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四讲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 法传统中的民法、商法等法律、法规体系制订和完善。从这个视角来看,西方文化中固有的 个人主义的文化拟子,①尤其是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洗礼而得以弘扬的个人自 主、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是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制序化,尤其是从习俗和惯例的规则向法律 制度的过渡,从而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内在力量。也正是在这一市场运行 的制度化过程中,市场的范围扩大了,人际关系“抽象化”了,从而市场交换本身也在很大 程度上完成了从“亲临的”的交换向“非亲临的”的交换的过渡。当然,我们这样来看在欧 洲近现代历史中文化演变与社会体制演化变迁的关系,决非是主张一种文化决定论。这至多 只是表明,在欧洲近现代的市场经济秩序形成与演化变迁的过程中,两希文化的传统精神遗 产资源(尤其是其中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谜拟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维。这至少也在某 种程度上或在某些方面修正了马克思和诺思的“经济(基础)决定论”。 这里必须指出,正如“个人主义”一词的发明者 Joseph de maistre(1821)从一开始就 意识到的那样,启蒙运动以及宗教改革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个人主义的张扬,使得个 人“自私自利”的追求大行其道,从而个人主义在“本质上是所有共同体的死敌”。然而, 尽管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的张扬一开始就受到一些社会活动家、道德哲学家和宗教界人 士的抨击,但在近现代西欧和北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自主、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和个 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张扬追求,在西方社会中已逐渐变成了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一种“文 化信念”,以致于在当代经济学的理论中它已变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信条,并实际上使理性 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成了所有当代经济学理论建构的第一块基石。②事实上,也正 是在西方现代文化氛围中对人们个人利益追求的这种社会认可和张扬,才使得现实中各个经 济人各自利益追求得到相互牵制。并且,只有通过这种人们之间追求个人利益的互动和相互 牵制,方能导致在西方文化中与个人主义相关的文化拟子在社会成员的“共享意义”( shared eanings)上得以广泛复制和传播。③如上所说,没有这种在经济与文化互动中个人主义文 ①从其宏大高深的思辨哲学高度,牟宗三先生也意识到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拟子在西方社会体制型构 中的作用,不过他将西方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的文化拟子称作为西方社会的“个体性原则”(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中,牟先生说:“原子性原则(牟先生这里指由罗素提出的逻 辑原子论,即" logical ato mism"—引者注)不但在说明科学知识上重要,在其他方面,如在政治、社会 方面,更显得重要。盖有此原则,才能讲自由、个体乃至人权。英美人在政治、社会方面也很自觉地意识 到原子性原则之重要性,在这方面可以称之为个体性原则。英美人不只是重视现实的经济利益,否则他们 无法领导当今的世界。个体性原则,一般人生活在自由之中,对之不自觉也不清楚,但他们的一般高级知 识分子、哲学家都意识得很清楚”(牟宗三,1997a,页9) ②由此看来,当代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定,只有在欧美个人主义文化的社会场景中 方能适用。在传统中国文化和亚洲其它社群主义文化以及以色列等某些集体主义文化氛围中,经济学中的 “理性人个人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假定”在很大程度上要打折扣 美国当代汉学家郝大维( David L. hall)和安乐哲( Roger T ames)曾非常深刻地指出,在当代西方社 会中,“如果一个人企图在社会财富中获取多于他自己的份额,这种行动总会使各种方式的互动无效,惟有 这种互动才能导致共享意义( shared mean ings)的交流。没有这种交流,个人就会被切断与供参与和交流韦森 ，《比较制度分析》讲义， 第四讲 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 84 法传统中的民法、商法等法律、法规体系制订和完善。从这个视角来看，西方文化中固有的 个人主义的文化拟子，① 尤其是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洗礼而得以弘扬的个人自 主、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是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制序化，尤其是从习俗和惯例的规则向法律 制度的过渡，从而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内在力量。也正是在这一市场运行 的制度化过程中，市场的范围扩大了，人际关系“抽象化”了，从而市场交换本身也在很大 程度上完成了从“亲临的”的交换向“非亲临的”的交换的过渡。当然，我们这样来看在欧 洲近现代历史中文化演变与社会体制演化变迁的关系，决非是主张一种文化决定论。这至多 只是表明，在欧洲近现代的市场经济秩序形成与演化变迁的过程中，两希文化的传统精神遗 产资源（尤其是其中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谜拟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维。这至少也在某 种程度上或在某些方面修正了马克思和诺思的“经济（基础）决定论”。 这里必须指出，正如“个人主义”一词的发明者 Joseph de Maistre（1821）从一开始就 意识到的那样，启蒙运动以及宗教改革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个人主义的张扬，使得个 人“自私自利”的追求大行其道，从而个人主义在“本质上是所有共同体的死敌”。然而， 尽管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的张扬一开始就受到一些社会活动家、道德哲学家和宗教界人 士的抨击，但在近现代西欧和北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自主、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和个 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张扬追求，在西方社会中已逐渐变成了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一种“文 化信念”，以致于在当代经济学的理论中它已变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信条，并实际上使理性 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成了所有当代经济学理论建构的第一块基石。② 事实上，也正 是在西方现代文化氛围中对人们个人利益追求的这种社会认可和张扬，才使得现实中各个经 济人各自利益追求得到相互牵制。并且，只有通过这种人们之间追求个人利益的互动和相互 牵制，方能导致在西方文化中与个人主义相关的文化拟子在社会成员的“共享意义”（shared meanings）上得以广泛复制和传播。③ 如上所说，没有这种在经济与文化互动中个人主义文 ① 从其宏大高深的思辨哲学高度，牟宗三先生也意识到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拟子在西方社会体制型构 中的作用，不过他将西方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的文化拟子称作为西方社会的“个体性原则”（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中，牟先生说：“原子性原则（牟先生这里指由罗素提出的逻 辑原子论，即“logical atomism”——引者注）不但在说明科学知识上重要，在其他方面，如在政治、社会 方面，更显得重要。盖有此原则，才能讲自由、个体乃至人权。英美人在政治、社会方面也很自觉地意识 到原子性原则之重要性，在这方面可以称之为个体性原则。英美人不只是重视现实的经济利益，否则他们 无法领导当今的世界。个体性原则，一般人生活在自由之中，对之不自觉也不清楚，但他们的一般高级知 识分子、哲学家都意识得很清楚”（牟宗三，1997a, 页 9）。 ② 由此看来，当代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定，只有在欧美个人主义文化的社会场景中 方能适用。在传统中国文化和亚洲其它社群主义文化以及以色列等某些集体主义文化氛围中，经济学中的 “理性人个人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假定”在很大程度上要打折扣。 ③ 美国当代汉学家郝大维（David L. Hall）和安乐哲（Roger T. Ames）曾非常深刻地指出，在当代西方社 会中，“如果一个人企图在社会财富中获取多于他自己的份额，这种行动总会使各种方式的互动无效，惟有 这种互动才能导致共享意义（shared meanings）的交流。没有这种交流，个人就会被切断与供参与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