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六十年代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牛军 6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开始酝酿重大的调整。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尖锐对抗和在 越南战场进行的间接战争,无疑推迟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进程,但同时也为美国政府根本 改变其政策造成了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迄今为止,国内的有关研究主要着重于两个方面 类研究着重于分析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研究成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另一类 研究则是勾勒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可能是因为受到论著体例和篇幅的 限制,这类研究成果与前者相比,其论述可以说是比较粗略的。2本文的目的是在综合上述 两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做进一步地探讨,以期揭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 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后来转变的必然性 )肯尼迪上台前后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 从50年代末开始,美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动向。 这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其一是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给美国对话政策造成了冲击,它使 美国朝野担心因台湾问题而导致美国与中国大陆的战争。3其二是美国政界一些人认为,有 必要根据变化的世界形势,重新审议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为这种动向的比较典型的反映是 1959年出台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一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后来被简称为《康仑 报告》。 1958年春季,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 William j Fulbright)的主持下,就美国对东亚、南亚、非洲、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政策,举行了一系 列听证会,目的是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一次系统的检查。5月间,参院外交委员会根据听 证会的情况及其效果,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讨论全面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可行性 和必要性。该小组经研究认为,进行有关的研究既有必要又切实可行。7月15日外交委员 会投票通过决议,要求参议院授权进行有关的研究。31日参议院通过决议,授权外交委员 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并拨款30万美元予以资助。《康仑报 告》即是这项研究的产物之 《康仑报告》出台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报告突出了中国的重要性 该报告虽然分为南亚、远东和东南亚两个部分,但是综观全文,不论哪一部分都包含着对中 国的严重关注。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 题”,“对我们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没有再比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更起决定性的作 用了”。报告还指出,美国应该确认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而不是像 当时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报告称“大部分迹象表明,现政府是 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国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存在下去 是非常可能的”。其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增长,“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纪后期作为 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所以报告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管具体形式怎样”,都应该 根据上述“假设来实施”。4 参见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 1981年第2期;苏格:《60年代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解冻”》,《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顾宁:《美 国“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提议的历史由来、反响及其意义》,《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 2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一一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上册,第6章第 5节“对华政策”: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九章“中美关系解 冻的前奏” 3参阅郑永平著:《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美台关系》,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 4何慧译:《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一一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218, 263页
略论六十年代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牛军 60 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开始酝酿重大的调整。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尖锐对抗和在 越南战场进行的间接战争，无疑推迟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进程，但同时也为美国政府根本 改变其政策造成了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迄今为止，国内的有关研究主要着重于两个方面。 一类研究着重于分析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研究成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另一类 研究则是勾勒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可能是因为受到论著体例和篇幅的 限制，这类研究成果与前者相比，其论述可以说是比较粗略的。2本文的目的是在综合上述 两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做进一步地探讨，以期揭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 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后来转变的必然性。 （一）肯尼迪上台前后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 从 50 年代末开始，美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动向。 这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其一是 1958 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给美国对话政策造成了冲击，它使 美国朝野担心因台湾问题而导致美国与中国大陆的战争。3其二是美国政界一些人认为，有 必要根据变化的世界形势，重新审议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为这种动向的比较典型的反映是 1959 年出台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后来被简称为《康仑 报告》。 1958 年春季，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J. Fulbright）的主持下，就美国对东亚、南亚、非洲、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政策，举行了一系 列听证会，目的是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一次系统的检查。5 月间，参院外交委员会根据听 证会的情况及其效果，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讨论全面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可行性 和必要性。该小组经研究认为，进行有关的研究既有必要又切实可行。7 月 15 日外交委员 会投票通过决议，要求参议院授权进行有关的研究。31 日参议院通过决议，授权外交委员 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并拨款 30 万美元予以资助。《康仑报 告》即是这项研究的产物之一。 《康仑报告》出台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报告突出了中国的重要性。 该报告虽然分为南亚、远东和东南亚两个部分，但是综观全文，不论哪一部分都包含着对中 国的严重关注。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 题”，“对我们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没有再比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更起决定性的作 用了”。报告还指出，美国应该确认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而不是像 当时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报告称“大部分迹象表明，现政府是 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国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存在下去 是非常可能的”。其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增长，“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纪后期作为 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所以报告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管具体形式怎样”，都应该 根据上述“假设来实施”。4 1 参见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 1981 年第 2 期；苏格：《60 年代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解冻”》，《美国研究》，1997 年第 2 期；顾宁：《美 国“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提议的历史由来、反响及其意义》，《世界历史》，1997 年第 1 期。 2 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上册，第 6 章第 5 节“对华政策”；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九章“中美关系解 冻的前奏”。 3 参阅郑永平著：《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美台关系》，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4 何慧译：《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218， 263 页
