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 随着对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不断深入,1962年间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变化 及其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等,明显地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1有关论著 强调1%62年中国外交决策的内外环境均出现罕见的严重局面,指出中国周边那 些层出不穷的事件及其与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共存的现象,并将它们置于中国对外 政策演变的框架围内加以分析,断定上述现象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巨大的。2由 此理应提出并予以清楚回答的问题是,这两种情况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和联 系?进一步说,两者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方面,哪一个因素是更具决定性的?显 然,仅仅罗列现象和描述过程是不够的。 本文的目的是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或者说是引发的疑问,探讨50年代末到 60年代初,持续变动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特点,并在此 探讨的基础上,确定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原因、特点及在60年代中国对 外政策发展中的历史位置。论文包括三个主要部分:50年代末中国对外关系动 荡造成的深层影响、1960年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及其主要原因、1962年中国对 外政策发展的基本特点和性质。 (一)5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关系动荡的缘起。 在展开探讨上述问题时,本文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命题。第一是中国对外政策 在1962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即使不是向“左”方向发展的转折点,至少也 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这里首先需要澄清所谓中国“左”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因为“左”或“极 左”概念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定义上的差别,特别是冷战时期推动中国对 外政策发展的各种因素彼此交织,纷繁复杂,一些看上去“激进”的政策行为未 必同出一源,一些被称为“温和”的政策也未必完全源于务实的思考。 “左”在中国政治中简单地说,就是指追求超越时代或高于现实可能的目标, 这一点延伸到中国对外政策领域,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不同的特征而已 本文所谓“左”或“极左”的对外政策大致包括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在理论上对传统的“时代”学说持教条主义的态度,对纷繁复杂且迅 速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不肯进行具体分析,只是简单地断言当时世界正处于“资 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并因此否 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存在和意义,实际上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 可能性 第二,以“中国革命中心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过高估计中国在世界政治中 的地位和影响力,如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中国向 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 件头等大事”,等等。4“中国革命中心论”反映出对当时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 1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章百家著:《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和李捷著:《60年代中国国内 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均见姜长斌和罗伯特·罗斯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一一缓和之前:冷战冲 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2《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第190-191页:《60年代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第 264-270页 3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人民日报》,1965年9月3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节五十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7年11月7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E 日报》,1967年8月15日 4《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人
1 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牛军 随着对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不断深入，1962 年间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变化 及其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等，明显地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1有关论著 强调 1962 年中国外交决策的内外环境均出现罕见的严重局面，指出中国周边那 些层出不穷的事件及其与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共存的现象，并将它们置于中国对外 政策演变的框架围内加以分析，断定上述现象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巨大的。2由 此理应提出并予以清楚回答的问题是，这两种情况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和联 系？进一步说，两者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方面，哪一个因素是更具决定性的？显 然，仅仅罗列现象和描述过程是不够的。 本文的目的是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或者说是引发的疑问，探讨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持续变动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特点，并在此 探讨的基础上，确定 1962 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原因、特点及在 60 年代中国对 外政策发展中的历史位置。论文包括三个主要部分：50 年代末中国对外关系动 荡造成的深层影响、1960 年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及其主要原因、1962 年中国对 外政策发展的基本特点和性质。 （一）50 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关系动荡的缘起。 在展开探讨上述问题时，本文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命题。