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目仲尧明、沈为慧、何成刚《史学阅读与微课设计中国近代史(上)》(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2017年1月第2次印刷)。特致谢意! 黉源8:针对传统的本末观,洋务官僚和维新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公开打起了 商战”的旗号,提出了“商本”的口号,把振兴工商业和富国强兵联系在一起。李鸿 章认为:要自强,就必须有新的生财之道,开辟新的财源;要开财源,莫如振兴商务。 王韬认为:“商富即国富”,要“恃商为国本”。薛福成指出,“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 不可以富,不可以强”。他们把振兴工商业和抵御外国侵略联系在一起,认为外国船坚 炮利的基础在工商,中国应改变传统的观念,向西方学习,致力于工商。 王鲁英:《论洋运动时期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 载《齐鲁学刊》,2001年第期 資源9:几年后,洋务派大员开始认识到电报的重要性。曾国藩在上海租界内看到 电报的作用赞不绝口,崇厚在1870年末出使法国,至1871年末返国,期间多次利用外国 人开办的电报机构与总理衙门互通电信,使奕诉也体验到电报的便捷、重要。但真正使 洋务派下决心架设电报线的直接因素,还是70年代中期日本对台湾的进犯。1874年,清 政府派洋务官员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抵抗日本侵略。到台湾后,沈深感台湾孤悬大 洋,与大陆通讯、联系极不方便,必将影响军机大事。他看到外商能越洋架线,信息 往来无阻,便正式奏请朝廷准予架设福州陆路到厦门、厦门海路到台湾的电线。但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