其次是《康仑报告》实际上已经成为后来美国朝野人士考虑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在后 来一段时间里,美国各方人士曾经多次提出改变对华政策的设想和建议,但是他们都没有超 出《康仑报告》设计的框架。此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参与策划这一项目的人包括了很有影 响的民主党参议员,如富布赖特和后来担任总统的肯尼迪( John F Kennedy)。报告的撰写人 包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斯卡拉宾诺( Robert A Scalapino)等。这些人在政界和思想界都有 着重大的或独特的影响,所以报告所包含的一些重要想法必然会被传播并保留 根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计划,《康仑报告》出台后准备继续就对华政策问题举行听证 会,以便就对华政策展开讨论。不过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显然不存在重新考虑对华政策 的任何条件,加之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结束不久,美国内对中国的敌意相当强烈,所以 国务院决定不派人参加听证会。11月间《纽约时报》登载了《康仑报告》的内容,结果引 起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应。最后由美国国务卿赫脱( Christian A Herter)亲自出面发表声明, 并且国务院还专门出版了有关台湾问题的小册子,表示美国确实“无意改变现行政策”,这 才将事态平息下去。5 在196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对华政策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辩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从 两党争论的情况看,双方均无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重大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方 面为了竞选政治的需要,试图在对华政策方面作些文章。不过他们的观点差不多就是《康仑 报告》的设想。 4月间,美国的《外交季刊》发表了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主席、曾经当选参议员、后来 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副国务卿的切斯特·鲍尔斯 Chester Bowels)的长篇文章《重新考虑中国 问题》。鲍尔斯在文章中提出,美国应根据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利益制定对华政策。目前的 中国政权已经“稳固”,而且实力日增。美国在处理有关地区性的事务(如东南亚问题)和 全球性事务(如裁军问题)时,如没有中国参与,其成效值得怀疑。至于如何解决中美之间 的台湾问题,鲍尔斯提出了所谓的“中台国( China- Formosa nation)方案”,其内容包括台 湾当局从金门、马祖撤军,大陆沿海岛屿中立化以及台湾成立独立的“中台国”。6 鲍尔斯的文章很可能反映了民主党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主流意见。在总统竞选进入白热 化的阶段,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指责共和党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分不清轻重缓急。他一方面继 续指责中国推行“敌视”美国和“好战”的对策,同时也公开表示,希望同中国“建立和平 的关系”,并称民主党希望同中国“和平相处是正确的”。7他在10月7日和13日的电视辩 论中提出,美国应该只保卫台湾,放弃金门、马祖和其他一些大陆沿海岛屿。共和党候选人 尼克松则批评肯尼迪是在中国的“讹诈面前屈膝投降”,而他本人决不会把任何地方的“ 寸土地让给共产党”。8肯尼迪抨击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并不完全是竞选时期的灵机一动,除了 他的竞选班子的建议外,他本人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批评过美国的对华政策 过于僵硬和倾向使用武力。9 不过就如同美国选举政治通常表现出来的一样,肯尼迪和他的政策班子在竞选时期就对 华政策发表的言论并没有在贏得大选后付诸行动。根据尼克松的回忆,肯尼迪在竞选期间便 通过助手向他表示过,不希望在涉及对华政策的问题上过多纠缠。10肯尼迪这样做很可能是 5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台湾中华日报社1981年版,第189191页 6 Chester Bowels, "The China Problem Reconsidered" Foreign Afairs, Vol38, no. 3, April 1960, pp 476-48 7《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对华政策等问题》,《参考资料》,1960年7月17日。 理查德·尼克松著、伍任译:《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上册第283—-284页。 Newsweek October 24, 1960, p 16 ° John F. Kennedy,“ A Democrat Looks at Foreign policy", oreign Afairs, October1957,转引自 Gordon H Chang著、梅寅生译:《敌乎?友乎一一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台北)金禾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 《尼克松回忆录》,上册,第284页
其次是《康仑报告》实际上已经成为后来美国朝野人士考虑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在后 来一段时间里，美国各方人士曾经多次提出改变对华政策的设想和建议，但是他们都没有超 出《康仑报告》设计的框架。此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参与策划这一项目的人包括了很有影 响的民主党参议员，如富布赖特和后来担任总统的肯尼迪(John F.Kennedy)。报告的撰写人 包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斯卡拉宾诺（Robert A.Scalapino）等。这些人在政界和思想界都有 着重大的或独特的影响，所以报告所包含的一些重要想法必然会被传播并保留。 根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计划，《康仑报告》出台后准备继续就对华政策问题举行听证 会，以便就对华政策展开讨论。不过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显然不存在重新考虑对华政策 的任何条件，加之 1958 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结束不久，美国内对中国的敌意相当强烈，所以 国务院决定不派人参加听证会。11 月间《纽约时报》登载了《康仑报告》的内容，结果引 起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应。最后由美国国务卿赫脱（Christian A.Herter）亲自出面发表声明， 并且国务院还专门出版了有关台湾问题的小册子，表示美国确实“无意改变现行政策”，这 才将事态平息下去。5 在 1960 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对华政策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辩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从 两党争论的情况看，双方均无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重大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方 面为了竞选政治的需要，试图在对华政策方面作些文章。不过他们的观点差不多就是《康仑 报告》的设想。 4 月间，美国的《外交季刊》发表了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主席、曾经当选参议员、后来 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副国务卿的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els)的长篇文章《重新考虑中国 问题》。鲍尔斯在文章中提出，美国应根据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利益制定对华政策。目前的 中国政权已经“稳固”，而且实力日增。美国在处理有关地区性的事务（如东南亚问题）和 全球性事务（如裁军问题）时，如没有中国参与，其成效值得怀疑。至于如何解决中美之间 的台湾问题，鲍尔斯提出了所谓的“中台国（China-Formosa Nation）方案”，其内容包括台 湾当局从金门、马祖撤军，大陆沿海岛屿中立化以及台湾成立独立的“中台国”。6 鲍尔斯的文章很可能反映了民主党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主流意见。在总统竞选进入白热 化的阶段，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指责共和党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分不清轻重缓急。他一方面继 续指责中国推行“敌视”美国和“好战”的对策，同时也公开表示，希望同中国“建立和平 的关系”，并称民主党希望同中国“和平相处是正确的”。7他在 10 月 7 日和 13 日的电视辩 论中提出，美国应该只保卫台湾，放弃金门、马祖和其他一些大陆沿海岛屿。共和党候选人 尼克松则批评肯尼迪是在中国的“讹诈面前屈膝投降”，而他本人决不会把任何地方的“一 寸土地让给共产党”。8肯尼迪抨击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并不完全是竞选时期的灵机一动，除了 他的竞选班子的建议外，他本人在 1957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批评过美国的对华政策 过于僵硬和倾向使用武力。9 不过就如同美国选举政治通常表现出来的一样，肯尼迪和他的政策班子在竞选时期就对 华政策发表的言论并没有在赢得大选后付诸行动。根据尼克松的回忆，肯尼迪在竞选期间便 通过助手向他表示过，不希望在涉及对华政策的问题上过多纠缠。10肯尼迪这样做很可能是 5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台湾中华日报社 1981 年版，第 189——191 页。 6 Chester Bowels, “The China Problem Reconsidered”, Foreign Affairs, Vol.38, no.3, April 1960, pp. 476-487. 7 《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对华政策等问题》，《参考资料》，1960 年 7 月 17 日。 8 理查德·尼克松著、伍任译：《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上册第 283——284 页。Newsweek, October 24, 1960, p 16. 9 John F. Kennedy, “A Democrat Looks at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57，转引自 Gordon H.Chang 著、梅寅生译：《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台北）金禾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09 页。 10 《尼克松回忆录》，上册，第 284 页
因为意识到,在美国国内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在总统竞选中过多地强调改变对华政策是不智 之举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多少表现出调整对华政策的意愿。他在1961年2月1日主持召开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次会议上,曾经讨论过是否可以略微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允许西方盟 国的船只为中国承运粮食。肯尼迪在会议上要求国务院进一步研究可行的办法。1在华沙的 中美大使会谈中,美方也曾经提出交换记者和以优惠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等建议。12考虑到 当时中国国民经济正面临严重困难,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国际上大量采购粮食等情况,肯尼 迪政府的上述想法还是有一定的象征性的 不过肯尼迪的这些政策“微调”很快便不了了之了,其原因主要是包括肯尼迪在内的参 与处理中美关系的人物们,基本上没有理解中美关系的症结,以及中国政府当时的基本立场 和态度。他们一直企图绕过台湾问题,通过一些“微调”先缓和中美之间的气氛。问题恰恰 在于,即使像鲍尔斯那样曾经试图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人物提出的办法,当时根本不可能为 中国领导人所接受,而且只会增加他们的怀疑和敌意。 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显然也在考虑和试探缓和双方关系的可能性。1959年3月13日, 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等人时曾表示,他希望“到 密西西比河去游泳”,阻碍他的是共和党政府的三位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杜勒斯。 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进入高潮时,周恩来于8月30日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 Edgar Snow)。周恩来指出,美国方面企图绕过台湾问题来缓和中美关系是行不通的,至于所谓的 “中台国”则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军撒出台湾的问题上,周恩来提出了 比以往灵活的建议,即美国首先必须同意从台湾撤出其军事力量,至于美军何时和如何撤出 台湾的具体步骤,可以随后讨论。1410月18日,周恩来再次会见斯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 在裁军、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核试验和台湾等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现 出对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的观点了如指掌,而且此前他在旅途中还向斯诺详细介绍有关中苏 分歧的情况。由此观之,至少可以肯定周恩来对谈话是有所准备的。15四天以后,即10月 22日,毛泽东同斯诺讨论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的有关内容。毛泽东集中阐述了中 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指出中国会把金门和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中国“要的是整 个台湾地区”,不过中国会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不主动向美国开战,并“要谈判解决”台 湾问题,“不要武力解决”。16 中国领导人会见像斯诺这样的美国记者从来都是有的放矢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美国总 统大选期间花如此之多的时间与斯诺讨论中美关系,很可能是在为与美国的新领导人打交道 进行试探和准备。17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不久,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向美国方面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 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他的表态肯定是得到中国领导人允许的。1陈毅在1961年 4月访问雅加达期间,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关于中美关系的提问时,一方面指出肯尼迪 政府的对华政策“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同时也说明在改善中美关 1参阅戴万钦:《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类之认知与反应》,(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版,第30页 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 Tracy B. Strong and Helene Keyssar, "Anna Louise Strong: Three Interviews with Chairman Mao Zedo China quarterly, Vol. 103, September 1985, p 493 Is Edgar S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New York: Randon House, 962),P 91 16毛泽东:《同斯诺谈台湾问题及其他》,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 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454页 17前述肯尼迪关于对华政策的讲话登载与毛泽东和其他主要中国领导人了解国际问题必读的主要刊物《参 考资料》上,他们完全有可能注意到有关的内容 18《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83页
