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而中国正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抵抗美国侵略并坚决反对北越与美国和谈等情况的话,可 以基本上断定,当时基本上不是“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没有及 时作出反应,很可能并不主要是受国内政治的影响,它涉及到中美关系总的状况、中国的国 防政策和对越南战争的政策等复杂的因素。 以上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到六十年代中期确实已经陷入绝境,从根本上调整对 华政策已经势在必行。 三,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及其特点。 正如以往的研究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舆论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其突出的表 现就是当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陷入绝境而无法自拔时,要求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舆论却 愈显活跃,声势与日俱增。 美国舆论变化的最初标志是《康仑报告》的出台,其内容已如前述。六十年代初,尽管 肯尼迪政府继续推行僵硬的对华政策,美国民间关于中美关系和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和 讨论并没有中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主持的中国研究项目。 1962年1月,美国政府由于迫切希望了解有关中苏分裂的情况,认为有必要动员“非 政府”的智力资源,展开相关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正是在国务院领导人的授意下,代表 东部权势集团的思想库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从2月起邀集大批专家学者,就中苏分裂和 美国的对策进行讨论 很可能是受到这些大型研讨会的影响,“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于 4月提出了一项研究中国的宏大项目。“对外关系委员会”设计这一项目的原因是该委员会 认为,中国对西方在亚洲的地位构成的威胁,是美国在60年代面临的两大挑战之一,必须 给予关注并对那里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检讨过去10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该项目 的研究成果包括:提供政策备忘录供决策者参考:在外交季刊和其他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有关的文章;出版有关的小册子以及出版正式的系列著作, 根据该项目的计划于1966年陆续出齐的八部著作涵盖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 交以及各国的对华政策等领域。65尽管八本书的内容不同且观点各异,但是它们的出发点都 是要重新研究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及其对美国和中美关系的含义,归宿则在于探讨美国对华政 策的得失,并为制定对华政策“努力开拓新的理解”。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作者具有相当高的权威。他们中间包括有报道中 国问题的资深记者、著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曾在中国任职的退休高级将领以及多次参 与中美谈判的外交官,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项目不仅本来就同美国政府要求研究中苏 关系有密切关系,而且项目的“指导委员会”还聘请前国务卿的弟弟、曾经任中央情报局局 长的艾伦·杜勒斯( Allen dulles)担任作主席,从而大大增加了该项目的“非政府”色彩。66 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的确给美国的政治气氛多少带来了一些变化。例如“对外 关系委员会”的丛书出版后,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报刊给予了报道,一些权威性的报刊如《纽 约时报》、《星期六评论》、《芝加哥论坛报》等,均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种变化表明,谈论 “重新考虑对华政策”至少已经不是大逆不道的了 继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研究项目启动之后,美国舆论界主张松动对华关系 改变对华政策的言论此伏彼起,从未中断。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1966年由美国参议院外交 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主持的对华政策听证会 1964年3月5日,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讲话,抨击美国 63这八本书包括: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 Communist China 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Implic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ommumists; U.S. Experience 1953-1967,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olicies Toward China-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 The Future of Oversea Chinese: The U.s. Policy and Asian Security 《缓慢的解冻》对此项目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第13--15页。争，而中国正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抵抗美国侵略并坚决反对北越与美国和谈等情况的话，可 以基本上断定，当时基本上不是“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没有及 时作出反应，很可能并不主要是受国内政治的影响，它涉及到中美关系总的状况、中国的国 防政策和对越南战争的政策等复杂的因素。 以上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到六十年代中期确实已经陷入绝境，从根本上调整对 华政策已经势在必行。 三，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及其特点。 正如以往的研究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舆论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其突出的表 现就是当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陷入绝境而无法自拔时，要求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舆论却 愈显活跃，声势与日俱增。 美国舆论变化的最初标志是《康仑报告》的出台，其内容已如前述。六十年代初，尽管 肯尼迪政府继续推行僵硬的对华政策，美国民间关于中美关系和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和 讨论并没有中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主持的中国研究项目。 1962 年 1 月，美国政府由于迫切希望了解有关中苏分裂的情况，认为有必要动员“非 政府”的智力资源，展开相关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正是在国务院领导人的授意下，代表 东部权势集团的思想库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从 2 月起邀集大批专家学者，就中苏分裂和 美国的对策进行讨论。 很可能是受到这些大型研讨会的影响，“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于 4 月提出了一项研究中国的宏大项目。“对外关系委员会”设计这一项目的原因是该委员会 认为，中国对西方在亚洲的地位构成的威胁，是美国在 60 年代面临的两大挑战之一，必须 给予关注并对那里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检讨过去 10 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该项目 的研究成果包括：提供政策备忘录供决策者参考；在外交季刊和其他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有关的文章；出版有关的小册子以及出版正式的系列著作。 根据该项目的计划于 1966 年陆续出齐的八部著作涵盖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 交以及各国的对华政策等领域。65尽管八本书的内容不同且观点各异，但是它们的出发点都 是要重新研究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及其对美国和中美关系的含义，归宿则在于探讨美国对华政 策的得失，并为制定对华政策“努力开拓新的理解”。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作者具有相当高的权威。他们中间包括有报道中 国问题的资深记者、著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曾在中国任职的退休高级将领以及多次参 与中美谈判的外交官，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项目不仅本来就同美国政府要求研究中苏 关系有密切关系，而且项目的“指导委员会”还聘请前国务卿的弟弟、曾经任中央情报局局 长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担任作主席，从而大大增加了该项目的“非政府”色彩。66 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的确给美国的政治气氛多少带来了一些变化。例如“对外 关系委员会”的丛书出版后，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报刊给予了报道，一些权威性的报刊如《纽 约时报》、《星期六评论》、《芝加哥论坛报》等，均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种变化表明，谈论 “重新考虑对华政策”至少已经不是大逆不道的了。 继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研究项目启动之后，美国舆论界主张松动对华关系、 改变对华政策的言论此伏彼起，从未中断。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 1966 年由美国参议院外交 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主持的对华政策听证会。 1964 年 3 月 5 日，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讲话，抨击美国 65 这八本书包括：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Implic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U.S.Experience 1953-1967;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Policies Toward China-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The Future of Oversea Chinese;The U.S.Policy and Asian Security。 66 《缓慢的解冻》对此项目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第 13——1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