第一是中国对外政策 在 1962 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即使不是向“左”方向发展的转折点，至少也 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这里首先需要澄清所谓中国“左”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因为“左”或“极 左”概念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定义上的差别，特别是冷战时期推动中国对 外政策发展的各种因素彼此交织，纷繁复杂，一些看上去“激进”的政策行为未 必同出一源，一些被称为“温和”的政策也未必完全源于务实的思考。 “左”在中国政治中简单地说，就是指追求超越时代或高于现实可能的目标， 这一点延伸到中国对外政策领域，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不同的特征而已。 本文所谓“左”或“极左”的对外政策大致包括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在理论上对传统的“时代”学说持教条主义的态度，对纷繁复杂且迅 速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不肯进行具体分析，只是简单地断言当时世界正处于“资 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并因此否 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存在和意义，实际上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 可能性。3 第二，以“中国革命中心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过高估计中国在世界政治中 的地位和影响力，如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中国向 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 件头等大事”，等等。4“中国革命中心论”反映出对当时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 1 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章百家著：《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和李捷著：《60 年代中国国内 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均见姜长斌和罗伯特• 罗斯编：《1955-1971 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 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版。 2 《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第 190-191 页；《60 年代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第 264-270 页。 3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人民日报》，1965 年 9 月 3 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节五十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7 年 11 月 7 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 日报》，1967 年 8 月 15 日。 4《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人
位、影响力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从深层上看,也多少涉及到历史上的“中 国中心观”。 第三,将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理论和现实 中均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如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 全会公报明确地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 第四,在具体政策上,以反对帝、修、反为号召,搞“两个拳头打人”、“四 面出击”。这方面己经有相当多的论述,在此不赘述。 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标准,可以说中国“极左”对外政策大致形成于“文革” 开始的时期。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具体准确一些的历史标志,那么八届十一中全 会是比较具有标志性的。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的第二个命题是,60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是处在演变 过程中的。所以要探讨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就必须 首先探讨1962年以前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状况。 自1954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中国对外政策开始进入比较平稳 的探索和良性发展的状态。至中共八大召开,伴随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的积极努力,中国领导人也为中国对外政策确定了方向,即“努力争取世界的持 久和平”。不论是基于何种分析,他们明确地认为:“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世 界的持久和平己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6但是这种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两个 事态的发展开始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它们分别是中苏同盟动 摇和“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50年代末中苏同盟开始全面动摇,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中苏结盟过程 中便形成的领导(苏联)与被领导(中国)的关系,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的冲 击下,已经难以维持下去。这方面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领导人利用苏联在波匈事件中面临的严重危机,迫使其改变以往 处理苏联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的某些方式和规则,并通过公布《关于发展和进 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以往的错 误。7其二是中国至少暂时取得了在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的地位, 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波匈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其三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 显上升,特别是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力明显加强,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 中国领导人的活动反映了这种情况。8 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中苏之间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了。苏联领导人当时至少在表面上也承认事实确实如此。