因为意识到，在美国国内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在总统竞选中过多地强调改变对华政策是不智 之举。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多少表现出调整对华政策的意愿。他在 1961 年 2 月 1 日主持召开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次会议上，曾经讨论过是否可以略微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允许西方盟 国的船只为中国承运粮食。肯尼迪在会议上要求国务院进一步研究可行的办法。11在华沙的 中美大使会谈中，美方也曾经提出交换记者和以优惠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等建议。12考虑到 当时中国国民经济正面临严重困难，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国际上大量采购粮食等情况，肯尼 迪政府的上述想法还是有一定的象征性的。 不过肯尼迪的这些政策“微调”很快便不了了之了，其原因主要是包括肯尼迪在内的参 与处理中美关系的人物们，基本上没有理解中美关系的症结，以及中国政府当时的基本立场 和态度。他们一直企图绕过台湾问题，通过一些“微调”先缓和中美之间的气氛。问题恰恰 在于，即使像鲍尔斯那样曾经试图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人物提出的办法，当时根本不可能为 中国领导人所接受，而且只会增加他们的怀疑和敌意。 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显然也在考虑和试探缓和双方关系的可能性。1959 年 3 月 13 日， 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等人时曾表示，他希望“到 密西西比河去游泳”，阻碍他的是共和党政府的三位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杜勒斯。 13 1960 年美国总统选举进入高潮时，周恩来于 8 月 30 日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周恩来指出，美国方面企图绕过台湾问题来缓和中美关系是行不通的，至于所谓的 “中台国”则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上，周恩来提出了 比以往灵活的建议，即美国首先必须同意从台湾撤出其军事力量，至于美军何时和如何撤出 台湾的具体步骤，可以随后讨论。1410 月 18 日，周恩来再次会见斯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 在裁军、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核试验和台湾等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现 出对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的观点了如指掌，而且此前他在旅途中还向斯诺详细介绍有关中苏 分歧的情况。由此观之，至少可以肯定周恩来对谈话是有所准备的。15四天以后，即 10 月 22 日，毛泽东同斯诺讨论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的有关内容。毛泽东集中阐述了中 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指出中国会把金门和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中国“要的是整 个台湾地区”，不过中国会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不主动向美国开战，并“要谈判解决”台 湾问题，“不要武力解决”。16 中国领导人会见像斯诺这样的美国记者从来都是有的放矢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美国总 统大选期间花如此之多的时间与斯诺讨论中美关系，很可能是在为与美国的新领导人打交道 进行试探和准备。17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不久，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向美国方面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 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他的表态肯定是得到中国领导人允许的。18陈毅在 1961 年 4 月访问雅加达期间，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关于中美关系的提问时，一方面指出肯尼迪 政府的对华政策“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同时也说明在改善中美关 11 参阅戴万钦：《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类之认知与反应》，（台北）正中书局 1992 年版，第 30 页。 12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3 页。 13 Tracy B. Strong and Helene Keyssar, “Anna Louise Strong: Three Interviews with Chairman Mao Zedong”, China Quarterly, Vol. 103, September 1985, p 493. 14 Edgar S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 (New York: Randon House, 1962), p 91. 15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pp. 759-761. 16毛泽东：《同斯诺谈台湾问题及其他》，1960 年 10 月 22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 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48——454 页。 17 前述肯尼迪关于对华政策的讲话登载与毛泽东和其他主要中国领导人了解国际问题必读的主要刊物《参 考资料》上，他们完全有可能注意到有关的内容。 18 《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 83 页
系的问题上“要看美国的新总统能否采取主动”,“美国政府是不是可以先做出一点贡献”。19 目前已经公布的历史文献尚不足以清晰全面地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全貌。不过 上述迹象已经表明,在美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动期间,中国领导人的确在进行密切的观察和谨 慎的试探。 毛泽东关于不会进攻金门、马祖的谈话其实也是讲给蒋介石听的。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 台湾当局对有关对华政策的辩论表现出极度的敏感。10月1日,蒋介石会见美国记者莫尔 文( Davis mervin)时强硬地表示,台湾当局即使“战至最后一人”、即使没有美国的支持而 “必须单独作战”,也决不放弃金门马祖。20三天后,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名道姓 地斥责肯尼迪“不负责任”、“大慷他人之慨”、“随便处置”他国的领土等等。声明还信誓旦 旦地宣布:“不会放弃……一平方英寸领土”,而且不需要美国协防金门、马祖。210月29 日至11月2日,蒋介石亲自前往金门、马祖视察,并在金门题字“经营战场”、“培养战力”。 此后不久,台湾当局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参演部队达14万人,包括坦克、装甲运兵车等 7000辆各类军车。 毫无疑问,毛泽东公开声明不使用武力攻占金门、马祖,是对蒋介石坚守金马的最有力 的支持和鼓励,也是台湾当局敢于保证不在金门、马祖的防卫问题上拖美国下水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反对美国“两个中国”政策上的隔海配合的确是相当默契的 由于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朝野一些人企图用“两个 中国”的方案作为改变对华政策的出路,一开始便走不通了。当然,除了台湾海峡两岸反对 两个中国”的计划,肯尼迪政府在美国国内也面临着巨大的反对力量,特别是在美国国会 中,亲台湾的势力不断通过各种各样的决议,以便反对和挫败任何有可能削弱美台关系的行 动。肯尼迪是以微弱多数票战胜共和党候选人的,刚入主白宫时政治地位尚不稳固,还不敢 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冒险。另外在他看来,新政府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都面临着远比对华关系 更为重要的问题,因此他私下表示,不希望在改变对华政策这样敏感和困难的问题上,招致 公众舆论的过分关注。22 肯尼迪不打算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图很快便在美国领导人的言行中反映出来。4月12日, 肯尼迪就任总统后首次就对华政策发表公开讲话。他声称美国将继续履行对台湾当局的政治 和安全“承诺”,反对在目前的形势下允许“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支持台湾当局保留其 在联合国的位置。235月3日,美国会参议院两党领袖共同提出一项提案,支持肯尼迪关于 继续履行对台湾承诺的声明。245月14日,美国副总统约翰逊( Lyndon B. Johnson)访问台 湾,进一步表明美国无意改变对华政策的立场。 9月21日,联合国大会指导委员会通过表决,同意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讨论的 议程。以此为标志,美国多年来用搁置讨论的办法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企图已经 失败。面对这种局面,肯尼迪政府的方针是尽可能地推迟中国现在就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 在肯尼迪政府的高层会议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 Adlai Stevenson)曾经主张,用 联合国同时给予“两个中国政府”席位的办法,保住台湾当局的席位,同时也让中国进入联 合国,而肯尼迪考虑的是至少要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的时间拖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以 19《人民日报》1961年4月3、6日 20转引自《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199页 21《中央日报》,1960年10月15日 2 Warren Cohen, 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 (Totowa, N.J.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1980), p 164.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o. 3, Mcgeorge Bundy to Secretary of State, Bunkering of Free World Ships Under Communist Chinese Charter", February 3, 1961, Paul Kesais Docume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77(Washington D. C: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 nc, 1980), Reel 5 2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EKennedy: 196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pp. 259-260 4《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203-—204页
