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士与中国文化 说纷纭的根本起因。只要观察者不坚持以偏概全，则观点越多，越能彰 显中国文化的特性。本书定名也部分地取义于此：通过“士”这一阶层 的历史发展来探索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 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 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 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 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 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 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 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 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 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 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 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 公共利辔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 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 承当的精神。 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 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 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 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 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出它的力量。所以汉末党锢领袖如李膺，史言其 “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又如陈蕃、范滂则皆“有澄清天 下之志”。北宋承五代之浇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激动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晚明东林人 物的“事事关心”一直到最近还能振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如果 根据西方的标准，“土”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 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 但是我们知道，西方学人几乎一致认定，上述那种具有特殊涵义的 “知识分子”是近代的产物；“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出现 的时代大概不能早于十八世纪。社会学家曼罕曾说，近代的自由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