以往的研究比较多的强 调了苏共20大以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 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而且正是这个分歧埋下了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9一个被忽 日报》,1966年5月17日 5《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6《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352页 7有关情况可参阅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8, 61-6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1997年版,第630-631页:毛泽东: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 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262页 8可参阅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的有关部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 9杨奎松、陈兼:《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第359-360页: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 第442页: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位、影响力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从深层上看，也多少涉及到历史上的“中 国中心观”。 第三，将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理论和现实 中均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如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 全会公报明确地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5 第四，在具体政策上，以反对帝、修、反为号召，搞“两个拳头打人”、“四 面出击”。这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述，在此不赘述。 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标准，可以说中国“极左”对外政策大致形成于“文革” 开始的时期。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具体准确一些的历史标志，那么八届十一中全 会是比较具有标志性的。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的第二个命题是，60 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是处在演变 过程中的。所以要探讨 1962 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就必须 首先探讨 1962 年以前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状况。 自 1954 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中国对外政策开始进入比较平稳 的探索和良性发展的状态。至中共八大召开，伴随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的积极努力，中国领导人也为中国对外政策确定了方向，即“努力争取世界的持 久和平”。不论是基于何种分析，他们明确地认为：“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世 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6但是这种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两个 事态的发展开始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它们分别是中苏同盟动 摇和“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50 年代末中苏同盟开始全面动摇，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中苏结盟过程 中便形成的领导（苏联）与被领导（中国）的关系，在 1956 年的波匈事件的冲 击下，已经难以维持下去。这方面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领导人利用苏联在波匈事件中面临的严重危机，迫使其改变以往 处理苏联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的某些方式和规则，并通过公布《关于发展和进一 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以往的错 误。7其二是中国至少暂时取得了在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的地位， 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波匈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其三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 显上升，特别是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力明显加强，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期间 中国领导人的活动反映了这种情况。8 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中苏之间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了。苏联领导人当时至少在表面上也承认事实确实如此。以往的研究比较多的强 调了苏共 20 大以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 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而且正是这个分歧埋下了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9一个被忽 民日报》，1966 年 5 月 17 日。 5 《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 年 8 月 14 日。 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 年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1-352 页。 7 有关情况可参阅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7-38， 61-62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1997 年版，第 630-631 页；毛泽东：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 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1-262 页。 8 可参阅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的有关部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年版。 9 杨奎松、陈兼：《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第 359-360 页；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 第 442 页；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视的重要方面是,在经历了苏共20大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后, 中国领导层普遍认为并且相当重视这一点,即过去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 家、特别是与中国之那种“猫鼠关系”、“父子关系”,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10 上述种种使中国领导人不能容忍苏联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被认为是以势压 人的态度,并斥之为是重演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如果不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中苏在 同盟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很难想象,1958年夏毛泽东在“联 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两个问题上,会如此怒不可遏。他说苏联的要求使他“想 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Ⅱ 中苏关系的变化其实也就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需要探讨的 问题是这种提高达到了什么程度?苏联能够允许这种变化达到什么程度?以及 当出现分歧和矛盾时,中国领导人能否迫使苏联按照他们对双方关系变化的理 解,改变其态度和政策?