系的问题上“要看美国的新总统能否采取主动”，“美国政府是不是可以先做出一点贡献”。19 目前已经公布的历史文献尚不足以清晰全面地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全貌。不过 上述迹象已经表明，在美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动期间，中国领导人的确在进行密切的观察和谨 慎的试探。 毛泽东关于不会进攻金门、马祖的谈话其实也是讲给蒋介石听的。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 台湾当局对有关对华政策的辩论表现出极度的敏感。10 月 11 日，蒋介石会见美国记者莫尔 文（Davis Mervin）时强硬地表示，台湾当局即使“战至最后一人”、即使没有美国的支持而 “必须单独作战”，也决不放弃金门马祖。20三天后，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名道姓 地斥责肯尼迪“不负责任”、“大慷他人之慨”、“随便处置”他国的领土等等。声明还信誓旦 旦地宣布：“不会放弃……一平方英寸领土”，而且不需要美国协防金门、马祖。21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蒋介石亲自前往金门、马祖视察，并在金门题字“经营战场”、“培养战力”。 此后不久，台湾当局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参演部队达 14 万人，包括坦克、装甲运兵车等 7000 辆各类军车。 毫无疑问，毛泽东公开声明不使用武力攻占金门、马祖，是对蒋介石坚守金马的最有力 的支持和鼓励，也是台湾当局敢于保证不在金门、马祖的防卫问题上拖美国下水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反对美国“两个中国”政策上的隔海配合的确是相当默契的。 由于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朝野一些人企图用“两个 中国”的方案作为改变对华政策的出路，一开始便走不通了。当然，除了台湾海峡两岸反对 “两个中国”的计划，肯尼迪政府在美国国内也面临着巨大的反对力量，特别是在美国国会 中，亲台湾的势力不断通过各种各样的决议，以便反对和挫败任何有可能削弱美台关系的行 动。肯尼迪是以微弱多数票战胜共和党候选人的，刚入主白宫时政治地位尚不稳固，还不敢 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冒险。另外在他看来，新政府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都面临着远比对华关系 更为重要的问题，因此他私下表示，不希望在改变对华政策这样敏感和困难的问题上，招致 公众舆论的过分关注。22 肯尼迪不打算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图很快便在美国领导人的言行中反映出来。4 月 12 日， 肯尼迪就任总统后首次就对华政策发表公开讲话。他声称美国将继续履行对台湾当局的政治 和安全“承诺”，反对在目前的形势下允许“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支持台湾当局保留其 在联合国的位置。235 月 3 日，美国会参议院两党领袖共同提出一项提案，支持肯尼迪关于 继续履行对台湾承诺的声明。245 月 14 日，美国副总统约翰逊（Lyndon B.Johnson）访问台 湾，进一步表明美国无意改变对华政策的立场。 9 月 21 日，联合国大会指导委员会通过表决，同意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讨论的 议程。以此为标志，美国多年来用搁置讨论的办法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企图已经 失败。面对这种局面，肯尼迪政府的方针是尽可能地推迟中国现在就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 在肯尼迪政府的高层会议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曾经主张，用 联合国同时给予“两个中国政府”席位的办法，保住台湾当局的席位，同时也让中国进入联 合国，而肯尼迪考虑的是至少要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的时间拖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以 19 《人民日报》1961 年 4 月 3、6 日。 20 转引自《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 199 页。 21 《中央日报》，1960 年 10 月 15 日。 22 Warren Cohen, 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 (Totowa, N.J.: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1980), p 164.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o. 3, Mcgeorge Bundy to Secretary of State, “Bunkering of Free World Ships Under Communist Chinese Charter”, February 3, 1961, Paul Kesais, Docume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77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Inc.,1980), Reel 5. 23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Kennedy, 1961 (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pp. 259-260. 24 《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 203——204 页
后。他告诉史蒂文森,“如果红色中国在我们来到首都的第一年期间进入联合国 他们 就会把我们两人都弄得筋疲力尽”。25 10月19日,肯尼迪发表特别声明,声称“美国坚决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或联合国的任 何机构”。36史蒂文森也在联合国大会拼命鼓噪,于12月1日提出了所谓“重要问题案”, 即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取代台湾当局的位置,必须要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家的三分之二多数 通过。27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以6票对34票、7票弃权,表决通过了美国牵头的“五 国提案”将中国进入联合国列为“重要问题案”,从而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设置了新 的障碍 中国政府对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人民日报》连续发 表文章,抨击肯尼迪政府是在搞“反华新阴谋”。28至此可以说在肯尼迪任内,美国政府改 变对华政策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了 二,陷入绝境的对华政策 国内新的研究成果认为,肯尼迪有意在他的第二任期(如果他能竞选连任的话)重新审 议对华政策,其根据是肯尼迪在遇刺前不久,曾经在1963年11月14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 待会上说:“当红色中国人表示其愿意同美国及其邻国和平相处时,那么很明显,美国就将 重新审议自己的政策。我们并不墨守对红色中国的敌视政策”。肯尼迪遇刺后不久,主管东 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 Roger hillsman)于12月13日发表了经肯尼迪审阅过的长篇讲 话,其中首次提出要对中国采取“不把门关起来”的政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美国“对 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敞开大门,对那里出现的能够促进我国利益、服务于自由世界和有 益于中国人民的变化,不把门关起来”。29由于肯尼迪被刺身亡,人们无法证实上述观点的 可靠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时的美国对华政策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而且约翰逊政府也未能采取、确切地说是根本没有能设想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步骤来解决问 从肯尼迪到约翰逊两届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都面临着即中苏分裂、中国发展 核武器和越南战争等三个关键性的问题 1,关于中苏分裂问题 从中苏结盟之日起,美国政府便一直试图使用各种手段,离间和分化中苏关系。肯尼迪 上台后,面对渐行渐远的中苏关系,在继续奉行促使中苏分裂政策的同时,美国政府开始考 虑如何利用中苏分裂。 肯尼迪上台后不久,即下令对中苏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可能是因为乔治·凯南( George F. Kennan)在竞选期间曾经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写信向肯尼迪进言,肯尼迪于是请他再度出山 主持有关中苏的研究项目。凯南在1960年8月17日给肯尼迪的信中声称:在最近的将来, 对美国而言“没有比保持中苏之间在观点和政策上的分歧更重要的了”。3到1961年底,该 项目由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完成了初稿,全文长达77页,题为《中苏分歧与美国的政策》。报 告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阵营正在分裂,中苏分歧表面是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是双方的 “国家利益”的冲突,因此也是难以弥和的。从长远的角度看,中苏分歧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从近期看美国未必会立即获益。因为中苏仍然都将美国视为敌人,而且由于中国的“好战”, 25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仲宜译:《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59,362 6《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214页。 Paul EZinner,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61 ), p 《人民日报》1961年9月21日,22日,28日。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35--337页 Letter from Kennan to Kennedy, August 17, 1960, attached to George F. Kennan Oral History, Kennedy libra
后。他告诉史蒂文森，“如果红色中国在我们来到首都的第一年期间进入联合国……，他们 就会把我们两人都弄得筋疲力尽”。25 10 月 19 日，肯尼迪发表特别声明，声称“美国坚决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或联合国的任 何机构”。26史蒂文森也在联合国大会拼命鼓噪，于 12 月 1 日提出了所谓“重要问题案”， 即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取代台湾当局的位置，必须要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家的三分之二多数 通过。2712 月 15 日，联合国大会以 61 票对 34 票、7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美国牵头的“五 国提案”，将中国进入联合国列为“重要问题案”，从而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设置了新 的障碍。 中国政府对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人民日报》连续发 表文章，抨击肯尼迪政府是在搞“反华新阴谋”。28至此可以说在肯尼迪任内，美国政府改 变对华政策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了。 二，陷入绝境的对华政策。 国内新的研究成果认为，肯尼迪有意在他的第二任期（如果他能竞选连任的话）重新审 议对华政策，其根据是肯尼迪在遇刺前不久，曾经在 1963 年 11 月 14 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 待会上说：“当红色中国人表示其愿意同美国及其邻国和平相处时，那么很明显，美国就将 重新审议自己的政策。我们并不墨守对红色中国的敌视政策”。肯尼迪遇刺后不久，主管东 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lsman)于12月13日发表了经肯尼迪审阅过的长篇讲 话，其中首次提出要对中国采取“不把门关起来”的政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美国“对 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敞开大门，对那里出现的能够促进我国利益、服务于自由世界和有 益于中国人民的变化，不把门关起来”。29由于肯尼迪被刺身亡，人们无法证实上述观点的 可靠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时的美国对华政策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而且约翰逊政府也未能采取、确切地说是根本没有能设想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步骤来解决问 题。 从肯尼迪到约翰逊两届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都面临着即中苏分裂、中国发展 核武器和越南战争等三个关键性的问题。 1，关于中苏分裂问题。 从中苏结盟之日起，美国政府便一直试图使用各种手段，离间和分化中苏关系。肯尼迪 上台后，面对渐行渐远的中苏关系，在继续奉行促使中苏分裂政策的同时，美国政府开始考 虑如何利用中苏分裂。 肯尼迪上台后不久，即下令对中苏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可能是因为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在竞选期间曾经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写信向肯尼迪进言，肯尼迪于是请他再度出山， 主持有关中苏的研究项目。凯南在 1960 年 8 月 17 日给肯尼迪的信中声称：在最近的将来， 对美国而言“没有比保持中苏之间在观点和政策上的分歧更重要的了”。30到 1961 年底，该 项目由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完成了初稿，全文长达 77 页，题为《中苏分歧与美国的政策》。报 告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阵营正在分裂，中苏分歧表面是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是双方的 “国家利益”的冲突，因此也是难以弥和的。从长远的角度看，中苏分歧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从近期看美国未必会立即获益。因为中苏仍然都将美国视为敌人，而且由于中国的“好战”， 25 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仲宜译：《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三联书店 1981 年版，第 359，362 页。 26 《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 214 页。 27 Paul E.Zinner,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61), p 502. 28 《人民日报》1961 年 9 月 21 日，22 日，28 日。 29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 335——337 页。 30Letter from Kennan to Kennedy, August 17, 1960, attached to George F. Kennan Oral History, Kennedy Library
