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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课程教学资源(授课方案)第三单元 文革期间的中国外交(1965-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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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文革期间的中国外交(1965-1977 第1节:文革对中国外交的冲击和影响。 三课时 l,60年代初期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50分钟) 60年代初期,中国周边形势出现复杂的变化,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紧张局势。 另一方面是国内围绕如何评价大跃进在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来自外部和内部 的巨大压力,加上党内“左”的思潮正在逐步发展,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极大的冲 击 方面是国内出现急噪激进的情绪,对外宣传中出现了越来越尖锐的调门, 外交上也有反应过度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一些外国敌对势力加紧利用各种机 会攻击中国,它们宣称中国好战,只要革命不珍惜和平。反对和平共处等等,把 本来不是中国的关于国际问题的主张和政策强加给中国。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 重歪曲,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遭到普遍误解 面对这种复杂严峻的局势,如何执行和宣传中国政府八大前后开始奉行的和 平外交政策,缓和日趋紧张的对外关系,改善周边环境,以便集中力量克服国内 的经济困难,成为当时主管外事工作的大多数领导人关注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 的问题。 1962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多次就改进我国对外工作 向中央提出建议,并起草了一些内部文件。这些建议和文件是当时党内一些领导 人力图坚持八大的外交方针,修正外交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集中表现。然而,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内“左”倾思潮急剧发展,与此同时中苏矛盾也在不断发 展。在这种情况下,王稼祥这些有见地的意见很难被毛泽东接受,反而招致了严 厉的批评。这次对党内不同意见的批判使中国失去了一次调整对外关系和对外政 策的机会。在这以后,随着大规模中苏论战的发生,以及国内大规模政治运动的 开展,更加强化和发展了对外政策上的“左”倾观点

第三单元、文革期间的中国外交(1965-1977) 第 1 节:文革对中国外交的冲击和影响。 三课时 1,60 年代初期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50 分钟) 60 年代初期,中国周边形势出现复杂的变化,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紧张局势。 另一方面是国内围绕如何评价大跃进在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来自外部和内部 的巨大压力,加上党内“左”的思潮正在逐步发展,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极大的冲 击。 一方面是国内出现急噪激进的情绪,对外宣传中出现了越来越尖锐的调门, 外交上也有反应过度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一些外国敌对势力加紧利用各种机 会攻击中国,它们宣称中国好战,只要革命不珍惜和平。反对和平共处等等,把 本来不是中国的关于国际问题的主张和政策强加给中国。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 重歪曲,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遭到普遍误解。 面对这种复杂严峻的局势,如何执行和宣传中国政府八大前后开始奉行的和 平外交政策,缓和日趋紧张的对外关系,改善周边环境,以便集中力量克服国内 的经济困难,成为当时主管外事工作的大多数领导人关注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 的问题。 1962 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多次就改进我国对外工作 向中央提出建议,并起草了一些内部文件。这些建议和文件是当时党内一些领导 人力图坚持八大的外交方针,修正外交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集中表现。然而,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内“左”倾思潮急剧发展,与此同时中苏矛盾也在不断发 展。在这种情况下,王稼祥这些有见地的意见很难被毛泽东接受,反而招致了严 厉的批评。这次对党内不同意见的批判使中国失去了一次调整对外关系和对外政 策的机会。在这以后,随着大规模中苏论战的发生,以及国内大规模政治运动的 开展,更加强化和发展了对外政策上的“左”倾观点

2、文革对中国外交的冲击。(50分钟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发表的公报是极左对外政策形成 的标志。在极左对外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外交受到全面冲击 首先是中国有关对外政策的宣传越来越激进、调门越唱越高。一方面是慷慨 激昂地宣称,当今是“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 时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行大决战的伟大时代;另一方面则 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世界的革命中心”,等等。 其次,中国的驻外机构遭到全面冲击。在当时国内政局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下, 被上述宣传煽动起来的情绪被狂热地宣泄出来,从而使中国外交脱离了正常的轨 道。最初遭到冲击的是中国的驻外机构。 第三,继驻外机构陷入混乱后不久,中国国内的外交领导机构也受到严重的 冲击。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夺 权”。外交部门几乎无法正常展开外交工作。8月7日,造反派就成立了“夺权 指挥部”,冲砸外交部政治部,査封外交部党委办公机构,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 中国驻外机构发布指令,其结果造成了国家的外交大权旁落,外交活动陷入混乱 的无政府状态。 最严重的是8月22日晚,在北京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办公楼、 批斗英代办的恶性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文革”期间中国外交混乱的顶点。 3、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重建及其意义。(50分钟) 文革期间最严重的事件是8月22日晚,在北京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 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恶性事件。它是“文革”期间中国外交混乱的顶点, 不过它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外交调整的一个契机 “文革”开始后中国驻外使馆出现的混乱很快引起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国领导 人的关注,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控制局面,显然不足以消除外交领域的混乱局 面。陈毅在“二月抗争”失败后,逐步失去了对外交部的控制,周恩来不得不 再直接出面 在如此困难的时刻,周恩来决心利用火烧英国代办处提供的机会扭转局势 周恩来单独与杨成武会谈,请他向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汇报有关情况,并将王力

