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的途径,以及一种缓和生存竞争的方式。这便是隐含在技术体系中的世界方法转变 ( method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的最终目的。由于技术被发展成为纯粹的工 具理性,它已使具体的目的变成了一种抽象物。因此,被剥夺了其最终目的的纯粹工具理性, 已经成为支配( domination)的一种普遍手段。 的确,技术体系要求支配:把自然作为一种敌对的、破坏性的、粗暴的力量来控制;把 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控制:为满足需要而开发自然资源。通过这些方式,工业社会恰当地 实现了它的技术支配;但是社会既然已使技术的终极目的抽象化,技术本身便使苦难、暴力 和破坏永久存在 生产性力量和破坏性力量的相互依赖,是作为一种支配的技术体系的特征,这种相互依 赖性会抹煞技术的正常使用和非正常使用之间的一切差异。纳粹对科学“技术”的使用,和 民主政权对科学“技术”的使用,这二者间的差异是值得质疑的。一枚导弹,无论它摧毁的 是伦敦还是莫斯科,它依然是一枚导弹。而布朗先生(Mr. von braun),无论他是为 Brown House服务还是为白宫服务,他还是布朗先生。技术中终极目的的消失,同样地也表现在政 治上,在那里,终极目的成为可怀疑和可争论的东西 如果技术世界的创造并没有废除人对人的支配,那是因为技术体系的特定发展一一它比 技术本身更深远、更古老一一继续使生活仅仅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到目前为止,技术进步依 然是异化劳动和压制性生产力( repressive productivity)的进步。技术体系成为使人臣 服于他自己的劳动工具的最有效和最有成果的一种方式 通过技术体系,社会保证了人对人的原始压制:享受为了“现实原则”而被牺牲了。这 种压制必须得到最有效和最集中的运用,因为它远不止受到技术进步本身的威胁。的确,工 业文明的实现看似削弱了压制的需求:然而,面对废除劳动的真正可能性,工业文明却显得 更加非理性。在这里我想强调弗洛伊德思想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分析了进步的致命的辩证 过程 文明是人类对工作的臣服。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机体不再作为满足的工具而存在,转而 成为工作和克己的工具:满足被延迟了,享受被牺牲了。人的自然本能是自然趋向于即时满 足和休息,倾向于通过安抚而得到平静:他们讨厌自己必须工作和劳动,讨厌在一个被饥饿 和商品匮乏所统治的世界里要得到满足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社会必须将本能从其直接 目的中分离出来,而使它们从属于“现实原则”,即压制的原则 人类因此成为劳动的工具:他是生产性的。但这种生产力一直伴随着痛苦和破坏,这些 痛苦和破坏是对人的生物构造所施暴力的标记。因此,文明的进步依赖于对人类“天性”的 这一本质改变。因此个体压制它们自己的 project和自己的 enterprise(超我、犯罪感等 等)。他们的本能本身变得具有压制性:这些具有压制性的本能是政治和社会压制得以继续 和维持的生物和心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本能的社会重组压制了自发反应和性欲等,而破 坏和死亡的本能则变得更为强大。这些本能通过被转变为或多或少受到利用和控制的侵略 性,而成为文明进步的内在力量。这样,文明的进步是一个双重的过程,它同时影响了生物 心理领域和政治经济领域:这两种影响互相支持和强化 所有进步和生产力的增长都伴随着进一步的压制( progressive repression)和生产性 的破坏( productive destruction)。劳动的社会分工造成了这种致命的辩证过程,在这种 过程中,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理性进步都包含着它本身的非理性因素,每一次自由的获取都 包含着一种新形式的屈服,所有的生产都包含着同等有效的限制。这种辩证过程在高级工业 社会变得具有爆炸性。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宰自然,并增加个体所能利用的物质和智力资 源,因此双重压制作为进步的条件已非必要。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实现能相当地缩小需求与 满足之间的鸿沟。当生活不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而成为生活本身和生活的目的时,一个真 正安宁的世界将要出现。然而,压制继续存在,并且也应该继续存在,因为没有异化劳动,出来的途径，以及一种缓和生存竞争的方式。