美国在东南亚将面临更严重的挑战。31 1962年1月2日,国务卿腊斯克首次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中苏分裂的国务院政策计划 会议,会议讨论的依据便是上述凯南主持完成的报告。与会者认为,中苏分裂具有“前所未 有”的历史意义,但由于缺乏有关的情报,美国难以对其发展及其影响作出判断和反应。腊 斯克在会议上决定,有必要动员朝野力量,进一步收集情报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值得注 意的是,资深外交官、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 Charles bohlen)在讨论中声称,苏联与中 国的分歧就像是“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一样,中国比苏联更激进,美国可以 支持铁托,但不能支持中国那类的“左派”。3波伦的观点在美国政府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根据此次会议的建议和安排,美国政府的有关机构、美国的思想库、甚至包括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的有关机构,均对中苏分裂的情况展开研究。综合起来看,美国各有关方面主要关 心的问题包括中苏分裂的程度、性质、未来的发展、以及中苏分裂对两国对西方的政策的影 响等。随着中苏分裂的日益加剧,到1963年夏季,肯尼迪政府大致断定,中苏分裂已经不 可挽回了,而且对中苏未来的冲突可能达到的程度有些预测,如估计中苏有可能发生边界军 事冲突等等。3实际上从60年代中期中苏发生边界纠纷后,约翰逊政府已经多少获得了 些有关情况的报告。 关于中苏分歧的性质,美国政府居主流的看法是,虽然中苏的分歧是围绕意识形态展开 的,但其深层原因的确相当复杂。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目标互不相容,历史上中俄 两个民族的矛盾的影响,中苏结盟后双方在军事和经济问题上的分歧等等因素,都是导致中 苏分裂和矛盾升级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因为造成中苏分歧的原因如此复杂,所以从根本上看 双方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34 至于中苏分裂对两国对西方的政策的影响,肯尼迪政府中的主流看法是,苏联和中国都 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保持敌对的态度,这一点并没有因为它们之间的争论而发生根本变化。不 过相比较而言,中国更为“激进”和“好战”。1962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古巴 导弹危机、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支持越南的民族革命战争等等,均强化了肯尼迪政府中敌视 中国的情绪,使美国的决策者深信,中国是对美国更直接和更危险的威胁。35美国舆论界也 危言耸听地散布所谓“中国是主要威胁”的言论。 根据1962年底检讨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肯尼迪政府认为,只有使中国“软弱、孤立”, 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必须继续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保持对中国的压力。 36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一旦断定中苏同盟不复存在,肯尼迪政府首先采取的策略就是利用苏 联与中国的分歧,向中国施加压力,对中国采取更加敌视的政策,而约翰逊政府在对华政策 上则基本是萧规曹随的。 2,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 在肯尼迪上台以前,美国政府便在跟踪了解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根据美国情报部门 在1960年的估计,中国将在1961年晚些时候建成核反应堆,在1962年生产出可用于核裂 变的铀。从1961年起,美国开始利用台湾作为U-2型侦察机的基地,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其深入地点达到兰州和包头。这些侦察飞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进 展。3与此同时,由于卫星摄像技术的发展,美国可以通过卫星获得有关的照片资料。1961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U.s. Policy", December 19, 1961,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Box 14, Kennedy library Memorandum from Thomason to Harriman, "Secretarys Policy Planning Meeting, Janurary 2, 1962: Discussion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U.S. Policy", January 12, Thomason Papers, Box 15, Kennedy Library 33《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裂之认知与反应》,第171——172页 3参阅《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裂之认知与反应》,第166-169页 35《一千天》,第643页。 FRUS 1961-1963, Volume XXll, pp 326-332 Chris Pocock, Dragon Lady: The History of the U-2 Spyplane(Shrewsbury: Airlife, 1989), pp. 92-95
美国在东南亚将面临更严重的挑战。31 1962 年 1 月 2 日，国务卿腊斯克首次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中苏分裂的国务院政策计划 会议，会议讨论的依据便是上述凯南主持完成的报告。与会者认为，中苏分裂具有“前所未 有”的历史意义，但由于缺乏有关的情报，美国难以对其发展及其影响作出判断和反应。腊 斯克在会议上决定，有必要动员朝野力量，进一步收集情报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值得注 意的是，资深外交官、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在讨论中声称，苏联与中 国的分歧就像是“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一样，中国比苏联更激进，美国可以 支持铁托，但不能支持中国那类的“左派”。32波伦的观点在美国政府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根据此次会议的建议和安排，美国政府的有关机构、美国的思想库、甚至包括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的有关机构，均对中苏分裂的情况展开研究。综合起来看，美国各有关方面主要关 心的问题包括中苏分裂的程度、性质、未来的发展、以及中苏分裂对两国对西方的政策的影 响等。随着中苏分裂的日益加剧，到 1963 年夏季，肯尼迪政府大致断定，中苏分裂已经不 可挽回了，而且对中苏未来的冲突可能达到的程度有些预测，如估计中苏有可能发生边界军 事冲突等等。33实际上从 60 年代中期中苏发生边界纠纷后，约翰逊政府已经多少获得了一 些有关情况的报告。 关于中苏分歧的性质，美国政府居主流的看法是，虽然中苏的分歧是围绕意识形态展开 的，但其深层原因的确相当复杂。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目标互不相容，历史上中俄 两个民族的矛盾的影响，中苏结盟后双方在军事和经济问题上的分歧等等因素，都是导致中 苏分裂和矛盾升级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因为造成中苏分歧的原因如此复杂，所以从根本上看 双方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34 至于中苏分裂对两国对西方的政策的影响，肯尼迪政府中的主流看法是，苏联和中国都 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保持敌对的态度，这一点并没有因为它们之间的争论而发生根本变化。不 过相比较而言，中国更为“激进”和“好战”。1962 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古巴 导弹危机、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支持越南的民族革命战争等等，均强化了肯尼迪政府中敌视 中国的情绪，使美国的决策者深信，中国是对美国更直接和更危险的威胁。35美国舆论界也 危言耸听地散布所谓“中国是主要威胁”的言论。 根据 1962 年底检讨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肯尼迪政府认为，只有使中国“软弱、孤立”， 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必须继续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保持对中国的压力。 36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一旦断定中苏同盟不复存在，肯尼迪政府首先采取的策略就是利用苏 联与中国的分歧，向中国施加压力，对中国采取更加敌视的政策，而约翰逊政府在对华政策 上则基本是萧规曹随的。 2，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 在肯尼迪上台以前，美国政府便在跟踪了解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根据美国情报部门 在 1960 年的估计，中国将在 1961 年晚些时候建成核反应堆，在 1962 年生产出可用于核裂 变的铀。从 1961 年起，美国开始利用台湾作为 U-2 型侦察机的基地，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其深入地点达到兰州和包头。这些侦察飞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进 展。37与此同时，由于卫星摄像技术的发展，美国可以通过卫星获得有关的照片资料。1961 31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U.S. Policy”, December 19, 1961,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Box 14, Kennedy Library. 32 Memorandum from Thomason to Harriman, “Secretary’s Policy Planning Meeting , Janurary 2,1962:Discussion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U.S. Policy”, January 12, Thomason Papers, Box 15, Kennedy Library. 33 《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裂之认知与反应》，第 171——172 页。 34 参阅《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裂之认知与反应》，第 166——169 页。 35 《一千天》，第 643 页。 36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pp. 326-332. 37 Chris Pocock, Dragon Lady: The History of the U-2 Spyplane (Shrewsbury: Airlife, 1989), pp. 92-95
年12月,美国通过卫星拍摄,得到了第一张中国罗布泊核实验场的照片。1963年3月和6 月,美国情报部门通过卫星照片分析认为,中国核原料工厂坐落在兰州。有关照片还提供了 一些发电厂与兰州工厂之间的输电线路。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何时会爆炸第一颗核装置作出 了种种估计,其中一种相对接近后来实际情况的估计是,中国将在1964年晚些时候或1965 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38 随着情报部门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资料,美国政府中的文武官员们越 来越感到紧张。他们认为,中国掌握核武器将是对美国安全的非常严重的威胁。首先是中国 掌握核武器,将对美国和亚太美军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其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 些非共产党国家的安全也会受到更严重的威胁,其中一些国家有可能在中国的压力下疏远 美国,接近中国:第三,一些亚太国家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有可能因为恐惧而发展 自己的核武器:第四,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可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总之美国无论如何也要阻 止中国成为核国家。3肯尼迪本人更是坚决地表示他“无法忍受”中国掌握核武器,美国必 须在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的问题上“有所作为”。40 肯尼迪的智囊们曾经企图利用美苏首脑会晤,争取苏联与美国合作,共同阻止中国研制 核武器。但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维也纳会晤证明,肯尼迪政府至少也是时机没有选对。赫 鲁晓夫当时虽然有意与美国一起搞点儿缓和,但并不想走得太远。会谈中肯尼迪一再建议赫 鲁晓夫应该反对中国的好战政策,包括在核禁试问题上与美国相互配合,结果都被赫鲁晓夫 驳回。4美苏首脑会晤后,肯尼迪曾经相当悲观地表示,一旦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它就 会控制整个东南亚。 1962年夏季,美国政府试图加快与苏联谈判达成核禁试条约的步伐。引起美国对核禁 试的态度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美苏在核领域竞赛的状况。1961年8月30日,苏联 恢复了大气层核试验。1962年1月美英苏在日内瓦的三边会谈失败,美国随后于4月25日 开始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美苏竞相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肯尼迪政府 不能不有所顾忌,加之美国在核技术方面领先于苏联,所以肯尼迪政府也企图利用核禁试谈 判来约束苏联。 不过当时对肯尼迪政府来说,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担心。在夏季肯尼 迪主持召开的一系列与武器控制和国家安全有关的高层会议上,美国决策者及其助手们普遍 表现出对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将拥有核武器的严重关切和沮丧。与会者认为,美国有必要在 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问题上与苏联合作。42 直到10月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以后,美国政府的努力才开始从苏联得到回应。苏联政府 当时建议,美苏签署的应该是一项全面停止核试验的条约。1963年1月在讨论核禁试条约 的会议上,肯尼迪明确地表示,他在核禁试问题上的重要考虑之一是如何防止中国拥有和使 用核武器。如果一项核禁试条约有助于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就值得美国认真予以考虑,尽 william Burr and Jeffrey T. Richelson, A Chinese Puzzle,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uly/August 1997,pp.42,44 39 George C. McChee to Secretary Dean Rusk, "Anticipatory Action Pending Chinese Communist Demonstration of a Nuclear Capability, September 13, 1961, Robert H Johnson, "Nuclear Proliferation", October 15, 1962; all Polic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1961-1965, (Washington DC:1996)(该资料集是编者为1996年8月为“中国地区档案会议”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编者赠本人收 存)。“Non-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ugust14,1964;“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Committee on Nuclear Proliferation", January 21, 1965, FRUS 1964-1968, Volume Xl,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pp 81-83,pp.173-174. 40 Oral History Interview of William C Foster by Charles T Morrissey, August 5, 1964, pp 36-37, Kennedy Library 4《一千天》,第287——288,297 Glenn T. Seaborg, Kennedy, Khrushchev and the Test Ban Trea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 1981),pp.l62-171