2、文革对中国外交的冲击。(50 分钟) 1966 年 8 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发表的公报是极左对外政策形成 的标志。在极左对外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外交受到全面冲击。 首先是中国有关对外政策的宣传越来越激进、调门越唱越高。一方面是慷慨 激昂地宣称,当今是“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 时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行大决战的伟大时代;另一方面则 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世界的革命中心”,等等。 其次,中国的驻外机构遭到全面冲击。在当时国内政局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下, 被上述宣传煽动起来的情绪被狂热地宣泄出来,从而使中国外交脱离了正常的轨 道。最初遭到冲击的是中国的驻外机构。 第三,继驻外机构陷入混乱后不久,中国国内的外交领导机构也受到严重的 冲击。1967 年 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夺 权”。外交部门几乎无法正常展开外交工作。8 月 7 日,造反派就成立了“夺权 指挥部”,冲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党委办公机构,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 中国驻外机构发布指令,其结果造成了国家的外交大权旁落,外交活动陷入混乱 的无政府状态。 最严重的是 8 月 22 日晚,在北京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办公楼、 批斗英代办的恶性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文革”期间中国外交混乱的顶点。 3、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重建及其意义。(50 分钟) 文革期间最严重的事件是 8 月 22 日晚,在北京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 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恶性事件。它是“文革”期间中国外交混乱的顶点, 不过它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外交调整的一个契机。 “文革”开始后中国驻外使馆出现的混乱很快引起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国领导 人的关注,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控制局面,显然不足以消除外交领域的混乱局 面。陈毅在“二月抗争”失败后,逐步失去了对外交部的控制,周恩来不得不一 再直接出面。 在如此困难的时刻,周恩来决心利用火烧英国代办处提供的机会扭转局势。 周恩来单独与杨成武会谈,请他向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汇报有关情况,并将王力

的“八七讲话”转交毛泽东。8月26日,毛泽东痛斥王力的讲话“极坏”,并决 定由周恩来主持逮捕王力等人 毛泽东的表态是中国外交调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外交 系统的动乱受到遏止,一度失控的局面有所恢复。从1967年夏季到中共九大召 开前,毛泽东多次就涉外事务发表批示,批评那些自我标榜、自我中心和强加于 人的宣传和做法。 1969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外交工作受到毛泽东的进一步重 视。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一批外国驻华使节 发出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此后,中国陆续派出一批批 使节,使驻外使馆的工作得到恢复。对于过去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引起的损害 两国关系的事件,中方也通过公开场合或内部接触,向对方承担责任,主动修复 关系。 经过1968年和1969年两年左右的努力,外交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偏差有所纠 正。从这时起,中国同大多数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的关系也陆续得 到修复和发展。这就为此后外交工作成为“文革”时期别开生面的一个领域创造 了条件。在处理王力等人的过程中,在中国外交系统形成或说是确立了毛泽东 周恩来的决策机制。后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1967年8月开始形成 的毛泽东一周恩来外交决策体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第2节、中苏边界冲突与中美缓和 课时 l、中苏同盟破裂与中苏边界冲突。(50分钟)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因苏联领导层内部矛盾而被迫下台,勃列日涅夫当 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中国领导人当时不 了解苏联内部发生变化的原因,作出了两个决定:1,通过访问了解情况:2,争 取利用苏联国内变动,改善中苏关系。 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中方提出,苏共不应在12月召开各 国共产党会议的筹备会议,这个会议是赫鲁晓夫在职时决定的,中国不同意也不 参加。应先举行双边的、多边的会谈,一步一步求得接近,以便为开一个团结的

