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生物技术与人类》通识课程教学资源（小论文）“黄金水稻”所引发的故事.pdf_大学文库

议，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黄金水稻”背后的故事。所谓转基因，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受体生物基因组中，以改善生物体的特定性状。这些技术的应用，起初旨在提高庄稼产量和家畜产量，用于农作物和动物方面。随着科技发展、需求提高，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的目的深化到了既要能改善各种食品的特性和人类所需的营养，又要能不断获取各种制药用的化合物和有营养的化合物，甚至更多。例如，通过转基因改变供体受体之间的免疫应答，可以促进医疗事业的飞跃：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使动物乳腺中挤出有用的药物网，即生物反应器。但是转基因食物研究的出发点虽然是美好的，在实际生产和推广中却面临着多方面安全隐患。首先，对人体自身，转基因食品改变了生物原有的基因片段，又导入了新的基因作为目标基因的载体，它是否是有毒物质或过敏源、是否会造成长期影响，这些问题有的可以通过动物实验解决，有的却短期内很难得到答案。其次，转基因作物可能有环境安全隐患。新基因带来的强竞争力可能改变原有种群，打破当地生态平衡：基因有漂流到近缘野生种的可能性，带来基因污染问题：转基因生物对生物多样性也可能造成影响，例如大面积推广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可能导致杂草生物量锐减，进而影响以杂草种子为生的鸟类。最后，转基因食物的背后，聚焦了更宏观制度框架下的道德伦理问题、社会信任问题，乃至小农立场与食品帝国之争。在考虑转基因食品的引进、推广之时，决策者所要考虑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几个基因所能达到的理论生产效果，还有潜在的对地方农业乃至国家经济的威胁等等。以上种种，也正是“黄金水稻”所面临的一部分问题。而后者引发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 1.2“黄金水稻”发展历程维生素A缺乏是一种严重的营养不良，会导致夜盲症等诸多健康问题。在亚洲和非洲的贫困地区，由于无法获取足够的肉类和蔬菜，并且主粮大米不含维生素A,导致这些地区贫困人口的维生素A严重缺乏。考虑到稻米是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的主要粮食，估计全世界共有1.24 亿儿童维生素A的摄人量不足，其中东南亚地区每年有25万儿童因为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由于胡萝卜素可以在人体内转换成维生素A,因此科学家们希望利用基因工程将胡萝卜素转化酶系统转入到大米胚乳中从而得到富含B-胡萝卜素的大米，借此补充贫困地区人们的营养不良以减少维生素A缺乏症。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的农业育种专家Ingo Potrykus教授和德国弗赖堡大学的分子生物学专家Peter Beyer教授经过近8年的努力，终于将水仙花中控制八氢番茄红素合成酶等的两个基因以及细菌的一个基因成功转入水稻种子，从而得到胡萝卜素含量高于传统大米的新大米。由于B胡萝卜素使这种新作物呈现金黄色，所以它被研究人员称为“黄金水稻”。但是，第一代“黄金水稻”胡萝卜素含量仅为1.6μg/g,一个婴儿每天需要食用约3公

议，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黄金水稻”背后的故事。所谓转基因，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受体生物基因组中，以改善生物体的特定性状 [1]。这些技术的应用，起初旨在提高庄稼产量和家畜产量，用于农作物和动物方面。随着科技发展、需求提高，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的目的深化到了既要能改善各种食品的特性和人类所需的营养，又要能不断获取各种制药用的化合物和有营养的化合物，甚至更多。例如，通过转基因改变供体受体之间的免疫应答，可以促进医疗事业的飞跃；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使动物乳腺中挤出有用的药物 [2]，即生物反应器。但是转基因食物研究的出发点虽然是美好的，在实际生产和推广中却面临着多方面安全隐患。首先，对人体自身，转基因食品改变了生物原有的基因片段，又导入了新的基因作为目标基因的载体，它是否是有毒物质或过敏源、是否会造成长期影响，这些问题有的可以通过动物实验解决，有的却短期内很难得到答案。其次，转基因作物可能有环境安全隐患。新基因带来的强竞争力可能改变原有种群，打破当地生态平衡；基因有漂流到近缘野生种的可能性，带来基因污染问题；转基因生物对生物多样性也可能造成影响，例如大面积推广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可能导致杂草生物量锐减，进而影响以杂草种子为生的鸟类 [1]。最后，转基因食物的背后，聚焦了更宏观制度框架下的道德伦理问题、社会信任问题，乃至小农立场与食品帝国之争。在考虑转基因食品的引进、推广之时，决策者所要考虑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几个基因所能达到的理论生产效果，还有潜在的对地方农业乃至国家经济的威胁等等。以上种种，也正是“黄金水稻”所面临的一部分问题。