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易传》有着共同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目标,《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 指》,以《易传》殊途同归百虑一致之说为指导思想:“《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 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引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他认为 诸子百家都是言治之书,虽然各家观点互相矛盾、分歧乃至对立,但这些歧异只是立论的 角度和侧重点不同,诸子百家都是为现实和未来政治设计方案,他们在为帝王政治服务的 宗旨上是彼此一致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只是各家所走的路途不同而已。因 此诸子百家是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关系。在司马谈同时或稍前,《淮南子》也有类似的思 想表述,但不及司马谈明确。《论六家要指》虽出于司马谈之手,但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作 为一种思想方法,却被司马迁完全继承下来,并在整合经学、百家学过程中得到最彻底最 忠实的实施 《论六家要指》本来希望百家“同归”到黄老道家去但是随着司马谈由道而儒的思想 转变,4“同归的目的地就不再是道家,而顺理成章地归向儒家六经。《史记叶二诸侯 年表》所开列的《春秋》传记系列除了《左氏春秋》、《铎氏微》及董仲舒著作之外,还有被人 们列为儒家的《虞氏春秋》、《孟子》、《荀子》、《公孙固》、杂家的《吕氏春秋》阴阳家张苍和 法家韩非等人的著作。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孔子《春秋》是战国诸子百家的源头,经学是 百家学的大宗,百家之学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走向经学的归宿。“整齐百家杂语”,就是要将 立论殊方的百家杂著整合成一个统摄在经学之下的互相协调的学术体系。以这样宽容、 变通、联系、整合的思想方法来看待战国诸子百家之学,司马迁对诸子百家不是一概排斥 全盘否定,而是采取舍短取长、批判地扬弃的态度,公正客观地分析各家学说的利弊得失 在诸子百家之中,《史记》吸收最多的是道家。《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 《曹相国世家》、《陈丞相世家》等汉初人物传记,都毫无保留地赞美汉初以黄老为治所取得 的政治实绩,肯定道家清静无为、以柔克刚、功成身退的思想。“文景之治”与汉武帝多欲 政治的对比,更使司马迁加深了对黄老道家学说价值的认识,《史记》的有些篇章确实含有 怀旧的情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史记》的主导思想就是黄老道家,黄老学说的价值是在周 秦之间“文敝”的情况下才显示出来,并不是说黄老学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最 好、最高的治国理论。从《史记》记事倾向推测,司马迁主张在六经旗帜之下酌取道家清静 无为思想,将有为政治控制在不过分劳民的一定范围之内。如何评价法家是司马迁无法 回避的重要政治学术问题。汉人因秦王朝严刑峻法导致亡国而对法家多持批评态度,司 马迁本人也曾亲身领略过酷吏的毒螫。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商君列传》《李斯列 传》、《袁盎晁错列传》、《酷吏列传》等篇章中批评法家的刻薄寡恩、惨无人道,表现出一种 发自内心的厌恶之情。但他对法家奖励耕战的立国之策、令行禁止的作风、维护统一的立 场和治理乱世的作用却没有否定。《商君列传》即如实地记载了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富 国强兵的实效,即使对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秦王朝,《史记六国年表》也敢于说“世异变 成功大”。《酷吏列传》实录了汉武帝任用酷吏狂捕滥杀的弊端,但《史记呔史公自序》又 客观地指出“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这说明汉武帝任 用酷吏实出于不得已。司马迁还吸收了法家关于法后王、礼因人情而损益等思想观点,这 说明以法家适当补充六经并非绝无可能。阴阳五行学说是汉初广为各派吸收的显学,《史 记》中的五德终始说、受命改制说、承敝易变说、天降祥瑞说,都来自阴阳学派,阴阳、五行 三统,构成《史记》天人宇宙观的总体框架。