的“八七讲话”转交毛泽东。8 月 26 日,毛泽东痛斥王力的讲话“极坏”,并决 定由周恩来主持逮捕王力等人。 毛泽东的表态是中国外交调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外交 系统的动乱受到遏止,一度失控的局面有所恢复。从 1967 年夏季到中共九大召 开前,毛泽东多次就涉外事务发表批示,批评那些自我标榜、自我中心和强加于 人的宣传和做法。 1969 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外交工作受到毛泽东的进一步重 视。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一批外国驻华使节, 发出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此后,中国陆续派出一批批 使节,使驻外使馆的工作得到恢复。对于过去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引起的损害 两国关系的事件,中方也通过公开场合或内部接触,向对方承担责任,主动修复 关系。 经过 1968 年和 1969 年两年左右的努力,外交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偏差有所纠 正。从这时起,中国同大多数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的关系也陆续得 到修复和发展。这就为此后外交工作成为“文革”时期别开生面的一个领域创造 了条件。在处理王力等人的过程中,在中国外交系统形成或说是确立了毛泽东— 周恩来的决策机制。后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1967 年 8 月开始形成 的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体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第 2 节、中苏边界冲突与中美缓和 三课时 1、中苏同盟破裂与中苏边界冲突。(50 分钟)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因苏联领导层内部矛盾而被迫下台,勃列日涅夫当 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中国领导人当时不 了解苏联内部发生变化的原因,作出了两个决定:1,通过访问了解情况;2,争 取利用苏联国内变动,改善中苏关系。 在庆祝十月革命 47 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中方提出,苏共不应在 12 月召开各 国共产党会议的筹备会议,这个会议是赫鲁晓夫在职时决定的,中国不同意也不 参加。应先举行双边的、多边的会谈,一步一步求得接近,以便为开一个团结的

全世界兄弟党会议创造条件。但苏方则坚持双方先停止公开争论,坚持召开各国 党的会议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先后两次在 北京停留。周恩来、陈毅与柯西金会谈,劝告苏共不要举行由赫鲁晓夫提议召开 的各国兄弟党会议,柯西金表示不能同意。1965年3月召开莫斯科各国共产党 会议,中国则宣布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毛泽东提出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 组,天下大乱。 回顾中苏关系破裂的历史,是有很多经验教训的。研究中苏关系的变化必须 将中苏关系分解为三个层次分析,包括:国际共运中两个执政的共产党的关系; 二,两个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历史经历的大国 之间的国家关系;三,两个拥有军事同盟条约的盟国关系。在这三个层次中,通 用的准则并不是简单的,有些相互重叠,有些则互相矛盾,互相干扰。那个时代 中最关键的教训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不能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主导原 则 中苏同盟破裂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的安全环境严重恶化;二是加深了 国内极左思想的影响。“九评”的最后一篇提出了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该文的重点是最后一节“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它把毛泽东关于如何防止 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归纳为十五个要点,对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苏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这既是前一 阶段中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也是由一些新的因素引起的。一方面,文革开始后, 中国国内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气氛儿近狂热,加剧了中苏之间的敌对情绪。另 方面,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苏联对外政策具有明显的霸权主义和扩张性。 在这一背景下,边界问题成为两国争端的焦点。 中苏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悬而未决的复杂问题。60年代初 期,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地区的形势逐渐紧张起来。1963年7月间,苏联与蒙 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苏军开始 进驻外蒙古,显然是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为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于1960年8月及9月两次主动建议举行谈

全世界兄弟党会议创造条件。但苏方则坚持双方先停止公开争论,坚持召开各国 党的会议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1965 年 2 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先后两次在 北京停留。周恩来、陈毅与柯西金会谈,劝告苏共不要举行由赫鲁晓夫提议召开 的各国兄弟党会议,柯西金表示不能同意。1965 年 3 月召开莫斯科各国共产党 会议,中国则宣布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毛泽东提出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 组,天下大乱。 回顾中苏关系破裂的历史,是有很多经验教训的。研究中苏关系的变化必须 将中苏关系分解为三个层次分析,包括:国际共运中两个执政的共产党的关系; 二,两个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历史经历的大国 之间的国家关系;三,两个拥有军事同盟条约的盟国关系。在这三个层次中,通 用的准则并不是简单的,有些相互重叠,有些则互相矛盾,互相干扰。那个时代 中最关键的教训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不能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主导原 则。 中苏同盟破裂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的安全环境严重恶化;二是加深了 国内极左思想的影响。“九评”的最后一篇提出了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该文的重点是最后一节“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它把毛泽东关于如何防止 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归纳为十五个要点,对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苏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这既是前一 阶段中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也是由一些新的因素引起的。一方面,文革开始后, 中国国内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气氛儿近狂热,加剧了中苏之间的敌对情绪。另一 方面,6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初期,苏联对外政策具有明显的霸权主义和扩张性。 在这一背景下,边界问题成为两国争端的焦点。 中苏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悬而未决的复杂问题。60 年代初 期,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地区的形势逐渐紧张起来。1963 年 7 月间,苏联与蒙 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苏军开始 进驻外蒙古,显然是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为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于 1960 年 8 月及 9 月两次主动建议举行谈

