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前闻5描评訖2019年第5期 es)对假新闻、谣言等进行了区分,它认为:假新闻是那些有意制造信息、传播欺骗性内容或严重扭曲 实际新闻的报道,而谣言则是流言蜚语、八卦、含沙射影和未经证实的主张。第二类则宽泛定义或 混同使用。2018年,《科学》杂志刊载的《假新闻科学》一文将“假新闻”定义为:“捏造信息,它模仿 新闻媒体内容的形式,而不是组织过程或意图。反过来,假新闻媒体缺乏新闻媒体的编辑规范和程 序,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度。虚假新闻与其他信息障碍重叠,例如错误信息(虚假或误导性信 息)和虚假信息(虚假信息被传播以欺骗人们)。”9佩蒂亚·吉维的定义类似,认为“假新闻是一种 恶意或故意传播错误信息的方式,无论是通过传统新闻媒体还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其目的都是为 了获得财政或政治上的利益而进行误导”10。基本不加区分混用的情况也较为普遍,纵观2010年 来的假新闻研究,无论是研究著述还是媒体报道,无论是题目中是否同时岀现这些术语的组合,很 多硏究者都仅仅把它们作为一个习以为常的术语不加辨析地使用。但若想打击假新闻,清晰界定假 新闻的概念无疑极为重要,阿克塞尔·格尔菲特、戴维·克雷恩等众多学者都持上述观点。国外假 新闻研究之所以混同使用这些术语的原因不在于它们没有区别,而在于:一是,社交媒体时代假新 闻、错误信息与谣言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相较于假新闻的发生与影响机制、危害与治理等方面研究的 紧迫性,明确区分它们在假新闻研究的价值序列上并不具有优先性。二是,假新闻定义与认定标准 涉及复杂的意识形态分歧、派别斗争,利益不同,立场不同,观点自然各异。 (三)假新闻的识别及其发展特征的研究 面对假新闻泛滥,教会民众识别假新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查理·琼斯列举了八种方法:不 可靠的来源、不切实际的头条新闻、不寻常的URL链接、过时、格式不佳、未经验证的图像、无法识别 的作者以及恶作剧或幽默。《批判性思维》的作者彼得·法乔恩则提出了十种方法来辨别假新闻。 米切尔·米勒则认为假新闻多融入故事中,因此,必须学会从小说图书馆绑定中分离真相022018 年美国中期选举来临之际,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工作人员在纽约街头设立快闪报摊,展示假新闻报刊, 以教育民众正确判断新闻真假。另外,很多图书馆、高校官网上也纷纷开设鉴别假新闻方法的网页 社交媒体时代,假新闻产业化、智能化与武器化的发展特征日益明显。2017年芭芭拉·马特奇奇的 调査报告《在韦莱斯遇见假新闻的生产者》揭开了马其顿小城的假新闻制造产业链。假新闻的泛滥 与算法、社交机器人等人工智能的推波助澜密不可分,斯坦福大学的埃切韦里与卡卡沃利研究了谷 歌在假新闻与错误消息传播中的角色,戴维·萨普特则在《过载:从脸书、谷歌到假新闻、过滤气 泡》一书中剖析了网络科技公司的算法是如何通过散播假新闻进而控制我们生活的。算法助长 假新闻的威力,也促进了算法权力研究的序幕,泰纳·布赫在《如果……那么:算法权力与政治》一书 中硏究了算法权力与政治的关系逻辑,格雷厄姆·梅克尔、亚伦·赫斯与艾博·戴维森也都卓有成 效地硏究了算法权力。安德鲁·査德威克、邵程程则研究了社交机器人在传播假新闻中的作用。 “通俄门”持续发酵推动着假新闻的武器化研究,布赖恩·麦克奈尔在《假新闻:新闻业中的虚假,制 造和幻想》一书中指出,假新闻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战场上的重要武器。乔治·弗里德曼、尼尔·麦克 法夸尔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俄罗斯把假新闻武器化、干预美国大选。尼古拉·米尔茨直言:“由 社交媒体驱动的故意误导信息已经证明是战争中最有效的武器,也是传播‘假新闻’的有力 (四)假新闻的发生与影响机制研究 假新闻”2017年才作为年度热词出现,相较之下,网络传播研究的时间要长得多,涌现了诸多 创新性理论。从本质上来说,社交媒体时代的假新闻仍然属于网络信息传播的范畴,因此,这些创新 性理论同样为假新闻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一是,假新闻泛滥与人类认知缺 陷之间逻辑关系的论证性理论。学界公认人类的认知缺陷是假新闻泛滥的重要原因,相关研究极为 深刻。阿恩·罗茨通过实验研究表明,公布真相对于认知能力高的人来说是有效的,但“即使在最佳 情况下,不正确信息的初始影响也不能简单地通过指出这些信息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在认知能力相es)对假新闻、谣言等进行了区分,它认为:假新闻是那些有意制造信息、传播欺骗性内容或严重扭曲 实际新闻的报道,而谣言则是流言蜚语、八卦、含沙射影和未经证实的主张[8] 。 