但是《史记》抛弃了阴阳家种种使人“拘而多 畏”的禁忌和“教令”,像《礼记明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说的按月令行政的模式,尤为 20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史记》与《易传》有着共同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目标《, 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 指》,以《易传》殊途同归百虑一致之说为指导思想“:《易大传》‘: 天下一致而百虑 ,同归而 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 ,引务为治者也 ,直所从言之异路 ,有省不省耳。”他认为 诸子百家都是言治之书 ,虽然各家观点互相矛盾、分歧乃至对立 ,但这些歧异只是立论的 角度和侧重点不同 ,诸子百家都是为现实和未来政治设计方案 ,他们在为帝王政治服务的 宗旨上是彼此一致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 ,只是各家所走的路途不同而已。因 此诸子百家是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关系。在司马谈同时或稍前《, 淮南子》也有类似的思 想表述 ,但不及司马谈明确。《论六家要指》虽出于司马谈之手 ,但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作 为一种思想方法 ,却被司马迁完全继承下来 ,并在整合经学、百家学过程中得到最彻底最 忠实的实施。 《论六家要指》本来希望百家“同归”到黄老道家去 ,但是随着司马谈由道而儒的思想 转变 , [4 ]“同归”的目的地就不再是道家 ,而顺理成章地归向儒家六经。《史记·十二诸侯 年表》所开列的《春秋》传记系列 ,除了《左氏春秋》《、铎氏微》及董仲舒著作之外 ,还有被人 们列为儒家的《虞氏春秋》《、孟子》《、荀子》《、公孙固》、杂家的《吕氏春秋》、阴阳家张苍和 法家韩非等人的著作。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 :孔子《春秋》是战国诸子百家的源头 ,经学是 百家学的大宗 ,百家之学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走向经学的归宿。“整齐百家杂语”,就是要将 立论殊方的百家杂著整合成一个统摄在经学之下的互相协调的学术体系。以这样宽容、 变通、联系、整合的思想方法来看待战国诸子百家之学 ,司马迁对诸子百家不是一概排斥 全盘否定 ,而是采取舍短取长、批判地扬弃的态度 ,公正客观地分析各家学说的利弊得失。 在诸子百家之中《, 史记》吸收最多的是道家。《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 《曹相国世家》《、陈丞相世家》等汉初人物传记 ,都毫无保留地赞美汉初以黄老为治所取得 的政治实绩 ,肯定道家清静无为、以柔克刚、功成身退的思想。“文景之治”与汉武帝多欲 政治的对比 ,更使司马迁加深了对黄老道家学说价值的认识《, 史记》的有些篇章确实含有 怀旧的情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史记》的主导思想就是黄老道家 ,黄老学说的价值是在周 秦之间“文敝”的情况下才显示出来 ,并不是说黄老学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最 好、最高的治国理论。从《史记》记事倾向推测 ,司马迁主张在六经旗帜之下酌取道家清静 无为思想 ,将有为政治控制在不过分劳民的一定范围之内。如何评价法家是司马迁无法 回避的重要政治学术问题。汉人因秦王朝严刑峻法导致亡国而对法家多持批评态度 ,司 马迁本人也曾亲身领略过酷吏的毒螫。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商君列传》《、李斯列 传》《、袁盎晁错列传》《、酷吏列传》等篇章中批评法家的刻薄寡恩、惨无人道 ,表现出一种 发自内心的厌恶之情。但他对法家奖励耕战的立国之策、令行禁止的作风、维护统一的立 场和治理乱世的作用却没有否定。《商君列传》即如实地记载了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富 国强兵的实效 ,即使对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秦王朝《, 史记·六国年表》也敢于说“世异变 , 成功大”。《酷吏列传》实录了汉武帝任用酷吏狂捕滥杀的弊端 ,但《史记·太史公自序》又 客观地指出“民倍本多巧 ,奸轨弄法 ,善人不能化 ,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这说明汉武帝任 用酷吏实出于不得已。司马迁还吸收了法家关于法后王、礼因人情而损益等思想观点 ,这 说明以法家适当补充六经并非绝无可能。阴阳五行学说是汉初广为各派吸收的显学《, 史 记》中的五德终始说、受命改制说、承敝易变说、天降祥瑞说 ,都来自阴阳学派 ,阴阳、五行、 三统 ,构成《史记》天人宇宙观的总体框架。但是《史记》抛弃了阴阳家种种使人“拘而多 畏”的禁忌和“教令”,像《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说的按月令行政的模式 ,尤为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