判,1963年8月,中国政府又提出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的六项建 议。在中方的一再倡议下,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了首次边 界谈判。双方在争议地区的问题上争执不下。这次边界谈判最终未能取得任何结 果。 1964年秋,勃列日涅夫上台。苏联加快了在远东地区建立军事优势的步伐 为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苏联向中苏边界增派兵力,并配备了先进的进攻性武 器。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并 向中蒙边界地区大量增兵,导致中国领导人作出强烈反应。中国决策层于1968 年1月作出了在中苏边界东段进行军事反击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在给沈阳军 区和北京军区的指示中,要求解放军有关部队作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 备,在警告无效和苏军打死中方人员时,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 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国内的文革也影响到边界斗争的方 式。冲突集中在中苏东段边境界河上,1968年12月乌苏里江封冻后,面积仅0.74 平方公里的珍宝岛成为边界斗争的一个热点。每当中国军人上岛后,苏联边防军 即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武装军人前来拦截,双方以棍棒对打。1969年2月7 日还发生了苏军在远距离以冲锋枪打6个点射的严重事件(未造成伤亡) 969年1月以后,经毛泽东决定,军委提出对苏军予以打击的问题。3月2 日,虎饶前指派出30人登上珍宝岛巡逻,与苏军发生军事冲突。3月15日发生 了更大规模的战斗。 此后,中苏边界冲突的规模受到一定控制,但冲突并未停止。苏联在中苏 边界西段采取报复行动,制造了几起流血事件,使长达7300公里的中苏边界呈 现出全面紧张的局势。面对苏联发出的威胁,中国不得不作好应付最严重局面的 准备。此后,我国因对战争危险的过火估计及内政方面的种种原因,长期的临战 状态一直未能缓解。 2、中国援越抗美政策的形成与演变。(50分钟) 从六十年代初期至七十年代中期,我国曾大力援助越南北方解放南方,并秘 密出兵近40万人入越、入老,协助进行抗美战争。在十几年的时间内我国援越 耗费金额达200亿,相当于抗美援朝战争战费的三倍,是建国后花费最大、历时 最长的一次援外

判,1963 年 8 月,中国政府又提出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的六项建 议。在中方的一再倡议下,1964 年 2 月至 8 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了首次边 界谈判。双方在争议地区的问题上争执不下。这次边界谈判最终未能取得任何结 果。 1964 年秋,勃列日涅夫上台。苏联加快了在远东地区建立军事优势的步伐。 为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苏联向中苏边界增派兵力,并配备了先进的进攻性武 器。1966 年 1 月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并 向中蒙边界地区大量增兵,导致中国领导人作出强烈反应。中国决策层于 1968 年 1 月作出了在中苏边界东段进行军事反击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在给沈阳军 区和北京军区的指示中,要求解放军有关部队作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 备,在警告无效和苏军打死中方人员时,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 自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国内的文革也影响到边界斗争的方 式。冲突集中在中苏东段边境界河上,1968 年 12 月乌苏里江封冻后,面积仅 0.74 平方公里的珍宝岛成为边界斗争的一个热点。每当中国军人上岛后,苏联边防军 即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武装军人前来拦截,双方以棍棒对打。1969 年 2 月 7 日还发生了苏军在远距离以冲锋枪打 6 个点射的严重事件(未造成伤亡)。 1969 年 1 月以后,经毛泽东决定,军委提出对苏军予以打击的问题。3 月 2 日,虎饶前指派出 30 人登上珍宝岛巡逻,与苏军发生军事冲突。3 月 15 日发生 了更大规模的战斗。 此后,中苏边界冲突的规模受到一定控制,但冲突并未停止。苏联在中苏 边界西段采取报复行动,制造了几起流血事件,使长达 7300 公里的中苏边界呈 现出全面紧张的局势。面对苏联发出的威胁,中国不得不作好应付最严重局面的 准备。此后,我国因对战争危险的过火估计及内政方面的种种原因,长期的临战 状态一直未能缓解。 2、中国援越抗美政策的形成与演变。(50 分钟) 从六十年代初期至七十年代中期,我国曾大力援助越南北方解放南方,并秘 密出兵近 40 万人入越、入老,协助进行抗美战争。在十几年的时间内我国援越 耗费金额达 200 亿,相当于抗美援朝战争战费的三倍,是建国后花费最大、历时 最长的一次援外