而后者引发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 1.2 “黄金水稻”发展历程维生素 A 缺乏是一种严重的营养不良，会导致夜盲症等诸多健康问题。在亚洲和非洲的贫困地区，由于无法获取足够的肉类和蔬菜，并且主粮大米不含维生素 A，导致这些地区贫困人口的维生素 A 严重缺乏。考虑到稻米是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的主要粮食，估计全世界共有 1.24 亿儿童维生素 A 的摄人量不足,其中东南亚地区每年有 25 万儿童因为缺乏维生素 A 而失明 [3]。由于胡萝卜素可以在人体内转换成维生素 A，因此科学家们希望利用基因工程将胡萝卜素转化酶系统转入到大米胚乳中从而得到富含β-胡萝卜素的大米，借此补充贫困地区人们的营养不良以减少维生素 A 缺乏症 [4]。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的农业育种专家 Ingo Potrykus 教授和德国弗赖堡大学的分子生物学专家 Peter Beyer 教授经过近 8 年的努力，终于将水仙花中控制八氢番茄红素合成酶等的两个基因以及细菌的一个基因成功转入水稻种子，从而得到胡萝卜素含量高于传统大米的新大米。由于β-胡萝卜素使这种新作物呈现金黄色,所以它被研究人员称为“黄金水稻”。但是，第一代“黄金水稻”胡萝卜素含量仅为 1.6μg/g，一个婴儿每天需要食用约 3 公

斤才能满足体内对维生素A的要求，因而不具有推广价值。5年后瑞士先正达公司的科学家们终于发现用玉米的八氢番茄红素合成酶代替原来来自水仙花的八氢番茄红素合成酶可以大大提高胡萝卜素含量，这种“黄金水稻”胡萝卜素含量高达37μg/g,是第一代“黄金水稻”的 23倍同，这就是第二代“黄金水稻”。显然，第二代“黄金水稻”从“概念产品”走向了具有应用价值的产品。 2“黄金水稻”上的污点：“黄金大米”事件在当代，技术作为一个焦点的象征与隐喻性意义己不言而喻，它成了问题之源，也折射着所有的问题。2012年9月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针对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杂志》上题为《“黄金大米”中的B一胡萝卜素与油胶囊中B一胡萝卜素对儿童补充维生素A同样有效》的研究论文指出，研究人员在项目研究中使用“黄金大米”对中国6~8岁儿童进行了试验。一时间，以“儿童”、“转基因”、“人体试验”为关键词的“黄金大米”事件在公众视野中持续发酵，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事件的关键在于，这是一次侵犯了试验者包括知情权在内的诸多权益、针对未成年人的食品安全人体实验。2002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华裔研究员汤光文博士着手研究B-胡萝卜素在人体内的转化机制，该研究受美国农业部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与此同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某研究员也在进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两人从2002 年开始非正式合作，借助国内环境避开在美国国内严格的人体受试监管及其他实验阻力。2008 年，他们在我国湖南衡南县进行了黄金大米儿童食用安全测试。实验过程中使用了氧化氘灌溉的大米，而氧化氘安全性目前仍受质疑。据报道，“黄金大米”项目的研究内容是菠菜、黄金大米和B-胡萝卜素在儿童体内吸收和转化成维生素的效率。研究者在湖南省某小学挑选了80名6-8岁的儿童，将其按血清维生素含量随机分成两组，每组各半数分别给予不同的试验食品作为餐食，并定期抽取血液样，得出的结论是黄金大米与维生素A胶囊效果相当。在 2012年8月1日一篇发布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论文显示这项计划最终是在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唐文广领导下得到了完成。校方宣称这事是学校经过努力争取到的，因而家长们根本就不会去考虑这样的试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当然他们不知道这次试验的主要内容，不知道这次吃的是转基因大米，自然也不能认识到这次试验可能存在的风险。在该次试验中，儿童家长确实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但是家长们了解的情况和试验本身是不相符合的，他们只是被告知吃的“营养餐”，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个试验。在向受试儿童家长进行知情同意告知程序时，项目负责人刻意进行了“技术”处理：“那天并没有看到同意书，只看到半张纸文字的现场声明，这份声明没有对试验

