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出效应。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中(尤其是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人“迂回生产”模式,是一个非常 有意义的研究领域,这几乎将改写所有传统的宏观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在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中, 般都是基于增加值构建生产函数,不考虑产品既作为最终品又作为中间品的情形。标准宏观经济模 型一般将生产函数设定为Y=AKL3,我们称这种模型框架为增加值经济。然而,在现实经济中,一 种产品既可作为最终品,也可作为中间品。因此,最好能在生产结构中引入中间投入结构。按这种方 式构建的经济模型,我们称之为“投入产出经济”。为了清楚地辨识增加值经济和投入产出经济,我们 需要深刻地认识投入产出经济系统中的两个重要特征:(1)区分行业层面上行业增加值和行业产品的 最终消费(需求)。虽然,行业层面的增加值加总与行业产品的最终消费加总是相等的,也就是GDP 生产法和支出法核算的一致性,但是在行业层面上,增加值与最终消费并不一定相等。行业增加值可 能大于对行业产品的最终消费,这意味着行业部门的一些增加值间接隐含在其他产品中供最终消费。 (2)一种产品既可直接作为最终品,也可作为其他部门生产的中间投入品,因此一个部门的产出可以 通过中间投人联系,间接地为最终消费做贡献。近年来,基于投入产出经济框架,大量文献探讨了行 业层面的冲击、扭曲与总体产出的关系,如 Julio Leal(2015)利用投入产出经济模型,全面揭示了哪些 部门使整体生产率降低,并进一步探讨了资源错配对生产率的影响[]。 用全球价值链核算数据代替总值出口数据和校准模型,为解决某些传统国际经济问题提供了新 思路。相对价格的变化将对来源于特定国家的增加值的需求量产生怎样的影响?例如,人民币升值 将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对中国增加值的需求?如果人民币对日元升值,但对美元保持不变,结果又会如 何?我们应怎样将这些双边相对价格的变化加总,从而评估中国竞争力的变化?也就是对全球价值 链实际有效汇率的研究。一般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可能改变了实际相对价格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影 响方式和大小,没有考虑中间投入联系的传统实际有效汇率存在较大偏差,正如Kau和Fung(2006) 指出的,不考虑垂直专业化的传统总值贸易权重方法存在较大偏差。虽然全球价值链实际有效汇 率的理论模型构建和指标测算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BJ(2015),PWW(2014)),但是全球价值链实际 有效汇率应用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而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如探讨全球价值链实际 有效汇率对贸易的影响,以及什么因素影响全球价值链实际有效汇率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已经从多个角度改变了贸易保护的成本与收益,关于贸易政策和全球价值链 之间双向互动的实证研究却相对较少。随着全球投入产出数据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核算方法的新发 展,未来这方面的研究将会得到更大突破。进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的存在使国内经济主体倾向于贸易 自由化政策,即降低对那些使用本国中间产品来生产并再进口到本国的最终产品的进口关税。出口 中的国外增加值的存在则会引起出口商对中间品进口自由化进行游说。由于全球价值链变得越来越 重要,从増加值视角来对贸易政策进行分析便显得越来越重要,探究贸易政策的影响因素便摆在日程 之上 此外,上文中我们一直关注国际贸易中的增加值部分。增加值贸易背后是要素贸易或者污染物 排放。如果我们知道各部门生产单位GDP所需要素量(污染物排放,如CO2),那么就可以将增加值 出口流量转化为要素(污染物)流量。为生产增加值出口所需的国内生产要素(污染物)数量与为生产 增加值进口所需的国外要素(污染物)数量的差额等于贸易净要素(污染物)含量 (三)产业和企业层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微观层面的财务和进出口数据,通过适当结合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便可以对国际外包、垂 直专业化和跨国公司GVC活动的测度指标进行改进,以得到更加精确的计量结果。(1)外包和投入 采购。国际外包(国外投入(任务)替代国内投入(任务))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和政策的主 要议题之一。 Feenstra和 Hanson(1996,1999)将外包定义为国外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并利用该指 标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主要讨论了外包对就业的影响,也出现了有关外包(有的区分物质外包和服 务外包)对企业绩效(生产增长、价格、收入和就业等)的实证研究[。这里的机理都是基于外包可 以降低产品单位成本,其具体渠道是外包提供了低成本高质量的国外投入和投入的多样化。显然,这溢出效应.