第二类则宽泛定义或 混同使用。 2018 年,《科学》杂志刊载的《假新闻科学》一文将“假新闻”定义为:“捏造信息,它模仿 新闻媒体内容的形式,而不是组织过程或意图。 反过来,假新闻媒体缺乏新闻媒体的编辑规范和程 序,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虚假新闻与其他信息障碍重叠,例如错误信息(虚假或误导性信 息)和虚假信息(虚假信息被传播以欺骗人们) 。” [9] 佩蒂亚·吉维的定义类似,认为“假新闻是一种 恶意或故意传播错误信息的方式,无论是通过传统新闻媒体还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其目的都是为 了获得财政或政治上的利益而进行误导” [10] 。 基本不加区分混用的情况也较为普遍,纵观 2010 年 以来的假新闻研究,无论是研究著述还是媒体报道,无论是题目中是否同时出现这些术语的组合,很 多研究者都仅仅把它们作为一个习以为常的术语不加辨析地使用。 但若想打击假新闻,清晰界定假 新闻的概念无疑极为重要,阿克塞尔·格尔菲特、戴维·克雷恩等众多学者都持上述观点。 国外假 新闻研究之所以混同使用这些术语的原因不在于它们没有区别,而在于:一是,社交媒体时代假新 闻、错误信息与谣言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相较于假新闻的发生与影响机制、危害与治理等方面研究的 紧迫性,明确区分它们在假新闻研究的价值序列上并不具有优先性。 二是,假新闻定义与认定标准 涉及复杂的意识形态分歧、派别斗争,利益不同,立场不同,观点自然各异。 (三)假新闻的识别及其发展特征的研究 面对假新闻泛滥,教会民众识别假新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查理·琼斯列举了八种方法:不 可靠的来源、不切实际的头条新闻、不寻常的 URL 链接、过时、格式不佳、未经验证的图像、无法识别 的作者以及恶作剧或幽默。 [11] 《批判性思维》的作者彼得·法乔恩则提出了十种方法来辨别假新闻。 米切尔·米勒则认为假新闻多融入故事中,因此,必须学会从小说图书馆绑定中分离真相。 [12] 2018 年美国中期选举来临之际,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工作人员在纽约街头设立快闪报摊,展示假新闻报刊, 以教育民众正确判断新闻真假。 另外,很多图书馆、高校官网上也纷纷开设鉴别假新闻方法的网页。 社交媒体时代,假新闻产业化、智能化与武器化的发展特征日益明显。 2017 年芭芭拉·马特奇奇的 调查报告《在韦莱斯遇见假新闻的生产者》揭开了马其顿小城的假新闻制造产业链。 假新闻的泛滥 与算法、社交机器人等人工智能的推波助澜密不可分,斯坦福大学的埃切韦里与卡卡沃利研究了谷 歌在假新闻与错误消息传播中的角色[13] ,戴维·萨普特则在《过载:从脸书、谷歌到假新闻、过滤气 泡》一书中剖析了网络科技公司的算法是如何通过散播假新闻进而控制我们生活的[14] 。 算法助长 假新闻的威力,也促进了算法权力研究的序幕,泰纳·布赫在《如果……那么:算法权力与政治》一书 中研究了算法权力与政治的关系逻辑,格雷厄姆·梅克尔、亚伦·赫斯与艾博·戴维森也都卓有成 效地研究了算法权力。 安德鲁·查德威克、邵程程则研究了社交机器人在传播假新闻中的作用。 “通俄门”持续发酵推动着假新闻的武器化研究,布赖恩·麦克奈尔在《假新闻:新闻业中的虚假,制 造和幻想》一书中指出,假新闻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战场上的重要武器。 乔治·弗里德曼、尼尔·麦克 法夸尔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俄罗斯把假新闻武器化、干预美国大选。 尼古拉·米尔茨直言:“由 社交媒体驱动 的 故 意 误 导 信 息 已 经 证 明 是 战 争 中 最 有 效 的 武 器, 也 是 传 播 ‘ 假 新 闻’ 的 有 力 工具。” [15] (四)假新闻的发生与影响机制研究 “假新闻”2017 年才作为年度热词出现,相较之下,网络传播研究的时间要长得多,涌现了诸多 创新性理论。 从本质上来说,社交媒体时代的假新闻仍然属于网络信息传播的范畴,因此,这些创新 性理论同样为假新闻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 一是,假新闻泛滥与人类认知缺 陷之间逻辑关系的论证性理论。 学界公认人类的认知缺陷是假新闻泛滥的重要原因,相关研究极为 深刻。 阿恩·罗茨通过实验研究表明,公布真相对于认知能力高的人来说是有效的,但“即使在最佳 情况下,不正确信息的初始影响也不能简单地通过指出这些信息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在认知能力相 ·62· 2019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