这便是隐含在技术体系中的世界方法转变 （method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的最终目的。由于技术被发展成为纯粹的工 具理性，它已使具体的目的变成了一种抽象物。因此，被剥夺了其最终目的的纯粹工具理性， 已经成为支配（domination）的一种普遍手段。 的确，技术体系要求支配：把自然作为一种敌对的、破坏性的、粗暴的力量来控制；把 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控制；为满足需要而开发自然资源。通过这些方式，工业社会恰当地 实现了它的技术支配；但是社会既然已使技术的终极目的抽象化，技术本身便使苦难、暴力 和破坏永久存在。 生产性力量和破坏性力量的相互依赖，是作为一种支配的技术体系的特征，这种相互依 赖性会抹煞技术的正常使用和非正常使用之间的一切差异。纳粹对科学“技术”的使用，和 民主政权对科学“技术”的使用，这二者间的差异是值得质疑的。一枚导弹，无论它摧毁的 是伦敦还是莫斯科，它依然是一枚导弹。而布朗先生（Mr. von Braun），无论他是为 Brown House 服务还是为白宫服务，他还是布朗先生。技术中终极目的的消失，同样地也表现在政 治上，在那里，终极目的成为可怀疑和可争论的东西。 如果技术世界的创造并没有废除人对人的支配，那是因为技术体系的特定发展——它比 技术本身更深远、更古老——继续使生活仅仅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到目前为止，技术进步依 然是异化劳动和压制性生产力（repressive productivity）的进步。技术体系成为使人臣 服于他自己的劳动工具的最有效和最有成果的一种方式。 通过技术体系，社会保证了人对人的原始压制：享受为了“现实原则”而被牺牲了。这 种压制必须得到最有效和最集中的运用，因为它远不止受到技术进步本身的威胁。的确，工 业文明的实现看似削弱了压制的需求；然而，面对废除劳动的真正可能性，工业文明却显得 更加非理性。在这里我想强调弗洛伊德思想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分析了进步的致命的辩证 过程。 文明是人类对工作的臣服。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机体不再作为满足的工具而存在，转而 成为工作和克己的工具：满足被延迟了，享受被牺牲了。人的自然本能是自然趋向于即时满 足和休息，倾向于通过安抚而得到平静；他们讨厌自己必须工作和劳动，讨厌在一个被饥饿 和商品匮乏所统治的世界里要得到满足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社会必须将本能从其直接 目的中分离出来，而使它们从属于“现实原则”，即压制的原则。 人类因此成为劳动的工具；他是生产性的。但这种生产力一直伴随着痛苦和破坏，这些 痛苦和破坏是对人的生物构造所施暴力的标记。因此，文明的进步依赖于对人类“天性”的 这一本质改变。因此个体压制它们自己的 project 和自己的 enterprise（超我、犯罪感等 等）。他们的本能本身变得具有压制性；这些具有压制性的本能是政治和社会压制得以继续 和维持的生物和心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本能的社会重组压制了自发反应和性欲等，而破 坏和死亡的本能则变得更为强大。这些本能通过被转变为或多或少受到利用和控制的侵略 性，而成为文明进步的内在力量。这样，文明的进步是一个双重的过程，它同时影响了生物 心理领域和政治经济领域；这两种影响互相支持和强化。 所有进步和生产力的增长都伴随着进一步的压制（progressive repression）和生产性 的破坏（productive destruction）。劳动的社会分工造成了这种致命的辩证过程，在这种 过程中，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理性进步都包含着它本身的非理性因素，每一次自由的获取都 包含着一种新形式的屈服，所有的生产都包含着同等有效的限制。这种辩证过程在高级工业 社会变得具有爆炸性。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宰自然，并增加个体所能利用的物质和智力资 源，因此双重压制作为进步的条件已非必要。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实现能相当地缩小需求与 满足之间的鸿沟。当生活不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而成为生活本身和生活的目的时，一个真 正安宁的世界将要出现。然而，压制继续存在，并且也应该继续存在，因为没有异化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