斤才能满足体内对维生素 A 的要求，因而不具有推广价值。5 年后瑞士先正达公司的科学家们终于发现用玉米的八氢番茄红素合成酶代替原来来自水仙花的八氢番茄红素合成酶可以大大提高胡萝卜素含量，这种“黄金水稻”胡萝卜素含量高达 37μg/g，是第一代“黄金水稻”的 23 倍 [5]，这就是第二代“黄金水稻”。显然，第二代“黄金水稻”从“概念产品”走向了具有应用价值的产品。 2 “黄金水稻”上的污点：“黄金大米”事件在当代，技术作为一个焦点的象征与隐喻性意义已不言而喻，它成了问题之源，也折射着所有的问题。2012 年 9 月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针对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杂志》上题为《“黄金大米”中的β－胡萝卜素与油胶囊中β－胡萝卜素对儿童补充维生素 A 同样有效》的研究论文指出，研究人员在项目研究中使用“黄金大米”对中国 6 ～ 8 岁儿童进行了试验。一时间，以“儿童”、“转基因”、“人体试验”为关键词的“黄金大米”事件在公众视野中持续发酵，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事件的关键在于，这是一次侵犯了试验者包括知情权在内的诸多权益、针对未成年人的食品安全人体实验。2002 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华裔研究员汤光文博士着手研究β-胡萝卜素在人体内的转化机制，该研究受美国农业部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与此同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某研究员也在进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两人从 2002 年开始非正式合作，借助国内环境避开在美国国内严格的人体受试监管及其他实验阻力。2008 年，他们在我国湖南衡南县进行了黄金大米儿童食用安全测试。实验过程中使用了氧化氘灌溉的大米，而氧化氘安全性目前仍受质疑。据报道，“黄金大米”项目的研究内容是菠菜、黄金大米和β-胡萝卜素在儿童体内吸收和转化成维生素的效率。研究者在湖南省某小学挑选了 80 名 6-8 岁的儿童 ,将其按血清维生素含量随机分成两组,每组各半数分别给予不同的试验食品作为餐食,并定期抽取血液样，得出的结论是黄金大米与维生素 A 胶囊效果相当。在 2012 年 8 月 1 日一篇发布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论文显示这项计划最终是在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唐文广领导下得到了完成。校方宣称这事是学校经过努力争取到的，因而家长们根本就不会去考虑这样的试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当然他们不知道这次试验的主要内容，不知道这次吃的是转基因大米，自然也不能认识到这次试验可能存在的风险。在该次试验中，儿童家长确实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但是家长们了解的情况和试验本身是不相符合的，他们只是被告知吃的“营养餐”，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个试验。在向受试儿童家长进行知情同意告知程序时，项目负责人刻意进行了“技术”处理: “那天并没有看到同意书，只看到半张纸文字的现场声明，这份声明没有对试验

的介绍，家长们在现场声明中签了字，但并不知道在试验中将用到黄金大米。” 毫无疑问，用中国儿童作为转基因大米的实验对象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它不只是一个新的科研失范案例，其深层次的认识根源在于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发展，其社会面向则凸显了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分歧与断裂。此外，它还显露出的我国人体试验法律问题，特别是未成年人参与人体试验的法律规制问题。食品安全和环境危害方面，“黄金水稻”的安全性究竞如何？自诞生之日起，科学家们便开始了其安全性研究。国际水稻研究所首先对“黄金水稻”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其遗传结构符合法规评价要求，基因表达试验显示，与亲本材料相比无非预期改变；B- 胡萝卜素与其他食物中的B-胡萝卜素成分与功能相同，仅有微量碳转化成了类胡萝卜素，未发现其它营养成分有显著改变：转基因蛋白质没有致毒作用：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与检索，己排除过敏的可能性：模拟胃液中的高消化率进一步证明没有致敏可能。除此之外，L1m 等学者也研究了“黄金水稻”的生态安全影响。其2014年发表的论文通过田间试验，比较了 “黄金水稻”和普通水稻整个种植过程对土壤酶性和根际细菌群落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并无显著的差异，即“黄金水稻”对土壤酶活性和根际小细菌群落的影响与传统水稻无显著差异。社会伦理方面，“黄金水稻”面临的负面争议显然更多。首先，在人体临床试验中，受试者作为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权益极易受到侵害。确保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概念源自于《纽伦堡法典》，该法的第一点就是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原则一一以人体为试验对象时，事先征得受试人自愿同意接受试验，乃绝对必要的条件。可惜在“黄金大米”事件中，受试者本身对自己的权益是否受到损害却并不了解。其次，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的道德原则是公正原则。著名的伦理学专家王海明说过：“公正是同等的利害相互交换的行为，公正的根本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交换或分配，权利和义务相等是公正的根本原则。”然而在“黄金大米”事件中，家长们在吃什么上就被欺瞒了，那么后面选择吃与不吃都是形式，没有实质意义。家长们在不知道试吃黄金大米可能存在某种风险的情况下让自己的孩子吃下了所谓的“营养餐”，而美国的研究者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数据和结论并发表了自己的论文，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是明显不对等的。综上，“黄金大米”事件虽然支持着相关学者对于产品内所含B-胡萝卜素有效性的支持结论，但试验本身的开展过程存在着巨大的对科学精神、伦理道德、法律法规的侵犯，是“黄金水稻”金色表观上的一个污点。 3“黄金水稻”引发的故事带来的教训