年 12 月，美国通过卫星拍摄，得到了第一张中国罗布泊核实验场的照片。1963 年 3 月和 6 月，美国情报部门通过卫星照片分析认为，中国核原料工厂坐落在兰州。有关照片还提供了 一些发电厂与兰州工厂之间的输电线路。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何时会爆炸第一颗核装置作出 了种种估计，其中一种相对接近后来实际情况的估计是，中国将在 1964 年晚些时候或 1965 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38 随着情报部门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资料，美国政府中的文武官员们越 来越感到紧张。他们认为，中国掌握核武器将是对美国安全的非常严重的威胁。首先是中国 掌握核武器，将对美国和亚太美军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其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 一些非共产党国家的安全也会受到更严重的威胁，其中一些国家有可能在中国的压力下疏远 美国，接近中国；第三，一些亚太国家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有可能因为恐惧而发展 自己的核武器；第四，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可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总之美国无论如何也要阻 止中国成为核国家。39肯尼迪本人更是坚决地表示他“无法忍受”中国掌握核武器，美国必 须在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的问题上“有所作为”。40 肯尼迪的智囊们曾经企图利用美苏首脑会晤，争取苏联与美国合作，共同阻止中国研制 核武器。但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维也纳会晤证明，肯尼迪政府至少也是时机没有选对。赫 鲁晓夫当时虽然有意与美国一起搞点儿缓和，但并不想走得太远。会谈中肯尼迪一再建议赫 鲁晓夫应该反对中国的好战政策，包括在核禁试问题上与美国相互配合，结果都被赫鲁晓夫 一一驳回。41美苏首脑会晤后，肯尼迪曾经相当悲观地表示，一旦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它就 会控制整个东南亚。 1962 年夏季，美国政府试图加快与苏联谈判达成核禁试条约的步伐。引起美国对核禁 试的态度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美苏在核领域竞赛的状况。1961 年 8 月 30 日，苏联 恢复了大气层核试验。1962 年 1 月美英苏在日内瓦的三边会谈失败，美国随后于 4 月 25 日 开始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美苏竞相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肯尼迪政府 不能不有所顾忌，加之美国在核技术方面领先于苏联，所以肯尼迪政府也企图利用核禁试谈 判来约束苏联。 不过当时对肯尼迪政府来说，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担心。在夏季肯尼 迪主持召开的一系列与武器控制和国家安全有关的高层会议上，美国决策者及其助手们普遍 表现出对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将拥有核武器的严重关切和沮丧。与会者认为，美国有必要在 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问题上与苏联合作。42 直到 10 月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以后，美国政府的努力才开始从苏联得到回应。苏联政府 当时建议，美苏签署的应该是一项全面停止核试验的条约。1963 年 1 月在讨论核禁试条约 的会议上，肯尼迪明确地表示，他在核禁试问题上的重要考虑之一是如何防止中国拥有和使 用核武器。如果一项核禁试条约有助于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就值得美国认真予以考虑，尽 38William Burr and Jeffrey T. Richelson, “ A Chinese Puzzle”,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uly/August 1997, pp.42, 44. 39 George C. McChee to Secretary Dean Rusk, “Anticipatory Action Pending Chinese Communist Demonstration of a Nuclear Capability”, September 13, 1961, Robert H. Johnson, “Nuclear Proliferation”, October 15, 1962; all of them seen in David Wolff edited, Selected Recently-Declassified U.S.Gover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1-1965, (Washington D.C.: 1996). (该资料集是编者为 1996 年 8 月为“中国地区档案会议”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编者赠本人收 存)。“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ugust 14, 1964;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Committee on Nuclear Proliferation”, January 21, 1965, FRUS 1964-1968, Volume XI,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pp. 81-83, pp. 173-174. 40 Oral History Interview of William C. Foster by Charles T. Morrissey, August 5, 1964, pp. 36-37, Kennedy Library. 41 《一千天》，第 287——288，297 页。 42 Glenn T. Seaborg, Kennedy, Khrushchev and the Test Ban Trea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p. 162-171
管那是苏联提出的也无关宏旨。43 根据肯尼迪的决定,美国政府对谈判采取了积极的态度。2月12日日内瓦三边谈判复 会。5月下旬,美苏签订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合作备忘录。6月8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 宣布同意美英派特使到莫斯科谈判。两天后,肯尼迪便以一次热情洋溢的公开讲话给予了回 应。7月14日,美国特使哈里曼( Averell w. harriman)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并 受到苏联政府的热烈欢迎。肯尼迪在第二天给哈里曼的指示中,再次透露了他对急于与苏联 达成协议的动机。他声称即使少量的核武器掌握在中国领导人手中,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 危险的”,所以哈里曼还应在私下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严重性。4显然,拉 拢苏联以阻止中国掌握核武器,至少也是肯尼迪政府急于同苏联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7月25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草签了《禁止在大气层、外空与水下核武器试验 条约》,其主要内容就是两条:一是签约国不进行条约禁止的核试验:二是不纵容其他国家 进行核试验。8月5日美英苏代表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正式签约仪式,10月10日互换文本, 条约正式生效。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该条约其实是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向中国施加政 治压力和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手段。45实际上美国在条约签定以前已经估计到,苏联对中国 核政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尽管肯尼迪仍然幻想苏联也许能说服中国也签署该条约。苏联与 美国合作与其说是准备承担义务,说服中国放弃研制核武器的计划,不如说是因为恐惧而与 美国合谋向中国施加压力 美国领导人在争取苏联合作迫使中国放弃研制核武器计划的同时,也在考虑使用武力打 击中国的核设施。6月24日,肯尼迪在访问波恩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中国研制 核武器问题称,美国将说服其他国家不要“抓起棘手的核问题”,否则得到的将是“与核扩 散相伴而来的虚假安全”。46 在为哈里曼赴莫斯科谈判做准备的过程中,了解苏联是否会与美国合作对付中国的核武 器计划,成了美国决策圈子的重要话题。肯尼迪在哈里曼启程前授权后者,在探讨美苏就对 付中国达成谅解的可能性方面,他“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47哈里曼到达莫斯科的第 天便接到肯尼迪的一项更为露骨的指示,要求他“尽力査明赫鲁晓夫对限制或阻止中共核计 划的看法,以及他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还是愿意接受美国的行动”。48根据哈里曼的报告 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试探兴趣不大。他认为,在法国也没有签署核禁试条约的情况下,单独将 中国挑出来作为威胁是难以接受的,而且一旦中国有了核武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喊大 叫”了。4苏联领导人很可能认为,与美国共同签署核禁试条约,已经是向中国施加了足够 的压力,因此没有必要再为过分的行动付出政治代价。 美英苏签署核禁试条约后,美国政府内部一直有关于使用军事打击阻止中国核试验的设 想。其中比较具体的是1964年4月,国务院的罗伯特·约翰逊( Robert johnson)根据国务院 政策设计室领导人的要求,提出了四种供选择的方案,包括:1,由美国发动对中国核设施 进行空中打击;2,由台湾的空军进行空中打击:3,雇佣在中国的特务进行地面破坏;4, 空投国民党军队。不过他在报告中指出,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并不可取,不仅是因为没有苏 联的合作行不通,而且美国可能会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509月15日,在中国第一次核试验 43转引自《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第422-423页 P, Telegram from State Department to Embassy in Soviet Union", July 15, 1963, FRUS 1961-1963, Volume VIl, Ns Oral History interview of Humphrey Treveyan by Joerph E. O'Connor, September 13, 1963, Kennedy Library New York Time, June 25, 1963, pp. 1,10 4《一千天》,第644页 801. elegram from State Department to in Soviet Union", July 15, 1963, FRUS 1961-1963, Volume VIl, p Dl."" Telegram from Embassy in Soviet Union to State Department", July 27, 1963, FRUS uction of Chinese Nuclear Weapons Capabilities", Dcember 24, 1964, David wolff edited
