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 未成年人参与人体试验的正当性要素及其规范。受试者参与人体试验的唯一正当化基础 在于受试者自主的知情同意，而未成年人由于无法有效行使其知情同意权，不能成为受试者， 除非人体试验对于该受试者具有医疗利益。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保罗·拉姆齐教授看来，未成 年人参与人体试验，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试验对受试者具有直接医疗利益，以及其父母 或者监护人在充分了解试验信息基础上的同意。 伦理审查对受试者合法权利的保护。伦理审查是保障人体试验受试者权利的首要机制。 在对“黄金大米”事件进行调查时，有专家指出“不管是伦理审查还是监督，大多流于形式。 科研机构基本上都是自己的伦理委员会审查自己的项目，各级委员会之间极少通联，也很少到 行政主管单位备案报批…多数伦理委员会都没进行跟踪检查，因为伦理委员会专家一般是 兼职的，招之来审，审之就过，过完就散，对于一些擅自改变试验时间、地点、方式的，伦委会很 难发现，叫停与问责更无可能。”例这就应当重新构建我国的伦理审查机制，即建立独立于研 究机构的行政审查机构，辅之以卫生行政机关的监督，能更好地保障伦理审查机制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强化和完善伦理审查的利益冲突与回避机制：伦理审查机构中应有代表受试未成 年人利益的委员：加强伦理审查机构对人体试验活动的后续监管。 3.2风险时代技术理性的规约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看，技术的逻辑就像“打开了一扇门”，它开放了一些可能性，又 限制了一些可能性，既确立和彰显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又透过对现代性意识、思维和目标指 向的渗透形成了新的、更为完整的束缚。随着技术理性与人们物质利益追求的紧密结合，人 的行为模式和认知体系被重塑，技术性思维成为现代社会最具普遍化特征的思维范式。技术 理性泛滥常常表现为只关心合乎目的的手段，而不追问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只注重技术的应 用，而忽略事物的意义：只考虑效率的绝对优先地位，却漠视人的价值与存在。 那么风险时代技术理性的规约之途，应当如何走？首先，引导技术祛魅的一个关键问题在 于如何透过社会风险意识启蒙褪去技术的“进步”光环，使对技术的考量不仅仅停留在经济 社会效益基础之上，而是综合的关心技术收益与风险两个方面，促使人们在作出技术决策时 首先考虑未来可能的风险因素。将技术祛魅过程视为技术收益与风险的再平衡，透过社会风 险意识启蒙、公共对话与道德法治规约，促使技术角色的合理回归，弥合技术理性与社会理 性之间的深深裂痕。其次，并不平坦的规约之途也依赖于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和解。 “黄金大米”事件让人们看到的恰恰不是关系的融洽，而是关系僵化引发的冲突和断裂。专 家系统试图用“纯粹的科学知识”说服社会大众接受其主张，却又“高傲”的不愿倾听对方 的言辞。这无疑将促使原本就缺乏信任的社会运作环境进一步恶化，并将导致新的“人为”3.1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 未成年人参与人体试验的正当性要素及其规范。受试者参与人体试验的唯一正当化基础 在于受试者自主的知情同意，而未成年人由于无法有效行使其知情同意权,不能成为受试者, 除非人体试验对于该受试者具有医疗利益。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保罗·拉姆齐教授看来,未成 年人参与人体试验,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试验对受试者具有直接医疗利益,以及其父母 或者监护人在充分了解试验信息基础上的同意。 伦理审查对受试者合法权利的保护。伦理审查是保障人体试验受试者权利的首要机制 。 在对“黄金大米”事件进行调查时,有专家指出“不管是伦理审查还是监督,大多流于形式。 科研机构基本上都是自己的伦理委员会审查自己的项目,各级委员会之间极少通联,也很少到 行政主管单位备案报批……多数伦理委员会都没进行跟踪检查,因为伦理委员会专家一般是 兼职的,招之来审,审之就过,过完就散,对于一些擅自改变试验时间、地点、方式的,伦委会很 难发现,叫停与问责更无可能。” [8]这就应当重新构建我国的伦理审查机制 ,即建立独立于研 究机构的行政审查机构，辅之以卫生行政机关的监督 ,能更好地保障伦理审查机制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强化和完善伦理审查的利益冲突与回避机制；伦理审查机构中应有代表受试未成 年人利益的委员；加强伦理审查机构对人体试验活动的后续监管。 3.2 风险时代技术理性的规约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看，技术的逻辑就像“打开了一扇门”，它开放了一些可能性，又 限制了一些可能性，既确立和彰显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又透过对现代性意识、思维和目标指 向的渗透形成了新的、更为完整的束缚。随着技术理性与人们物质利益追求的紧密结合，人 的行为模式和认知体系被重塑，技术性思维成为现代社会最具普遍化特征的思维范式。技术 理性泛滥常常表现为只关心合乎目的的手段，而不追问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只注重技术的应 用，而忽略事物的意义；只考虑效率的绝对优先地位，却漠视人的价值与存在 [9]。 那么风险时代技术理性的规约之途,应当如何走？首先，引导技术祛魅的一个关键问题在 于如何透过社会风险意识启蒙褪去技术的“进步”光环，使对技术的考量不仅仅停留在经济 社会效益基础之上，而是综合的关心技术收益与风险两个方面，促使人们在作出技术决策时 首先考虑未来可能的风险因素。将技术袪魅过程视为技术收益与风险的再平衡，透过社会风 险意识启蒙、公共对话与道德法治规约，促使技术角色的合理回归，弥合技术理性与社会理 性之间的深深裂痕。其次，并不平坦的规约之途也依赖于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和解。 “黄金大米”事件让人们看到的恰恰不是关系的融洽，而是关系僵化引发的冲突和断裂。专 家系统试图用“纯粹的科学知识”说服社会大众接受其主张，却又“高傲”的不愿倾听对方 的言辞。这无疑将促使原本就缺乏信任的社会运作环境进一步恶化，并将导致新的“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