进入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对印度支那问题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即由维 持日内瓦协议所确定的分区而治,变为支持越南劳动党进行解放越南南方的斗 争。这一决策的实施,开始了我国为时十几年的援越抗美斗争,其间作为这一斗 争的辅助还进行了援老、援柬抗美斗争。 政策发展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9-1962年转向支持越南解放 南方的政策。第二阶段:1964年全面支持抗美救国战争,援越抗美阶段 1964年8月3日,突然爆发了“东京湾事件”,美军随即开始轰炸越南北方 境内的目标。美军扩大战争使我国面对重大的战略选择:如继续大力支持越方以 升级方式对抗,就要准备参与对美作战;如适当限制援越规模,是否可能缓和紧 张局势。第二,加强保卫领空和边疆地区。第三,采取外交措施防止战争扩大 1965年春季美国扩大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后,中国立即决定加强对北越的各种 援助,并直接派遣军队进入北越。中国积极支持北越抵抗美国,使双方的关系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发展。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中越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密切 发展只不过掩盖了双方的矛盾,这些矛盾从发展趋势看是越来越严重。分歧包括 1,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给中越关系带来的摩擦。2,中苏关系对中越关系的消极 影响。3,在美越和谈问题上的矛盾。虽然存在矛盾和分歧,不论在各个阶段影 响中国政策的因素如何复杂,中国支持北越的政策目标是贯彻始终的,即制止美 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完成国家统一。这与北越和越南南方 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目标是一致的 1968年初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发动了新春攻势。这场军事攻势在政治上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它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美国人民看到,美国虽然投入了 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付出了无法接受的人员伤亡,却摧毁不了越南人民的战斗意 志和战争能力。在空前高涨的美国反战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的战争意志趋于 瓦解。但是从军事角度看,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在战斗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作战 能力明显下降,民解的基层组织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大批干部被捕被杀,总之他 们的士气也因牺牲巨大而严重低落。 约翰逊于3月31日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停止轰炸北越北纬20度以北 地区。4月3日北越即同意派代表与美国谈判。1968年4月黎笋等人背着中国和 在北京养病的胡志明突然同美国在巴黎和谈。中越在和谈问题上的分歧还引发了

进入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对印度支那问题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即由维 持日内瓦协议所确定的分区而治,变为支持越南劳动党进行解放越南南方的斗 争。这一决策的实施,开始了我国为时十几年的援越抗美斗争,其间作为这一斗 争的辅助还进行了援老、援柬抗美斗争。 政策发展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9-1962 年转向支持越南解放 南方的政策。第二阶段:1964 年全面支持抗美救国战争,援越抗美阶段。 1964 年 8 月 3 日,突然爆发了“东京湾事件”,美军随即开始轰炸越南北方 境内的目标。美军扩大战争使我国面对重大的战略选择:如继续大力支持越方以 升级方式对抗,就要准备参与对美作战;如适当限制援越规模,是否可能缓和紧 张局势。第二,加强保卫领空和边疆地区。第三,采取外交措施防止战争扩大。 1965 年春季美国扩大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后,中国立即决定加强对北越的各种 援助,并直接派遣军队进入北越。中国积极支持北越抵抗美国,使双方的关系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发展。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中越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密切 发展只不过掩盖了双方的矛盾,这些矛盾从发展趋势看是越来越严重。分歧包括: 1,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给中越关系带来的摩擦。2,中苏关系对中越关系的消极 影响。3,在美越和谈问题上的矛盾。虽然存在矛盾和分歧,不论在各个阶段影 响中国政策的因素如何复杂,中国支持北越的政策目标是贯彻始终的,即制止美 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完成国家统一。这与北越和越南南方 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目标是一致的。 1968 年初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发动了新春攻势。这场军事攻势在政治上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它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美国人民看到,美国虽然投入了 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付出了无法接受的人员伤亡,却摧毁不了越南人民的战斗意 志和战争能力。在空前高涨的美国反战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的战争意志趋于 瓦解。但是从军事角度看,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在战斗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作战 能力明显下降,民解的基层组织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大批干部被捕被杀,总之他 们的士气也因牺牲巨大而严重低落。 约翰逊于 3 月 31 日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停止轰炸北越北纬 20 度以北 地区。4 月 3 日北越即同意派代表与美国谈判。1968 年 4 月黎笋等人背着中国和 在北京养病的胡志明突然同美国在巴黎和谈。中越在和谈问题上的分歧还引发了