管那是苏联提出的也无关宏旨。43 根据肯尼迪的决定，美国政府对谈判采取了积极的态度。2 月 12 日日内瓦三边谈判复 会。5 月下旬，美苏签订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合作备忘录。6 月 8 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 宣布同意美英派特使到莫斯科谈判。两天后，肯尼迪便以一次热情洋溢的公开讲话给予了回 应。7 月 14 日，美国特使哈里曼（Averell W. Harriman）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并 受到苏联政府的热烈欢迎。肯尼迪在第二天给哈里曼的指示中，再次透露了他对急于与苏联 达成协议的动机。他声称即使少量的核武器掌握在中国领导人手中，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 危险的”，所以哈里曼还应在私下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严重性。44显然，拉 拢苏联以阻止中国掌握核武器，至少也是肯尼迪政府急于同苏联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7 月 25 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草签了《禁止在大气层、外空与水下核武器试验 条约》，其主要内容就是两条：一是签约国不进行条约禁止的核试验；二是不纵容其他国家 进行核试验。8 月 5 日美英苏代表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正式签约仪式，10 月 10 日互换文本， 条约正式生效。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该条约其实是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向中国施加政 治压力和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手段。45实际上美国在条约签定以前已经估计到，苏联对中国 核政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尽管肯尼迪仍然幻想苏联也许能说服中国也签署该条约。苏联与 美国合作与其说是准备承担义务，说服中国放弃研制核武器的计划，不如说是因为恐惧而与 美国合谋向中国施加压力。 美国领导人在争取苏联合作迫使中国放弃研制核武器计划的同时，也在考虑使用武力打 击中国的核设施。6 月 24 日，肯尼迪在访问波恩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中国研制 核武器问题称，美国将说服其他国家不要“抓起棘手的核问题”，否则得到的将是“与核扩 散相伴而来的虚假安全”。46 在为哈里曼赴莫斯科谈判做准备的过程中，了解苏联是否会与美国合作对付中国的核武 器计划，成了美国决策圈子的重要话题。肯尼迪在哈里曼启程前授权后者，在探讨美苏就对 付中国达成谅解的可能性方面，他“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47哈里曼到达莫斯科的第二 天便接到肯尼迪的一项更为露骨的指示，要求他“尽力查明赫鲁晓夫对限制或阻止中共核计 划的看法，以及他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还是愿意接受美国的行动”。48根据哈里曼的报告， 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试探兴趣不大。他认为，在法国也没有签署核禁试条约的情况下，单独将 中国挑出来作为威胁是难以接受的，而且一旦中国有了核武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喊大 叫”了。49苏联领导人很可能认为，与美国共同签署核禁试条约，已经是向中国施加了足够 的压力，因此没有必要再为过分的行动付出政治代价。 美英苏签署核禁试条约后，美国政府内部一直有关于使用军事打击阻止中国核试验的设 想。其中比较具体的是 1964 年 4 月，国务院的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根据国务院 政策设计室领导人的要求，提出了四种供选择的方案，包括：1，由美国发动对中国核设施 进行空中打击；2，由台湾的空军进行空中打击；3，雇佣在中国的特务进行地面破坏；4， 空投国民党军队。不过他在报告中指出，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并不可取，不仅是因为没有苏 联的合作行不通，而且美国可能会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509 月 15 日，在中国第一次核试验 43 转引自《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第 422——423 页。 44 “Telegram from State Department to Embassy in Soviet Union”, July 15, 1963, FRUS 1961-1963, Volume VII, p 801. 45 Oral History interview of Humphrey Treveyan by Joerph E. O’Connor, September 13, 1963, Kennedy Library. 46 New York Time, June 25, 1963, pp. 1,10. 47 《一千天》，第 644 页。 48 “The Telegram from State Department to in Soviet Union”, July 15, 1963, FRUS 1961-1963, Volume VII, p 801. 49 《一千天》，第 648 页。”Telegram from Embassy in Soviet Union to State Department”, July 27, 1963, FRUS 1961-1963, Volume VII, p 860. 50 G.W.Rathjens, “Destruction of Chinese Nuclear Weapons Capabilities”, Dcember 24, 1964, David Wolff edited
前一个月,约翰逊总统专门召集会议,再次讨论如何对付迫在眉睫的中国核试验。与会者排 除了由美国单独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计划,但是仍然企图尝试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 可能性,并获约翰逊同意。5这次会议的决定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决策层这一时期多数人的看 法,即美国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来阻止或拖延中国成为核国家,即使能够成功也是代价高 昂的,而且根据中国的实际能力和对外政策的趋向,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 起的事实。美国政府的反应是在尽可能地贬低其影响的同时,拒绝接受中国成为核俱乐部的 成员。约翰逊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声称,中国的核试验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和西方国家 会“认识到这种爆炸的有限意义”,而且不必担心“立即导致发生战争的危险”。52但是,在 美国政府内部不少人心里都明白,不管美国愿意不愿意,中国因为握有核武器而恢复在联合 国的席位和参与核裁军等国际事务的谈判,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肯尼迪早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说过:如果没有“人民中国”的参与,同苏联达成任何有关 核试验的协议“都将是不完整的”。53在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前,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关 于核扩散和裁军的报告已经透露出对中国早晚要加入裁军谈判的无可奈何。54问题是到那时 美国还能拒不承认中国吗?10月28日,国务院的托马斯 James c. Thomas,Jr)在给助理国务 卿邦迪( William Bundy)的备忘录中写到,美国必须记住的两个重要事实是:一,中国早 晚会进入联合国和参加核裁军的国际谈判: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交往正在越来越迅 速地增加。因此美国必须设法改变仅仅是“遏制”的对华政策,逐步打开同中国交往的大门。 5这项建议毋宁说是中国核试验给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带来的启示 3,关于越南战争问题 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逐步使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领 导人几乎无一不信奉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而且将这种理论同对中国的敌视紧密地结 合在一起 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领导人就断定,印度支那地区的紧张形势是由共产主义势力扩 张造成的,那里的民族革命战争不过是那种被肯尼迪形容为是“坚如磐石、冷酷无情的阴谋 运动”的一个部分。56约翰逊更是坚定不移地认为,如果美国在南越遭受失败,苏联和中国 特别是中国就会前来填补美国离开后的“真空”,可能会有两亿中国军队从“山间小路”涌 进印度支那,而且其邻国会一个一个地向中国“屈服”。为了制止中国的扩张,约翰逊从上 任伊始,便声称他“将不丧失越南”,不做“目睹东南亚重蹈中国覆辙”的美国总统。5需 要指出的是,约翰逊的这种看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美国政府内的主导倾向,它毋宁 说是当时美国政府中弥漫着的反华、反共和反革命的歇斯底里的典型而且是极其有影响力的 Selected Recenth-Declassified USGover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1961-1965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eptember 15, 1964, Selected Recently-Declassified U.SGover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2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美国总统约翰逊对外关系言论摘录,1964年7月-12月》,国际问题研究所1965 年编印,第67—68页 53《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对华政策等问题》,《参考资料》,1960年7月17日。 $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7, 1964m, pp. 13-16,"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ne 1964, pp 76-81; "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ugust 14, 1964, pp 88-9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rch 22, 1965, pp 194-196 FRUS 1964-1968, Volume X,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55"Memorandum for Mr. Bundy", October 28, 1964, Selected Recentl-Declassified USGover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china 36肯尼迪对共产主义扩张的看法可参阅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第83-84页。 5 Franz Schurman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P460,并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54页
前一个月，约翰逊总统专门召集会议，再次讨论如何对付迫在眉睫的中国核试验。与会者排 除了由美国单独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计划，但是仍然企图尝试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 可能性，并获约翰逊同意。51这次会议的决定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决策层这一时期多数人的看 法，即美国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来阻止或拖延中国成为核国家，即使能够成功也是代价高 昂的，而且根据中国的实际能力和对外政策的趋向，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10 月 16 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 起的事实。美国政府的反应是在尽可能地贬低其影响的同时，拒绝接受中国成为核俱乐部的 成员。约翰逊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声称，中国的核试验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和西方国家 会“认识到这种爆炸的有限意义”，而且不必担心“立即导致发生战争的危险”。52但是，在 美国政府内部不少人心里都明白，不管美国愿意不愿意，中国因为握有核武器而恢复在联合 国的席位和参与核裁军等国际事务的谈判，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肯尼迪早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说过：如果没有“人民中国”的参与，同苏联达成任何有关 核试验的协议“都将是不完整的”。53在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前，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关 于核扩散和裁军的报告已经透露出对中国早晚要加入裁军谈判的无可奈何。54问题是到那时 美国还能拒不承认中国吗？10 月 28 日，国务院的托马斯(James C. Thomas, Jr.)在给助理国务 卿邦迪（William Bundy）的备忘录中写到，美国必须记住的两个重要事实是：一，中国早 晚会进入联合国和参加核裁军的国际谈判；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交往正在越来越迅 速地增加。因此美国必须设法改变仅仅是“遏制”的对华政策，逐步打开同中国交往的大门。 55这项建议毋宁说是中国核试验给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带来的启示。 3，关于越南战争问题。 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逐步使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领 导人几乎无一不信奉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 而且将这种理论同对中国的敌视紧密地结 合在一起。 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领导人就断定，印度支那地区的紧张形势是由共产主义势力扩 张造成的，那里的民族革命战争不过是那种被肯尼迪形容为是“坚如磐石、冷酷无情的阴谋 运动”的一个部分。56约翰逊更是坚定不移地认为，如果美国在南越遭受失败，苏联和中国， 特别是中国就会前来填补美国离开后的“真空”，可能会有两亿中国军队从“山间小路”涌 进印度支那，而且其邻国会一个一个地向中国“屈服”。为了制止中国的扩张，约翰逊从上 任伊始，便声称他“将不丧失越南”，不做“目睹东南亚重蹈中国覆辙”的美国总统。57需 要指出的是，约翰逊的这种看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美国政府内的主导倾向，它毋宁 说是当时美国政府中弥漫着的反华、反共和反革命的歇斯底里的典型而且是极其有影响力的 Selected Recently-Declassified U.S.Gover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1-1965. 51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eptember 15, 1964, Selected Recently-Declassified U.S.Gover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1-1965. 52 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美国总统约翰逊对外关系言论摘录，1964 年 7 月—12 月》，国际问题研究所 1965 年编印，第 67——68 页。 53 《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对华政策等问题》，《参考资料》，1960 年 7 月 17 日。 5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7, 1964m, pp. 13-1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ne 16, 1964, pp. 76-81;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ugust 14, 1964, pp 88-9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rch 22, 1965, pp. 194-196; FRUS 1964-1968, Volume XI,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55 “Memorandum for Mr. Bundy”, October 28, 1964, Selected Recently-Declassified U.S.Gover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1-1965. 56 肯尼迪对共产主义扩张的看法可参阅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83-84 页。 57 Franz Schurman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P 460，并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 154 页