的介绍，家长们在现场声明中签了字，但并不知道在试验中将用到黄金大米。” [6] 毫无疑问，用中国儿童作为转基因大米的实验对象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它不只是一个新的科研失范案例，其深层次的认识根源在于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发展，其社会面向则凸显了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分歧与断裂。此外，它还显露出的我国人体试验法律问题 ,特别是未成年人参与人体试验的法律规制问题。食品安全和环境危害方面，“黄金水稻”的安全性究竟如何？自诞生之日起，科学家们便开始了其安全性研究。国际水稻研究所首先对“黄金水稻”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其遗传结构符合法规评价要求，基因表达试验显示，与亲本材料相比无非预期改变; β- 胡萝卜素与其他食物中的β-胡萝卜素成分与功能相同，仅有微量碳转化成了类胡萝卜素，未发现其它营养成分有显著改变; 转基因蛋白质没有致毒作用; 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与检索，已排除过敏的可能性; 模拟胃液中的高消化率进一步证明没有致敏可能 [4]。除此之外，Li [7] 等学者也研究了“黄金水稻”的生态安全影响。其 2014 年发表的论文通过田间试验，比较了 “黄金水稻”和普通水稻整个种植过程对土壤酶性和根际细菌群落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并无显著的差异，即“黄金水稻”对土壤酶活性和根际小细菌群落的影响与传统水稻无显著差异。社会伦理方面，“黄金水稻”面临的负面争议显然更多。首先，在人体临床试验中，受试者作为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权益极易受到侵害。确保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概念源自于《纽伦堡法典》，该法的第一点就是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原则——以人体为试验对象时，事先征得受试人自愿同意接受试验，乃绝对必要的条件。可惜在“黄金大米”事件中，受试者本身对自己的权益是否受到损害却并不了解。其次，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的道德原则是公正原则。著名的伦理学专家王海明说过：“公正是同等的利害相互交换的行为，公正的根本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交换或分配，权利和义务相等是公正的根本原则。”然而在“黄金大米”事件中，家长们在吃什么上就被欺瞒了，那么后面选择吃与不吃都是形式，没有实质意义。家长们在不知道试吃黄金大米可能存在某种风险的情况下让自己的孩子吃下了所谓的“营养餐”，而美国的研究者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数据和结论并发表了自己的论文，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是明显不对等的。综上，“黄金大米”事件虽然支持着相关学者对于产品内所含β-胡萝卜素有效性的支持结论，但试验本身的开展过程存在着巨大的对科学精神、伦理道德、法律法规的侵犯，是“黄金水稻”金色表观上的一个污点。 3 “黄金水稻”引发的故事带来的教训

3.1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未成年人参与人体试验的正当性要素及其规范。受试者参与人体试验的唯一正当化基础在于受试者自主的知情同意，而未成年人由于无法有效行使其知情同意权，不能成为受试者，除非人体试验对于该受试者具有医疗利益。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保罗·拉姆齐教授看来，未成年人参与人体试验，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试验对受试者具有直接医疗利益，以及其父母或者监护人在充分了解试验信息基础上的同意。伦理审查对受试者合法权利的保护。伦理审查是保障人体试验受试者权利的首要机制。在对“黄金大米”事件进行调查时，有专家指出“不管是伦理审查还是监督，大多流于形式。科研机构基本上都是自己的伦理委员会审查自己的项目，各级委员会之间极少通联，也很少到行政主管单位备案报批…多数伦理委员会都没进行跟踪检查，因为伦理委员会专家一般是兼职的，招之来审，审之就过，过完就散，对于一些擅自改变试验时间、地点、方式的，伦委会很难发现，叫停与问责更无可能。”