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梁实秋的主要观点 新月派的目的在于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理论基础,他们首先打出“人性”的旗帜,抹杀左翼文学家所看重的文学的社 会阶级基础,以“永恒的人性的文学”来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文学”。梁实秋是新月派的重要理论家,他在《文学的纪律》中 说:“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针对左翼作家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他写了《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 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一系列文章。梁实秋反对革命文学的观点都是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的。在《文学与革命》中,他 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里,他认 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 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的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 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新月》1929年12月第2卷第6、7号合刊)根据这种人性论的原则,梁实秋否认“革命 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他认为,“在文学上,只有革命时期中的文学”,并无所谓革命的文学。在他看来,“‘革命的 文学’这个名词根本就不能成立”,“‘无产阶级的文学’或‘大多数的文学’…是不能成立的名词,因为文学一概都是以人性为 本,绝无阶级的区别。”“无产阶级的文学”的理论“错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错误在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 其本身的价值。”(《文学与革命》,《新月》1928年第1卷第4期) 2、鲁迅等人的观点 梁实秋的人性论,遭到了左翼作家的猛烈批判。冯乃超在《冷静的头脑》、《阶级社会的艺术》中,对于梁实秋的人性论进行 了全面清算,对于无产阶级存在的历史与理论依据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冯乃超分析了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总是要占有艺术,艺 术必然要打上阶级的烙印的历史规律,认为当资产阶级走向墓茔里面去,无产阶级露面到历史的舞台上面来的时候,无产阶级的艺术 不单是主观的需要,又是客观的历史的必然 对梁实秋及新月派批判最为尖锐、严厉、深刻的是鲁迅。鲁迅写了《文学与出汗》、《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 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抓住文学是否有阶级性这个焦点问题对梁实秋进行了批驳。鲁迅认 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 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 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萌芽月刊》 1930年第1卷第3期)鲁迅用浅显生动的事例证明在阶级社会中,所谓固定、普遍的人性是不存在的,每个人的思想感情都不可避免地 带着阶级的烙印。 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与梁实秋及新月派的论战,是阶级论与人性论的一次正面交锋,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与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作家的第一场理论上的较量。这场论战的意义非常深远,通过论战,左翼作家捍卫了作为无产阶级理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阶级 论,也深化了自身对革命文学的理论认识 三、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 1、胡秋原苏汶的观点 931年12月25日,胡秋原在《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阿狗文艺论》一文,引发了一场左翼作家与“自由人”、“第三种 人”之间长达四年的关于“文艺自由”问题的论战 胡秋原认为:“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 术家虽然不是神圣,然而也决不是叭儿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胡秋原从艺术本位 出发,既批评了当时国民党内的一些文人发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也讥讽了从政治出发来要求于文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运动。不久,胡秋原又写了一篇题为《勿侵略文艺》的文章,自称是一个“自由人”,他说“我并不想站在政治立场赞否民族文艺有 普罗文艺,因为我是一个于政治外行的人”。(《文化评论》1932年第4期)随后,胡秋原在《钱杏邨理论之清算》、《自由人的文化 运动》等文章中,以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家的姿态,批判钱杏邨,称他“实在是一个最庸俗的观念论者”,“抹杀艺术上之条件及其 机能,事实上达到艺术之否定”。胡秋原的理论观点随即遭到左翼作家的批评,针对左翼作家的批评,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杜 衡)在1932年7月出版的《现代》杂志上发表《关于〈文新〉和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声援胡秋原。他代表“作家之群”,对左翼文坛 提出批评,指责左翼作家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什么真理。什么文艺,假使比起整个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来,还称得几斤几两?亭 子间里的真理吧!小资产阶级狗男女的文艺吧!你假使真是一个前进的战士,你便不会再要真理,再要文艺了” 2、左翼作家的观点 针对胡秋原的理论挑战,左翼作家进行了反击。瞿秋白(易嘉)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中指责胡秋原的目的 是“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冯雪峰(洛扬)《“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即《致〈文艺新闻 的一封信》)中指出:“胡秋原曾以‘自由人’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的文学的名义,暗暗地实行了反普洛革命文学的务。”“胡秋 原在这里不是为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批判了钱杏邨,却是为了反普洛革命文学而攻击了钱杏邨”,“对于他及其一派,现在 非加紧暴露和斗争不可” 周扬发表《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对苏汶的论点进行了反驳。他着重从政治的角度阐述了真理的阶级性和文艺与革 命的关系。他说:“‘你假使真是一个前进的战士,’你就一定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百分之百地发挥阶级性,党派性,这样你不但 会接近真理,而且只有你才是真理的唯一发现者。”他认为“革命不但不妨碍文学,而且提高了文学”。 鲁迅也写了《论“第三种人”》、《连环画辩护》、《又论“第三种人”》等文章参与了对“第三种人”的论战,他从当时的 阶级斗争情势出发,说明要做不偏不倚的没有偏向的“第三种人”是不可能的。他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 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 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 缘故。”(《论“第三种人”》,《现代》1932年11月第2卷第1期)继鲁迅之后,冯雪峰(丹仁)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第三种 人”的倾向与理论》的长文。这篇文章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苏汶先生倾向的本质、第三种文学的理论错误、第三种人的出路等问 题”,在批评了苏汶的理论错误之后,也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他认为:“苏汶先生的第三种文学的真的出路,是这一种革命的,多少1、梁实秋的主要观点 新月派的目的在于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理论基础，他们首先打出“人性”的旗帜，抹杀左翼文学家所看重的文学的社 会阶级基础，以“永恒的人性的文学”来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文学”。 