如何评价苏联政策的争论。中国领导人在和谈问题上与北越方面的分歧和北越在 宣布与美国和谈前未与中国协商的作法,显然严重地损害了双方的关系。11月 14日,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等北越领导人的会谈后说:“一切由他 们自己做主”。1969年6月9日,周恩来在同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谈时,公 开说明了中国与北越拉开距离的方针。此后,中越关系明显冷淡,我国援越部队 也随之撤回,不过援越物资还按以前的许诺提供。1969年胡志明去世,联系中 越两党友好关系的重要渠道就此中断 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角度看,中国因种种原因而决定与北越拉开距离,的 确是历史提供的机缘。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越南战争因为美越开始和谈而相对降 温,中国国防重点完成向北转移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同北越的密 切关系并因此承担相应的政治和军事义务,而且北越自己不首先迈出调整与美国 关系的步伐,后来中国领导人要作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决定,至少也会困难得多 3、七十年代中国国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与中美关系缓和。(50分钟) 中国调整对美政策,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不是一次孤立的外交政策的转变, 是一次重大的安全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从中国安全战略变化的高度来理 解。 60年代中期,中国的安全战略实际处于一个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面临美 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外交基石的中苏同盟己经基本瓦解,中 国在客观上陷于两个大国的夹击之中。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同时陷入敌对状态, 使得中国从60年代初开始的同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进入高 潮:同时,中国领导人对美苏合谋策划反华战争的担忧也达到顶点。从实际情况 看,中国领导人总地说来,还是试图稳住中苏关系,以便集中力量对付美国在越 南的军事干涉。直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以前,中国的外交战略还 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仍将全力以赴地反对美国的扩张政策作为外交的首要 任务。 珍宝岛事件以后,随着中苏边境冲突的升级,中国决策层对中苏军事冲突前 景的估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 了“要准备打仗”,并设想了两种战争形式。一种是在边界上“小打”,一种是苏

如何评价苏联政策的争论。中国领导人在和谈问题上与北越方面的分歧和北越在 宣布与美国和谈前未与中国协商的作法,显然严重地损害了双方的关系。11 月 14 日,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等北越领导人的会谈后说:“一切由他 们自己做主”。 1969 年 6 月 9 日,周恩来在同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谈时,公 开说明了中国与北越拉开距离的方针。此后,中越关系明显冷淡,我国援越部队 也随之撤回,不过援越物资还按以前的许诺提供。1969 年胡志明去世,联系中 越两党友好关系的重要渠道就此中断。 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角度看,中国因种种原因而决定与北越拉开距离,的 确是历史提供的机缘。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越南战争因为美越开始和谈而相对降 温,中国国防重点完成向北转移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同北越的密 切关系并因此承担相应的政治和军事义务,而且北越自己不首先迈出调整与美国 关系的步伐,后来中国领导人要作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决定,至少也会困难得多。 3、 七十年代中国国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与中美关系缓和。(50 分钟) 中国调整对美政策,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不是一次孤立的外交政策的转变, 是一次重大的安全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从中国安全战略变化的高度来理 解。 60年代中期,中国的安全战略实际处于一个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面临美 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外交基石的中苏同盟已经基本瓦解,中 国在客观上陷于两个大国的夹击之中。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同时陷入敌对状态, 使得中国从 60 年代初开始的同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进入高 潮;同时,中国领导人对美苏合谋策划反华战争的担忧也达到顶点。从实际情况 看,中国领导人总地说来,还是试图稳住中苏关系,以便集中力量对付美国在越 南的军事干涉。直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以前,中国的外交战略还 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仍将全力以赴地反对美国的扩张政策作为外交的首要 任务。 珍宝岛事件以后,随着中苏边境冲突的升级,中国决策层对中苏军事冲突前 景的估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 了“要准备打仗”,并设想了两种战争形式。一种是在边界上“小打”,一种是苏

军入侵中国的“大打”,对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要有所准备。 在毛泽东的指示和推动下,备战随即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林彪根据毛泽东 的指示精神,在军委系统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 切”。军委办事组随后召开座谈会,制订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解放军开始大 量增编新部队,各地方也加强民兵武装,国民经济实际上开始转入临战状态,许 多企业转向生产军品,大批工厂迁往内地。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解放军部队 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至此中国战备达到一个高潮。从9月20日前后开始,中 国决策层占支配地位的看法是要防止苏联利用谈判做掩护,发动突然袭击。至此 可以说中国高层决策者基本形成了共识,即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威胁,而且目前存 在着苏联军事入侵的可能性 中国决策层对战争的判断与毛泽东1968年秋冬以来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有直接的关系。自6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即认为世界形势进入一个“大动荡” 的时期,存在着发生世界战争的爆发世界革命的两种可能性。1968年8月苏 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是否会爆发世界战争和什么时候会 爆发世界战争,成了毛泽东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他认为美国和苏联都有能力 发动世界大战,而且它们也都在准备扩大战争,因此“似乎要打仗了”,“既不打 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很久了。” 正是在这种看法的影响下,一旦中苏边界发生军事冲突,毛泽东便自然将其 与侵华战争和可能爆发世界大战联系起来。从这时开始,中国领导层终于确定, 苏联是中国安全的首要威胁,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变势在必行。 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修复使有效的决策咨询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从3月初至 10月中旬;陈、叶、聂、徐四位老帅共举行了25次国际形势讨论会,先后向中 央呈递了四份报告,对中、苏、美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态势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四位老帅于9月中旬向中央建议,选择有利时机,接受美国关于恢复中美大使级 会谈的要求。他们估计,“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陈毅还 口头向周思来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后,可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 级的会议,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而不提任何附加 条件。只要中美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陈毅说这一作法“不合