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中(尤其是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迂回生产”模式,是一个非常 有意义的研究领域,这几乎将改写所有传统的宏观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在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中,一 般都是基于增加值构建生产函数,不考虑产品既作为最终品又作为中间品的情形.标准宏观经济模 型一般将生产函数设定为 Y＝AKαLβ,我们称这种模型框架为增加值经济.然而,在现实经济中,一 种产品既可作为最终品,也可作为中间品.因此,最好能在生产结构中引入中间投入结构.按这种方 式构建的经济模型,我们称之为“投入产出经济”.为了清楚地辨识增加值经济和投入产出经济,我们 需要深刻地认识投入产出经济系统中的两个重要特征:(１)区分行业层面上行业增加值和行业产品的 最终消费(需求).虽然,行业层面的增加值加总与行业产品的最终消费加总是相等的,也就是 GDP 生产法和支出法核算的一致性,但是在行业层面上,增加值与最终消费并不一定相等.行业增加值可 能大于对行业产品的最终消费,这意味着行业部门的一些增加值间接隐含在其他产品中供最终消费. (２)一种产品既可直接作为最终品,也可作为其他部门生产的中间投入品,因此一个部门的产出可以 通过中间投入联系,间接地为最终消费做贡献.近年来,基于投入产出经济框架,大量文献探讨了行 业层面的冲击、扭曲与总体产出的关系,如JulioLeal(２０１５)利用投入产出经济模型,全面揭示了哪些 部门使整体生产率降低,并进一步探讨了资源错配对生产率的影响[３５]. 用全球价值链核算数据代替总值出口数据和校准模型,为解决某些传统国际经济问题提供了新 思路.相对价格的变化将对来源于特定国家的增加值的需求量产生怎样的影响? 例如,人民币升值 将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对中国增加值的需求? 如果人民币对日元升值,但对美元保持不变,结果又会如 何? 我们应怎样将这些双边相对价格的变化加总,从而评估中国竞争力的变化? 也就是对全球价值 链实际有效汇率的研究.一般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可能改变了实际相对价格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影 响方式和大小,没有考虑中间投入联系的传统实际有效汇率存在较大偏差,正如 Klau和Fung(２００６) 指出的,不考虑垂直专业化的传统总值贸易权重方法存在较大偏差[３６].虽然全球价值链实际有效汇 率的理论模型构建和指标测算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 BJ(２０１５),PWW(２０１４)),但是全球价值链实际 有效汇率应用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而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如探讨全球价值链实际 有效汇率对贸易的影响,以及什么因素影响全球价值链实际有效汇率.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已经从多个角度改变了贸易保护的成本与收益,关于贸易政策和全球价值链 之间双向互动的实证研究却相对较少.随着全球投入产出数据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核算方法的新发 展,未来这方面的研究将会得到更大突破.进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的存在使国内经济主体倾向于贸易 自由化政策,即降低对那些使用本国中间产品来生产并再进口到本国的最终产品的进口关税.出口 中的国外增加值的存在则会引起出口商对中间品进口自由化进行游说.由于全球价值链变得越来越 重要,从增加值视角来对贸易政策进行分析便显得越来越重要,探究贸易政策的影响因素便摆在日程 之上. 此外,上文中我们一直关注国际贸易中的增加值部分.增加值贸易背后是要素贸易或者污染物 排放.如果我们知道各部门生产单位 GDP所需要素量(污染物排放,如 CO２),那么就可以将增加值 出口流量转化为要素(污染物)流量.为生产增加值出口所需的国内生产要素(污染物)数量与为生产 增加值进口所需的国外要素(污染物)数量的差额等于贸易净要素(污染物)含量. (三)产业和企业层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微观层面的财务和进出口数据,通过适当结合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便可以对国际外包、垂 直专业化和跨国公司 GVC活动的测度指标进行改进,以得到更加精确的计量结果.(１)外包和投入 采购.国际外包(国外投入(任务)替代国内投入(任务))曾经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际贸易和政策的主 要议题之一.Feenstra和 Hanson(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将外包定义为国外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并利用该指 标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主要讨论了外包对就业的影响,也出现了有关外包(有的区分物质外包和服 务外包)对企业绩效(生产增长、价格、收入和就业等)的实证研究[３７][３８].这里的机理都是基于外包可 以降低产品单位成本,其具体渠道是外包提供了低成本高质量的国外投入和投入的多样化.显然,这 １２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