例这就应当重新构建我国的伦理审查机制，即建立独立于研究机构的行政审查机构，辅之以卫生行政机关的监督，能更好地保障伦理审查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强化和完善伦理审查的利益冲突与回避机制：伦理审查机构中应有代表受试未成年人利益的委员：加强伦理审查机构对人体试验活动的后续监管。 3.2风险时代技术理性的规约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看，技术的逻辑就像“打开了一扇门”，它开放了一些可能性，又限制了一些可能性，既确立和彰显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又透过对现代性意识、思维和目标指向的渗透形成了新的、更为完整的束缚。随着技术理性与人们物质利益追求的紧密结合，人的行为模式和认知体系被重塑，技术性思维成为现代社会最具普遍化特征的思维范式。技术理性泛滥常常表现为只关心合乎目的的手段，而不追问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只注重技术的应用，而忽略事物的意义：只考虑效率的绝对优先地位，却漠视人的价值与存在。那么风险时代技术理性的规约之途，应当如何走？首先，引导技术祛魅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透过社会风险意识启蒙褪去技术的“进步”光环，使对技术的考量不仅仅停留在经济社会效益基础之上，而是综合的关心技术收益与风险两个方面，促使人们在作出技术决策时首先考虑未来可能的风险因素。将技术祛魅过程视为技术收益与风险的再平衡，透过社会风险意识启蒙、公共对话与道德法治规约，促使技术角色的合理回归，弥合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深深裂痕。其次，并不平坦的规约之途也依赖于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和解。 “黄金大米”事件让人们看到的恰恰不是关系的融洽，而是关系僵化引发的冲突和断裂。专家系统试图用“纯粹的科学知识”说服社会大众接受其主张，却又“高傲”的不愿倾听对方的言辞。这无疑将促使原本就缺乏信任的社会运作环境进一步恶化，并将导致新的“人为

3.1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未成年人参与人体试验的正当性要素及其规范。受试者参与人体试验的唯一正当化基础在于受试者自主的知情同意，而未成年人由于无法有效行使其知情同意权,不能成为受试者, 除非人体试验对于该受试者具有医疗利益。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保罗·拉姆齐教授看来,未成年人参与人体试验,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试验对受试者具有直接医疗利益,以及其父母或者监护人在充分了解试验信息基础上的同意。伦理审查对受试者合法权利的保护。伦理审查是保障人体试验受试者权利的首要机制。在对“黄金大米”事件进行调查时,有专家指出“不管是伦理审查还是监督,大多流于形式。科研机构基本上都是自己的伦理委员会审查自己的项目,各级委员会之间极少通联,也很少到行政主管单位备案报批……多数伦理委员会都没进行跟踪检查,因为伦理委员会专家一般是兼职的,招之来审,审之就过,过完就散,对于一些擅自改变试验时间、地点、方式的,伦委会很难发现,叫停与问责更无可能。” [8]这就应当重新构建我国的伦理审查机制 ,即建立独立于研究机构的行政审查机构，辅之以卫生行政机关的监督 ,能更好地保障伦理审查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强化和完善伦理审查的利益冲突与回避机制；伦理审查机构中应有代表受试未成年人利益的委员；加强伦理审查机构对人体试验活动的后续监管。 3.2 风险时代技术理性的规约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看，技术的逻辑就像“打开了一扇门”，它开放了一些可能性，又限制了一些可能性，既确立和彰显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又透过对现代性意识、思维和目标指向的渗透形成了新的、更为完整的束缚。随着技术理性与人们物质利益追求的紧密结合，人的行为模式和认知体系被重塑，技术性思维成为现代社会最具普遍化特征的思维范式。技术理性泛滥常常表现为只关心合乎目的的手段，而不追问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只注重技术的应用，而忽略事物的意义；只考虑效率的绝对优先地位，却漠视人的价值与存在 [9]。那么风险时代技术理性的规约之途,应当如何走？首先，引导技术祛魅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透过社会风险意识启蒙褪去技术的“进步”光环，使对技术的考量不仅仅停留在经济社会效益基础之上，而是综合的关心技术收益与风险两个方面，促使人们在作出技术决策时首先考虑未来可能的风险因素。将技术袪魅过程视为技术收益与风险的再平衡，透过社会风险意识启蒙、公共对话与道德法治规约，促使技术角色的合理回归，弥合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深深裂痕。其次，并不平坦的规约之途也依赖于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和解。 “黄金大米”事件让人们看到的恰恰不是关系的融洽，而是关系僵化引发的冲突和断裂。专家系统试图用“纯粹的科学知识”说服社会大众接受其主张，却又“高傲”的不愿倾听对方的言辞。这无疑将促使原本就缺乏信任的社会运作环境进一步恶化，并将导致新的“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