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一般现象还是个别历史事实。当我们注意的是一般现象时, 理论(经济理论或其它社会理论)便可能是合适的,反之则往往不 合适。 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假定我们认为(根据某些说法这是一种很 有趣的看法)如果路易十六不那么懒散和疏忽大意,就不会有法国 大革命①——就是说,如果他像他的先辈路易十四或西班牙的菲 利普二世那样恰好具有一个真诚的国民公仆的长处,革命本来是 可以避免的——那么从那个角度看来法国大革命就会是一个个别 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可以应用历史理论的现象之一。虽然如此,还 可以从与之不同的另外一些角度去看待法国革命。如果我们把它 看作是社会变革的一种表现,这种变革即使法国处于开明君主统 治下也会出现而且确实潜移默化地在其它国家出现了,那么法国 革命会成为一种比较一般的现象的一个特例,这在理论上便可以 进行讨论了。或者,如果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权力集中的原因,使 个人的缺点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原因,那么又可以归入一个理论 问题,虽然与前者相比经济问题更少。但在法国革命这一事实的 表面下大量起作用的正是这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作为一个明显的对比,可以考虑一下英国的“工业革命”,即差 不多同时进行的英国工业组织的变革。一些详细的传记可以把那 场革命的某些情节记述下来,而且已经作了记述。但没有一本传 记把它当作中心。没有人会忽发奇想地认为有那么一个特殊的 人、一个发明家或企业家,离了他的活动英国工业革命就不能出 现。②尽管含有工业革命是一个大事件这样一种意义,但它本身是 ①马德琳说:“路易十六讨厌他的工作”(革命》,巴黎,1933年,第29页)。 ②有一位经济史家愉快地试图用传记形式叙述美国工业革命的许多情节(休 斯:《生气勃勃的几个人》,波士顿,1966年)。但是我并不认为(而且我也并不猜想休斯 教授会认为)它会使我的论点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