进一步说,中苏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曾经是中苏同盟 得以建立并维系的基本条件之一。当这个条件被改变以后,中苏同盟该如何维 系?双方关系建立在何种准则之上?或者说苏联是否接受中国希望遵循的关系 准则?当时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很可能也没有人能够回答。 除了抗日战争后四年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外,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历 史没有提供任何结盟的经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是根据以往处理国际共 运中的党际关系、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同路人”关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关 系等几个方面的经验,应付中苏同盟中出现的复杂情况的。事实表明那是远远不 够的。反之,苏联在结盟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和传统,它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对盟 友施加惩罚是维护同盟的必要手段,当然使用不当也会损害甚至摧毁一个同盟。 中苏同盟或更广泛地说一种全面发展的中苏关系,是当时中国全部对外关系 的一块巨大而且关键性的基石。一旦这块基石被动摇,中国的对外关系就会出现 全局性的不稳定,甚至国内政局也会随之动荡,这一点被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 由于中苏同盟破裂后两国长期敌对的影响,当时中苏同盟在中国对外关系中 的重大作用,被长期和普遍地低估了。中苏关系恶化造成的冲击之大,很可能是 中国领导人未曾料到的。他们当时对同盟动摇后处理中苏关系应遵循什么准则, 表述地并不那么清楚,而且肯定也没有被苏联方面清楚理解并接受。在这样的基 础上应对中苏关系恶化,必然是相当吃力的,而且肯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应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独特方式,以及这种独特方式所反映出来的 他们对同盟关系的理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从处理同盟国关系的角度看,有很 多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在中苏同盟开始动摇后不久,中国的国内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趋势。从 1957年春夏开始到1959年,中国国内发生了两个重大的事件。其一是1957年 春的所谓“民主整风”,即中共中央为吸取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开展了以反 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其目的是用“民主整 风”的方法,解决当时社会中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党的部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 其二是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步伐,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大国如英国、 美国等,并争取早日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不论是“整风”还是“大跃进”,都以失败结束。前者导致了反右派斗争 关于“父子党”、“猫鼠党“的说法可见毛泽东:《同苏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 东外交文选》,第324页 1《同苏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第331页
3 视的重要方面是，在经历了苏共 20 大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后， 中国领导层普遍认为并且相当重视这一点，即过去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 家、特别是与中国之那种“猫鼠关系”、“父子关系”，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10 上述种种使中国领导人不能容忍苏联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被认为是以势压 人的态度，并斥之为是重演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如果不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中苏在 同盟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很难想象，1958 年夏毛泽东在“联 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两个问题上，会如此怒不可遏。他说苏联的要求使他“想 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11 中苏关系的变化其实也就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需要探讨的 问题是这种提高达到了什么程度？苏联能够允许这种变化达到什么程度？以及 当出现分歧和矛盾时，中国领导人能否迫使苏联按照他们对双方关系变化的理 解，改变其态度和政策？进一步说，中苏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曾经是中苏同盟 得以建立并维系的基本条件之一。当这个条件被改变以后，中苏同盟该如何维 系？双方关系建立在何种准则之上？或者说苏联是否接受中国希望遵循的关系 准则？当时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很可能也没有人能够回答。 除了抗日战争后四年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外，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历 史没有提供任何结盟的经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是根据以往处理国际共 运中的党际关系、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同路人”关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关 系等几个方面的经验，应付中苏同盟中出现的复杂情况的。事实表明那是远远不 够的。反之，苏联在结盟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和传统，它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对盟 友施加惩罚是维护同盟的必要手段，当然使用不当也会损害甚至摧毁一个同盟。 中苏同盟或更广泛地说一种全面发展的中苏关系，是当时中国全部对外关系 的一块巨大而且关键性的基石。一旦这块基石被动摇，中国的对外关系就会出现 全局性的不稳定，甚至国内政局也会随之动荡，这一点被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 由于中苏同盟破裂后两国长期敌对的影响，当时中苏同盟在中国对外关系中 的重大作用，被长期和普遍地低估了。中苏关系恶化造成的冲击之大，很可能是 中国领导人未曾料到的。他们当时对同盟动摇后处理中苏关系应遵循什么准则， 表述地并不那么清楚，而且肯定也没有被苏联方面清楚理解并接受。在这样的基 础上应对中苏关系恶化，必然是相当吃力的，而且肯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应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独特方式，以及这种独特方式所反映出来的 他们对同盟关系的理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从处理同盟国关系的角度看，有很 多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在中苏同盟开始动摇后不久，中国的国内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趋势。从 1957 年春夏开始到 1959 年，中国国内发生了两个重大的事件。其一是 1957 年 春的所谓“民主整风”，即中共中央为吸取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开展了以反 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其目的是用“民主整 风”的方法，解决当时社会中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党的部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 其二是 1958 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步伐，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大国如英国、 美国等，并争取早日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不论是“整风”还是“大跃进”，都以失败结束。前者导致了反右派斗争， 10关于“父子党”、“猫鼠党“的说法可见毛泽东：《同苏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 东外交文选》，第 324 页。 11 《同苏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第 331 页