反映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特别直接参与越南战争,目的都是为了遏止中 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但是美国也因此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首先是因为中国在这一地区 的实力和地位,从一开始就限制了美国干预的规模和限度。换句话说,美国既要遏止中国, 又不希望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这种困境从一开始就在折磨美国领导人。例如在肯尼迪执 政初期,美国政府内部曾经有人建议,在老挝形势危急时,直接向那里派遣美国军队,结果 遭到否决。反对派遣美军的人的主要理由就是担心那样做会引起中国介入,他们提出要么大 干,要么不干,除非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否则干脆不要直接插手。59 约翰逊政府在决定直接介入越南战争时,面临同样的困境。它每一次决定是否将军事干 涉升级时,都不得不反复考虑中国的反应,因为他们确实担心会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结果 是美国为了遏止中国而卷入越南战争,同时又因为担心同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不得不 对军事卷入的规模和程度有所限制。 美国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北越由于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一再拒绝了美国关于举行和 谈的建议。据美国方面的统计,直到1968年,美国为和谈而进行的大大小小的试探多达2000 多次,但是从未有结果。60北越坚持武装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在向北越提供全面援助 的同时,也一再劝告北越领导人不要轻易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否则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和 完成国家统一的斗争将前功尽弃。中国的反对至少也是北越长期拒绝与美国谈判的主要原因 之一。不仅如此,中国领导人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国际上制造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舆 论。6中国报刊这一时期强烈谴责美国的和谈不过是企图欺骗越南人民,软化北越进行抗美 救国斗争的立场。62中国的强硬立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鼓动国际调停的努力。 中国支持北越坚决抵抗和顽强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两手政策,确实使美国政府在越 南战争中进退两难。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这种局面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背景,它决 定了美国如要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就有必要改变其对华政策,起码不能将遏制中国作为 进行干涉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要缓和中美关系,就必须放弃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至 少需要首先表明,它确实准备为结束军事干涉作出切实的努力 这里有必要提及1966年3月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29次会谈的情况。根据中国代表王国 权的回忆,美国代表在会谈中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并在会谈结束后向 中方的翻译强调了这一用语的含义,而且中方翻译确认了那是“友好的表示”,并将此情况 转达国内。63王国权本人和有的论著认为,主要是因为受到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文革”)的 影响,中国政府未能迅速作出反应,从而“错过了一次及时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或 者说是“失之交臂”。θ4就探讨中国对美决策的国内环境而言,必须承认“文革”造成的激 烈气氛很可能对当时处理这一情况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不过如果考虑到美国正在扩大越南战 AJ Robert S Mcnamara with Brian VanDeMark,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pp 64-65.102,116.218 59《一千天》,第259页。 60参阅《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255页 6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中卷,第750页:下卷,第74页:《周恩来外 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471,820页:“ Documents on China and Vietnam Peace Talks", Zhai Qiang, Beijing and the vietnam Peace Talks, 1965-68, New Evidence from Chinese Sourc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18, pp 26-34 62以1965年春美国提出和谈为例,中国的报刊对国际上的所有调停努力都进行了猛烈和密集的抨击。《揭 穿约翰逊的大骗局》,《人民日报》1965年4月11日:《正告吴丹》,《人民日报》1965年4月12日:《短命 的骗局》,《人民日报》1965年4月13日:《评十七国“呼吁书”》,《人民日报》1965年4月22日:《我外 交部两次照会英国政府,不欢迎英国政府派特别代表来华讨论越南问题》,《新华月报》1965年第5期,第 153页 63王国权:《我的大使生涯》,《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 64《我的大使生涯》,第155页:《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47页
反映。58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特别直接参与越南战争，目的都是为了遏止中 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但是美国也因此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首先是因为中国在这一地区 的实力和地位，从一开始就限制了美国干预的规模和限度。换句话说，美国既要遏止中国， 又不希望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这种困境从一开始就在折磨美国领导人。例如在肯尼迪执 政初期，美国政府内部曾经有人建议，在老挝形势危急时，直接向那里派遣美国军队，结果 遭到否决。反对派遣美军的人的主要理由就是担心那样做会引起中国介入，他们提出要么大 干，要么不干，除非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否则干脆不要直接插手。59 约翰逊政府在决定直接介入越南战争时，面临同样的困境。它每一次决定是否将军事干 涉升级时，都不得不反复考虑中国的反应，因为他们确实担心会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结果 是美国为了遏止中国而卷入越南战争，同时又因为担心同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不得不 对军事卷入的规模和程度有所限制。 美国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北越由于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一再拒绝了美国关于举行和 谈的建议。据美国方面的统计，直到 1968 年，美国为和谈而进行的大大小小的试探多达 2000 多次，但是从未有结果。60北越坚持武装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在向北越提供全面援助 的同时，也一再劝告北越领导人不要轻易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否则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和 完成国家统一的斗争将前功尽弃。中国的反对至少也是北越长期拒绝与美国谈判的主要原因 之一。不仅如此，中国领导人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国际上制造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舆 论。61中国报刊这一时期强烈谴责美国的和谈不过是企图欺骗越南人民，软化北越进行抗美 救国斗争的立场。62中国的强硬立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鼓动国际调停的努力。 中国支持北越坚决抵抗和顽强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两手政策，确实使美国政府在越 南战争中进退两难。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这种局面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背景，它决 定了美国如要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就有必要改变其对华政策，起码不能将遏制中国作为 进行干涉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要缓和中美关系，就必须放弃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至 少需要首先表明，它确实准备为结束军事干涉作出切实的努力。 这里有必要提及 1966 年 3 月中美大使级会谈第 129 次会谈的情况。根据中国代表王国 权的回忆，美国代表在会谈中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并在会谈结束后向 中方的翻译强调了这一用语的含义，而且中方翻译确认了那是“友好的表示”，并将此情况 转达国内。63王国权本人和有的论著认为，主要是因为受到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文革”）的 影响，中国政府未能迅速作出反应，从而“错过了一次及时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或 者说是“失之交臂”。64就探讨中国对美决策的国内环境而言，必须承认“文革”造成的激 烈气氛很可能对当时处理这一情况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不过如果考虑到美国正在扩大越南战 58 可参阅 Robert S.Mcnamara with Brian VanDeMark,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pp 64-65, 102，116, 218. 59 《一千天》，第 259 页。 60 参阅《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 255 页。 61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中卷，第 750 页；下卷，第 74 页；《周恩来外 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4，471，820 页；“Documents on China and Vietnam Peace Talks”, Zhai Qiang, Beijing and the Vietnam Peace Talks, 1965-68, New Evidence from Chinese Sourc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18, pp 26-34.. 62 以 1965 年春美国提出和谈为例，中国的报刊对国际上的所有调停努力都进行了猛烈和密集的抨击。《揭 穿约翰逊的大骗局》，《人民日报》1965 年 4 月 11 日；《正告吴丹》，《人民日报》1965 年 4 月 12 日；《短命 的骗局》，《人民日报》1965 年 4 月 13 日；《评十七国“呼吁书”》，《人民日报》1965 年 4 月 22 日；《我外 交部两次照会英国政府，不欢迎英国政府派特别代表来华讨论越南问题》，《新华月报》1965 年第 5 期，第 153 页。 63 王国权：《我的大使生涯》，《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4——155 页。 64 《我的大使生涯》，第 155 页；《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 34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