中的“行动者”(如果这些模式实际上是有用的)至少应该具有现实人的一种符征,即 他们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因此他们必须按照看来好像可以实现的那些可能性来 作出决策,但这些可能性(如我们现在根据事后的认识所了解的)并不会被实现。外交 史乍看起来似乎属于离经济学最远的历史门类,但既然应急计划在外交史的文献中处 于最明显的地位,它对经济学家是很有教益的。我将在下面的篇幅中回忆这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