实际上加剧了社会矛盾。后者导致了三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且严重地加剧了中 共党内的紧张气氛。这两场运动失败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它们失败本身。就对中 国对外政策的长期影响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持续进行的党外和党内斗争与 压制不同意见,大致确立了一种政治价值观,即无论效果如何,只要是推动激进 的变革,追求充满激情的目标,就是“政治正确”。任何务实与理性的思考和政 策,只有在战术的范围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而且通常很快就被新的更强烈的激 情所淹没。这种“宁左勿右”的政治价值观在尖锐的党内斗争中得以确立,使中 国对外政策中任何趋向务实与稳定方向的调整,都很可能是困难的并难以持久。 到1959年夏季,“大跃进”实际上已经露出败相,中国领导层出现了要求纠 正“大跃进”错误的呼声。但是毛泽东将中共党内的批评意见一概斥之为“右倾”, 将党内出现不同意见视为是“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12与他共同浴 血奋斗二十多年的彭德怀因此被钦定为只是一位暂时的“革命同路人”,并终于 被彻底打倒。 值得注意的是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几乎同时,中苏关系也开 始走向危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7月间在波兰关于公社的讲话是对人民公社 运动的暗讽,他几乎因此下决心与苏联公开决裂。在毛泽东看来,《内部参考》 上登载的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人民公社的讲话,既是落井下石,也 是火上浇油,而且是与彭德怀等人“内外呼应”。他立即布署最快在当年秋季 最迟在1960年春季,反击苏联的“反对派和怀疑派”,甚至考虑马上在《人民日 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13后来经讨论未获同意,才 没有付诸实施。14 赫鲁晓夫很可能并不了解毛泽东的愤怒,他在随后的中印边界纠纷中扮演了 堪称愚笨的角色。特别是他访问美国以后,专程绕道北京,试图说服毛泽东配合 苏联的对外政策。在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按捺不住地暗示中国 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需要改弦易辙。15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在 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称“所 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同盟行动 上也是紧密联系的”。16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毛泽东的极度反感,他谴责赫 鲁晓夫是“右倾机会主义”,说苏联“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 产主义”。17此次中苏首脑会晤实际上成了中苏同盟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此时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加剧。1959年夏季由于印度坚持其对中国的领土 侵蚀,双方先后在朗久和空客山口发生武装冲突,中印边界局势急剧紧张起来。 中印关系紧张无疑增加了中国平息西藏叛乱的困难,而且间接损害了中苏关系。 中印边界冲突毋宁说是中国周边关系开始恶化的一个先兆。到1960年夏季, 毛泽东:《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1959年8月15日:《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 8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47、451页 13毛泽东:《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1959年7月29、8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第390-392页。毛泽东:《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信》,1959年8 月9日:《关于注意发表国外对华评论问题的批语》,1959年9月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第462-463、504页。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Alan J Day edit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London: The East Press, 1985), pp 14-15 16《前苏联国家新披露的有关1959-1962年中印关系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8期,第19-20 页:《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60-164页 17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01页:余 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见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第18页
4 实际上加剧了社会矛盾。后者导致了三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且严重地加剧了中 共党内的紧张气氛。这两场运动失败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它们失败本身。就对中 国对外政策的长期影响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持续进行的党外和党内斗争与 压制不同意见，大致确立了一种政治价值观，即无论效果如何，只要是推动激进 的变革，追求充满激情的目标，就是“政治正确”。任何务实与理性的思考和政 策，只有在战术的范围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而且通常很快就被新的更强烈的激 情所淹没。这种“宁左勿右”的政治价值观在尖锐的党内斗争中得以确立，使中 国对外政策中任何趋向务实与稳定方向的调整，都很可能是困难的并难以持久。 到 1959 年夏季，“大跃进”实际上已经露出败相，中国领导层出现了要求纠 正“大跃进”错误的呼声。但是毛泽东将中共党内的批评意见一概斥之为“右倾”， 将党内出现不同意见视为是“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12 与他共同浴 血奋斗二十多年的彭德怀因此被钦定为只是一位暂时的“革命同路人”，并终于 被彻底打倒。 值得注意的是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几乎同时，中苏关系也开 始走向危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 7 月间在波兰关于公社的讲话是对人民公社 运动的暗讽，他几乎因此下决心与苏联公开决裂。在毛泽东看来，《内部参考》 上登载的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人民公社的讲话，既是落井下石，也 是火上浇油，而且是与彭德怀等人 “内外呼应”。他立即布署最快在当年秋季、 最迟在 1960 年春季，反击苏联的“反对派和怀疑派”，甚至考虑马上在《人民日 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13后来经讨论未获同意，才 没有付诸实施。14 赫鲁晓夫很可能并不了解毛泽东的愤怒，他在随后的中印边界纠纷中扮演了 堪称愚笨的角色。特别是他访问美国以后，专程绕道北京，试图说服毛泽东配合 苏联的对外政策。