军入侵中国的“大打”,对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要有所准备。 在毛泽东的指示和推动下,备战随即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林彪根据毛泽东 的指示精神,在军委系统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 切”。军委办事组随后召开座谈会,制订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解放军开始大 量增编新部队,各地方也加强民兵武装,国民经济实际上开始转入临战状态,许 多企业转向生产军品,大批工厂迁往内地。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解放军部队 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至此中国战备达到一个高潮。 从9月20日前后开始,中 国决策层占支配地位的看法是要防止苏联利用谈判做掩护,发动突然袭击。至此 可以说中国高层决策者基本形成了共识,即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威胁,而且目前存 在着苏联军事入侵的可能性。 中国决策层对战争的判断与毛泽东1968年秋冬以来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有直接的关系。自6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即认为世界形势进入一个“大动荡” 的时期,存在着发生世界战争的爆发世界革命的两种可能性。1968年8月苏 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是否会爆发世界战争和什么时候会 爆发世界战争,成了毛泽东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他认为美国和苏联都有能力 发动世界大战,而且它们也都在准备扩大战争,因此“似乎要打仗了”,“既不打 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很久了。” 正是在这种看法的影响下,一旦中苏边界发生军事冲突,毛泽东便自然将其 与侵华战争和可能爆发世界大战联系起来。从这时开始,中国领导层终于确定, 苏联是中国安全的首要威胁,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变势在必行。 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修复使有效的决策咨询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从 3 月初至 10 月中旬;陈、叶、聂、徐四位老帅共举行了 25 次国际形势讨论会,先后向中 央呈递了四份报告,对中、苏、美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态势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四位老帅于 9 月中旬向中央建议,选择有利时机,接受美国关于恢复中美大使级 会谈的要求。他们估计,“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陈毅还 口头向周思来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后,可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 级的会议,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而不提任 何附加 条件。只要中美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陈毅说这一作法“不合

常规”,但估计美国会接受。 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变也要求对对外政策进行比较大的调整,而调整对美政策 是其中的关键。中国有可能把打开中美关系作为调整外交格局的突破口。 中美两国代表于1970年1月20日和2月10日在华沙举行了第134次和135 次大使级会谈。这两次会谈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第一,在台湾问题上,美方首次 提到,美国不妨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达成任何和平解决”;中方也表示了 相应的灵活态度,不再坚持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不谈的“一揽子”方案。 第二,双方代表都表示,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改善两国关系,都希 望实现更高级别的会谈,直至美国特使访问北京。针对中国的担忧,美方代表还 在会谈中表示,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也 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此后中美之间的联系迅速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71年5月26日召开会议,讨论有关中美预备性秘密会 谈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新的对美政策正式全面地确立起来。会6 月4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各方面负责同志200多人参加的中央 工作会议,全面讨论了中美关系问题,加深对打开中美关系重要意义的理解。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来到北京,双方迅速就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达成了 协议。为实现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都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1971年10 月,基辛格再次访问中国。双方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将发表的 中美联合公报的草案。1971年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又来到 中国做最后的准备。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去机场迎接。尼 克松的到来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正式开始,中美关系的这一突破有力地 推动了国际政治格局的转换,给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带来了新的希 望 2月28日,中美双方经反复磋商,终于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上海公 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在政治上曾经长期尖锐对立 的中美两国从此走上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公报》所体现的求同存异的精神 和双方在讨论中展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历 史启示。但是,显而易见,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还相差甚远。尼克松政