梁实秋是新月派的重要理论家，他在《文学的纪律》中 说：“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针对左翼作家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他写了《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 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一系列文章。梁实秋反对革命文学的观点都是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的。在《文学与革命》中，他 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里，他认 为：“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 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的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 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新月》1929年12月第2卷第6、7号合刊）根据这种人性论的原则，梁实秋否认“革命 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他认为，“在文学上，只有革命时期中的文学”，并无所谓革命的文学。在他看来，“‘革命的 文学’这个名词根本就不能成立”，“‘无产阶级的文学’或‘大多数的文学’……是不能成立的名词，因为文学一概都是以人性为 本，绝无阶级的区别。”“无产阶级的文学”的理论“错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错误在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 其本身的价值。”（《文学与革命》，《新月》1928年第1卷第4期） 2、鲁迅等人的观点 梁实秋的人性论，遭到了左翼作家的猛烈批判。冯乃超在《冷静的头脑》、《阶级社会的艺术》中，对于梁实秋的人性论进行 了全面清算，对于无产阶级存在的历史与理论依据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冯乃超分析了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总是要占有艺术，艺 术必然要打上阶级的烙印的历史规律，认为当资产阶级走向墓茔里面去，无产阶级露面到历史的舞台上面来的时候，无产阶级的艺术 不单是主观的需要，又是客观的历史的必然。  对梁实秋及新月派批判最为尖锐、严厉、深刻的是鲁迅。鲁迅写了《文学与出汗》、《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 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抓住文学是否有阶级性这个焦点问题对梁实秋进行了批驳。鲁迅认 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 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 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萌芽月刊》 1930年第1卷第3期）鲁迅用浅显生动的事例证明在阶级社会中，所谓固定、普遍的人性是不存在的，每个人的思想感情都不可避免地 带着阶级的烙印。 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与梁实秋及新月派的论战，是阶级论与人性论的一次正面交锋，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与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作家的第一场理论上的较量。这场论战的意义非常深远，通过论战，左翼作家捍卫了作为无产阶级理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阶级 论，也深化了自身对革命文学的理论认识。  三、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 1、胡秋原苏汶的观点 1931年12月25日，胡秋原在《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阿狗文艺论》一文，引发了一场左翼作家与“自由人”、“第三种 人”之间长达四年的关于“文艺自由”问题的论战。 胡秋原认为：“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 术家虽然不是神圣，然而也决不是叭儿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 胡秋原从艺术本位 出发，既批评了当时国民党内的一些文人发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也讥讽了从政治出发来要求于文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运动。不久，胡秋原又写了一篇题为《勿侵略文艺》的文章，自称是一个“自由人”， 他说“我并不想站在政治立场赞否民族文艺有 普罗文艺，因为我是一个于政治外行的人”。（《文化评论》1932年第4期）随后，胡秋原在《钱杏邨理论之清算》、《自由人的文化 运动》等文章中，以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家的姿态，批判钱杏邨，称他“实在是一个最庸俗的观念论者”，“抹杀艺术上之条件及其 机能，事实上达到艺术之否定”。胡秋原的理论观点随即遭到左翼作家的批评，针对左翼作家的批评，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杜 衡）在1932年7月出版的《现代》杂志上发表《关于〈文新〉和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声援胡秋原。他代表“作家之群”，对左翼文坛 提出批评，指责左翼作家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什么真理。什么文艺，假使比起整个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来，还称得几斤几两？亭 子间里的真理吧！小资产阶级狗男女的文艺吧！你假使真是一个前进的战士，你便不会再要真理，再要文艺了”。 2、左翼作家的观点 针对胡秋原的理论挑战，左翼作家进行了反击。瞿秋白（易嘉）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中指责胡秋原的目的 是“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冯雪峰（洛扬）《“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即《致〈文艺新闻〉 的一封信》）中指出：“胡秋原曾以‘自由人’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的文学的名义，暗暗地实行了反普洛革命文学的务。”“胡秋 原在这里不是为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批判了钱杏邨，却是为了反普洛革命文学而攻击了钱杏邨”，“对于他及其一派，现在 非加紧暴露和斗争不可”。 周扬发表《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对苏汶的论点进行了反驳。他着重从政治的角度阐述了真理的阶级性和文艺与革 命的关系。他说：“‘你假使真是一个前进的战士，’你就一定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百分之百地发挥阶级性，党派性，这样你不但 会接近真理，而且只有你才是真理的唯一发现者。”他认为“革命不但不妨碍文学，而且提高了文学”。 鲁迅也写了《论“第三种人”》、《连环画辩护》、《又论“第三种人”》等文章参与了对“第三种人”的论战，他从当时的 阶级斗争情势出发，说明要做不偏不倚的没有偏向的“第三种人”是不可能的。他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 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 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 缘故。”（《论“第三种人”》，《现代》1932年11月第2卷第1期）继鲁迅之后，冯雪峰（丹仁）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第三种 人”的倾向与理论》的长文。这篇文章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苏汶先生倾向的本质、第三种文学的理论错误、第三种人的出路等问 题”，在批评了苏汶的理论错误之后，也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他认为：“苏汶先生的第三种文学的真的出路，是这一种革命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