在 9 月 30 日的国庆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按捺不住地暗示中国 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需要改弦易辙。15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在 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称“所 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同盟行动 上也是紧密联系的”。16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毛泽东的极度反感，他谴责赫 鲁晓夫是“右倾机会主义”，说苏联“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 产主义”。17此次中苏首脑会晤实际上成了中苏同盟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此时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加剧。1959 年夏季由于印度坚持其对中国的领土 侵蚀，双方先后在朗久和空客山口发生武装冲突，中印边界局势急剧紧张起来。 中印关系紧张无疑增加了中国平息西藏叛乱的困难，而且间接损害了中苏关系。 中印边界冲突毋宁说是中国周边关系开始恶化的一个先兆。到 1960 年夏季， 12 毛泽东：《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1959 年 8 月 15 日；《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 年 8 月 16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447、451 页。 13毛泽东：《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1959 年 7 月 29、8 月 1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 第 390-392 页。毛泽东：《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信》，1959 年 8 月 9 日；《关于注意发表国外对华评论问题的批语》，1959 年 9 月 4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 第 462-463、504 页。 14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4 页。 15 Alan J. Day edit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London: The East Press, 1985), pp. 14——15. 16 《前苏联国家新披露的有关 1959-1962 年中印关系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8 期，第 19-20 页；《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 160-164 页。 17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 年 12 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601 页；余 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见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 第 18 页
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挑起边界事件,从此中苏边境地区开始不再 安宁。与此同时,印度支那地区因老挝局势动荡而趋于紧张,特别是美国明显在 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直接干涉。 不论是由于何种原因,伴随着“大跃进”的进程,中国的周边环境的确从1959 年夏季开始恶化,而且这种恶化似乎是在几个方向同时发生的。这种情况显然引 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 汹”,而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参与其中。18 二)1960年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及其原因。 从1959年11月开始到1960年上半年,中国领导层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 时间,反复讨论“国际问题”,以便决定如何认识和应对开始恶化的周边环境及 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19 中国领导人很快就决定采取稳妥应对的方针。根据吴冷西的回忆,在1960 年1月7日至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基本确 定了“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20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中共政治局 常委多次开会,肯定了一月会议的精神并讨论了落实的具体办法。从当时的实际 情况看,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出现相当务实稳妥的局面 首先是在中苏关系方面,中国领导人不仅决心避免破裂,而且要争取“达到 新的基础上的团结”,甚至要“赖着跟他(赫鲁晓夫-作者注)搞团结,赖着不分 裂”。21正是这个决定促使中国领导人在经历了与苏共中央几个月的争论,特别 是经历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尖锐冲突和苏联撤退在华全部专家后,仍然在年底的 莫斯科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与苏联领导人达成谅解,即“有什么事情 起来商量,避免冲突”。22会议以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率领中国党政 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从而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到1%61年,苏联甚至 决定再次向中国转让如制造米格21战斗机一类的先进军事技术。23 缓和中印边界局势是这一时期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关键环节之一,因为中印 边界冲突的解决关系到整个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大局和总政策。1959年间,中 印关系在西藏叛乱和边界冲突的影响下,极度恶化。中国领导人认为印度的政策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印度方面利用中印边界局势制造舆论,企图 配合西方的“反华浪潮”,所以中国必须予以坚决反击。不过经过8月边界军事 冲突后,中国决策层显然既不希望中印关系继续恶化,也不希望中印边界冲突成 为政治议题的中心。在9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了解并讨论了中印边界的情况后, 中国领导人决定争取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 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两天,中国已经向苏联方面通报了中印边界冲突 的有关情况,但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在中共8日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以塔斯 社声明的方式,公开表明不赞成中国的立场。中国领导人的反应是相当强烈的, 他们认为苏联那样做是“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19有关这些讨论的情况目前还无法得到档案的证实,但是一些重要的出版物披露了曾经进行过大量的有关 讨论以及讨论的内容,如《周恩来年谱》中卷的有关部分和《十年论战》上卷的有关部分,均提供了重要 的线索 20《十年论战》(上),第248页。 21《十年论战》(上),第241页。 22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见《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第474 23《周恩来年谱》,中卷 《十年论战》(上),第
