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3 分子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则成为他们的唯一的凭 藉，因此他们才能坚持自己的“思想上的信念”。这个说法又儿乎和孟 子关于“士”的观察不谍而合：“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我们忍 不住要追问：为什么知识分子阶层在西方出现得这样迟，而中国竟早在 先秦时代便已产生了“士”呢？中国的“士”自孔子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延 续不断的传统，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推道竟没有历史的渊源吗？ 这些带有根本性质的大问题是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的。但是上述 两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一一中国有一个两千多年的“士”的传统，而西方 “知识分子”出现于近代一则值得我们认真的思索。必须说明，虽然 中国的“士”和西方的“知识分子”在基本精神上确有契合之处，但是我 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可以划等号。我们固然可以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 分子的身上发现“士”的明显遗迹，然而他们毕竟不是传统的“士”了。 “士”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歧异不是这篇短序中所能涉及的，我在下而 只想说明一点：中国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士”阶层似乎更缣中地表 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也似乎更能说明中西文化的异质之所在。 从思想史的现点看，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起源和十八世纪启蒙 运动的关系最为密切。康德普给启蒙运动的精神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 界说，即“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这句话恰好可以代表 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但这一精神的出现却必须从西方文化的全部背 景中去求了解。“理性”源于古代希腊，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最原始并且 也是最主要的特征。古希腊理性的最重要的结晶则无疑是哲学（包括 科学在内)。所以希腊的哲学家可以说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原型。但是 古代哲学家在精神上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颇有不同。古希腊的 “理性”主要表现为“理论的理性”或“思辨的理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都把世界一分为二：一方面是超越的本体或真理世界，另一方面是现 实的世界。这是“外在超越”型文化的特色。两个世界的清楚划分是西 方文化的特显精彩之处，然而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之一即是二分 的思维方式的普遍流行。二分思维虽非西方所独有，但确是西方文化 中一个极为强烈的倾向；理论和实践的二分便是其具体的表现之一。 “理论的理性”只对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感兴趣，扰攮的现实世界是不 值得注意的，因为前者是“本体”，后者不过是“现象”而已。所以亚里士 多德认为哲学家的全副生命都应该奉献于永恒事物的探究；现象界尽 管千变万化，而哲学家所追求的则只是万象纷纭后面的不变原则。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