常规”,但估计美国会接受。 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变也要求对对外政策进行比较大的调整,而调整对美政策 是其中的关键。中国有可能把打开中美关系作为调整外交格局的突破口。 中美两国代表于 1970 年 1 月 20 日和 2 月 10 日在华沙举行了第 134 次和 135 次大使级会谈。这两次会谈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第一,在台湾问题上,美方首次 提到,美国不妨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达成任何和平解决”;中方也表示了 相应的灵活态度,不再坚持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不谈的“一揽子”方案。 第二,双方代表都表示,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改善两国关系,都希 望实现更高级别的会谈,直至美国特使访问北京。针对中国的担忧,美方代表还 在会谈中表示,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也 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此后中美之间的联系迅速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71 年 5 月 26 日召开会议,讨论有关中美预备性秘密会 谈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新的对美政策正式全面地确立起来。会 6 月 4 日至 14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各方面负责同志 200 多人参加的中央 工作会议,全面讨论了中美关系问题,加深对打开中美关系重要意义的理解。 1971 年 7 月 9 日,基辛格来到北京,双方迅速就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达成了 协议。为实现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都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1971 年 10 月,基辛格再次访问中国。双方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将发表的 中美联合公报的草案。1971 年 1 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又来到 中国做最后的准备。 1972 年 2 月 21 日,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去机场迎接。尼 克松的到来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正式开始,中美关系的这一突破有力地 推动了国际政治格局的转换,给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带来了新的希 望。 2 月 28 日,中美双方经反复磋商,终于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上海公 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在政治上曾经长期尖锐对立 的中美两国从此走上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公报》所体现的求同存异的精神 和双方在讨论中展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历 史启示。但是,显而易见,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还相差甚远。尼克松政

府尚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也没有为从台湾撤军规定时 间界限,这些都导致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有一段艰雉的行程。 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通知,在党内对有关尼克 松访华和有关《联合公报》的若干问题作了政策上的解释。强调全党要统一认识, 即要看到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要意义,又要认识到中美和解的有限性 第3节:中国外交的发展与挫折。 三课时 l、毛泽东“三个世界思想”的提出与主要内容。(50分钟) (1)“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 进入60年代,在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时,争取“中间地带”被确定为 中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中间地带”概念最初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目的是说明中国革命自主 发展的合理性和不可抗拒的潮流,阐述应该对待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基本态 度。1950年代中期再次提出,是作为两个阵营理论的附带物提出的。为了给中 国的和平统一战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即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美国的扩张与反对美 国扩张的矛盾,中间地带的国家是反对扩张的和主张和平的,必须联合和支持“中 间地带”的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也要支持那些民族独立国家维护主权的斗 争 “中间地带”概念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战后世界政治中,存在三种 力量,三种力量基本上分布在三个地区。第二,美国征服“中间地带”与那里人 民的反抗是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不是美苏矛盾;第三,中间地带国家和人民革 命斗争的胜利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保障;第四,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支持 而不是限制那里的革命运动。1950年代中期再次提出,是为了说明中国的和平 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1963年底至1964年初,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概念。两个重要 的背景:一是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二是中苏同盟破裂,毛认为两个 阵营不复存在。毛开始尝试对世界政治潮流和力量格局做新的认识和描述。他认 为是大动大分化大改组,结果出现的是什么?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主

府尚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也没有为从台湾撤军规定时 间界限,这些都导致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有一段艰雉的行程。 3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通知,在党内对有关尼克 松访华和有关《联合公报》的若干问题作了政策上的解释。强调全党要统一认识, 即要看到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要意义,又要认识到中美和解的有限性。 第 3 节:中国外交的发展与挫折。 三课时 1、 毛泽东“三个世界思想”的提出与主要内容。(50 分钟) (1)“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 进入 60 年代,在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时,争取“中间地带”被确定为 中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中间地带”概念最初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目的是说明中国革命自主 发展的合理性和不可抗拒的潮流,阐述应该对待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基本态 度。1950 年代中期再次提出,是作为两个阵营理论的附带物提出的。为了给中 国的和平统一战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即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美国的扩张与反对美 国扩张的矛盾,中间地带的国家是反对扩张的和主张和平的,必须联合和支持“中 间地带”的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也要支持那些民族独立国家维护主权的斗 争。 “中间地带”概念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战后世界政治中,存在三种 力量,三种力量基本上分布在三个地区。第二,美国征服“中间地带”与那里人 民的反抗是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不是美苏矛盾;第三,中间地带国家和人民革 命斗争的胜利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保障;第四,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支持 而不是限制那里的革命运动。1950 年代中期再次提出,是为了说明中国的和平 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1963 年底至 1964 年初,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概念。两个重要 的背景:一是 60 年代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二是中苏同盟破裂,毛认为两个 阵营不复存在。毛开始尝试对世界政治潮流和力量格局做新的认识和描述。他认 为是大动大分化大改组,结果出现的是什么?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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