5 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挑起边界事件，从此中苏边境地区开始不再 安宁。与此同时，印度支那地区因老挝局势动荡而趋于紧张，特别是美国明显在 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直接干涉。 不论是由于何种原因，伴随着“大跃进”的进程，中国的周边环境的确从 1959 年夏季开始恶化，而且这种恶化似乎是在几个方向同时发生的。这种情况显然引 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 汹”，而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参与其中。18 （二）1960 年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及其原因。 从 1959 年 11 月开始到 1960 年上半年，中国领导层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 时间，反复讨论“国际问题”，以便决定如何认识和应对开始恶化的周边环境及 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19 中国领导人很快就决定采取稳妥应对的方针。根据吴冷西的回忆，在 1960 年 1 月 7 日至 17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基本确 定了“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20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中共政治局 常委多次开会，肯定了一月会议的精神并讨论了落实的具体办法。从当时的实际 情况看，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出现相当务实稳妥的局面。 首先是在中苏关系方面，中国领导人不仅决心避免破裂，而且要争取“达到 新的基础上的团结”，甚至要“赖着跟他（赫鲁晓夫-作者注）搞团结，赖着不分 裂”。21正是这个决定促使中国领导人在经历了与苏共中央几个月的争论，特别 是经历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尖锐冲突和苏联撤退在华全部专家后，仍然在年底的 莫斯科 81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与苏联领导人达成谅解，即“有什么事情 一起来商量，避免冲突”。22会议以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率领中国党政 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从而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到 1961 年，苏联甚至 决定再次向中国转让如制造米格 21 战斗机一类的先进军事技术。23 缓和中印边界局势是这一时期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关键环节之一，因为中印 边界冲突的解决关系到整个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大局和总政策。1959 年间，中 印关系在西藏叛乱和边界冲突的影响下，极度恶化。中国领导人认为印度的政策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印度方面利用中印边界局势制造舆论，企图 配合西方的“反华浪潮”，所以中国必须予以坚决反击。不过经过 8 月边界军事 冲突后，中国决策层显然既不希望中印关系继续恶化，也不希望中印边界冲突成 为政治议题的中心。在 9 月8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了解并讨论了中印边界的情况后， 中国领导人决定争取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24 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两天，中国已经向苏联方面通报了中印边界冲突 的有关情况，但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在中共 8 日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以塔斯 社声明的方式，公开表明不赞成中国的立场。中国领导人的反应是相当强烈的， 他们认为苏联那样做是“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18 《十年论战》（上），第 234 页。 19 有关这些讨论的情况目前还无法得到档案的证实，但是一些重要的出版物披露了曾经进行过大量的有关 讨论以及讨论的内容，如《周恩来年谱》中卷的有关部分和《十年论战》上卷的有关部分，均提供了重要 的线索。 20 《十年论战》（上），第 248 页。 21 《十年论战》（上），第 241 页。 22 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见《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第 474 页。 23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389-390 页。 24 《十年论战》（上），第 210-212 页
25不过毛泽东不久仍然决定,停止与印度辩论边界问题,并指示媒体亦停止一切 相关的报道 当中国领导人决定“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时,他们必然要为解决中印边 界问题找到办法。在1月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确认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 问题的方针,并进一步提出用“互谅互让”办法,即“我们做点让步,印度也做 点让步”,从而达成妥协。会议还决定派周恩来访问印度。27这时驻守中印边界 的中国军队接到命令,在中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实行不开枪,不巡逻,不平 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等措施,尽可能避免军事冲突。28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即着手准备访问印度,并拟订了《中印两国总理关于边界 问题会谈的方案(草案)》。根据周恩来当时的估计,访印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 也不可能破裂,最有可能的是取得某种有限的协议。他建议应采取争取缓和紧张 局势但不怕拖延解决的方针,将访印的目标定为进一步缓和两国关系,为未来继 续会谈和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准备条件。29周恩来的建议获其他领导人同意。4月 19日至26日周恩来对印度的访问证明,中国领导人的估计基本上是准确的。通 过周恩来这次访问,暂时缓和了中印关系,使中印边界形势平静下来。 缓和中印关系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决定尽快解决与所有 邻国的边界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被置于首先要的地位。30不 过与印度谈判的搁浅并没有减缓中国与其他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很有可能 还起了促进作用 在1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全面讨论了与所有邻国的边界问题。 可能是受到中缅边界谈判比较顺利完成和中印发生边界冲突的影响,他们制订了 基本方针,概括地说就是尽快和有步骤地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所谓有步骤就 是安排了大致的顺序,即当前抓紧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同时尽快解决中朝、中蒙 的边界问题;加快解决与缅甸、尼泊尔和老挝的边界问题;中越边界因越南还在 与美国作战,可以暂不解决;与苏联的边界线最长,问题比较复杂,但也要争取 解决 与周恩来准备访问印度同时,中国也开始着手解决与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 从后来的情况看,尽管中印边界问题未能解决,中国还是基本实现了1月政治局 常委会的设想,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等 签订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1964年中国开始与苏联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由于 受到中苏论战和双方关系全面恶化的影响,谈判无结果而终 在印度支那地区,随着紧张局势逐步升温,中国对该地区的政策面临着进行 调整的外部压力。当时中国需要处理的是两个问题,即是否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 斗争和如何解决老挝危机。相比较而言,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更关注的是老挝危 机,而不是越南的局势。 1959年和1960年,在越南南方局势急剧变化的压力下,越南劳动党领导人 开始改变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执行的加强北方建设,争取和平统一的战略方针, 25《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 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页 26《十年论战》(上),第215页。 27《十年论战》(上),第248页。 28雷英夫、陈先义:《统帅部参谋的追怀》,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19页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02页 30中国领导人曾因为周恩来访问印度,推迟了与蒙古进行边界谈判,参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95 31《十年论战》(上),第248页 6
6 25不过毛泽东不久仍然决定，停止与印度辩论边界问题，并指示媒体亦停止一切 相关的报道。26 当中国领导人决定“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时，他们必然要为解决中印边 界问题找到办法。在 1 月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确认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 问题的方针，并进一步提出用“互谅互让”办法，即“我们做点让步，印度也做 点让步”，从而达成妥协。会议还决定派周恩来访问印度。27这时驻守中印边界 的中国军队接到命令，在中方实际控制线 20 公里内实行不开枪，不巡逻，不平 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等措施，尽可能避免军事冲突。28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即着手准备访问印度，并拟订了《中印两国总理关于边界 问题会谈的方案（草案）》。根据周恩来当时的估计，访印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 也不可能破裂，最有可能的是取得某种有限的协议。他建议应采取争取缓和紧张 局势但不怕拖延解决的方针，将访印的目标定为进一步缓和两国关系，为未来继 续会谈和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准备条件。29周恩来的建议获其他领导人同意。4 月 19 日至 26 日周恩来对印度的访问证明，中国领导人的估计基本上是准确的。通 过周恩来这次访问，暂时缓和了中印关系，使中印边界形势平静下来。 缓和中印关系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决定尽快解决与所有 邻国的边界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被置于首先要的地位。30不 过与印度谈判的搁浅并没有减缓中国与其他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很有可能 还起了促进作用。 在 1 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全面讨论了与所有邻国的边界问题。 可能是受到中缅边界谈判比较顺利完成和中印发生边界冲突的影响，他们制订了 基本方针，概括地说就是尽快和有步骤地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所谓有步骤就 是安排了大致的顺序，即当前抓紧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同时尽快解决中朝、中蒙 的边界问题；加快解决与缅甸、尼泊尔和老挝的边界问题；中越边界因越南还在 与美国作战，可以暂不解决；与苏联的边界线最长，问题比较复杂，但也要争取 解决。31 与周恩来准备访问印度同时，中国也开始着手解决与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 从后来的情况看，尽管中印边界问题未能解决，中国还是基本实现了 1 月政治局 常委会的设想，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等 签订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1964 年中国开始与苏联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由于 受到中苏论战和双方关系全面恶化的影响，谈判无结果而终。 在印度支那地区，随着紧张局势逐步升温，中国对该地区的政策面临着进行 调整的外部压力。当时中国需要处理的是两个问题，即是否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 斗争和如何解决老挝危机。相比较而言，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更关注的是老挝危 机，而不是越南的局势。 1959 年和 1960 年，在越南南方局势急剧变化的压力下，越南劳动党领导人 开始改变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后执行的加强北方建设，争取和平统一的战略方针， 25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 年 9 月 6 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 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71 页。 26 《十年论战》（上），第 215 页。 27 《十年论战》（上），第 248 页。 28 雷英夫、陈先义：《统帅部参谋的追怀》，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第 219 页。 29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302 页。 30 中国领导人曾因为周恩来访问印度，推迟了与蒙古进行边界谈判，参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295 页。 31 《十年论战》（上），第 248 页
认可并越来越明确地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321960年9月召开的越南劳动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加强解放南方的武装斗争的政策。33 越南劳动党的政策转变和越南南方解放战争的发展,使中国面临着相当复杂 的情况。中国在1958年曾经比较明确地表示,越南劳动党应将巩固和建设北方 作为首要任务,在南方则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 针”。34现在中国不得不在既要维护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又要防止美国大规模 军事介入,同时还要支持传统盟友等相互交织的矛盾中作出选择。从随后中国有 关政策的演变过程看,中国这一时期是逐步对越南形势作出反应的 首先,越南南方的形势当时还不是中国外交中特别重要的议程,那里局势虽 然出现动荡但并不严重,对于中国它甚至还不如老挝问题那么严峻和直接。有北 越作为屏障,美国当时在越南南方相当有限的介入并没有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威 胁;其次,越南劳动党的政策也是逐步发展的,至少在1960年还没有导致那里 的局势出现剧烈的变化;第三是中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也不可能完全与中国领导 人既定的大方针背道而驰 正是上述这些因素使中国领导人在涉及越南是否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时 方面迅速对越南加强在南方的武装斗争表示支持。《人民日报》在越南劳动党三 大期间即发表社论,公开表示支持越南劳动党三大确定的支持南方武装斗争的政 策。3512月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成立,中国立即给予承认和支持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希望越南劳动党完全放弃政治解决的选择,甚至不希望 越南南方的战争规模太大,导致美国大规模的军事介入。他们一再向越南领导人 强调,既“一定要解放南方”,又要注意斗争策略,注意农村与城市的区别,斗 争“策略上可以灵活”,要“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36直到1961年中期, 中国在公开场合仍然明确表示,支持越南根据日内瓦协议“争取祖国和平统一” 的斗争。37这类公开宣示不能被认为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它们表明,中国领导人 至少不希望越南劳动党这时完全放弃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 这一时期中国坚持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立场和努力,更能反映中国对印度支 那政策的特点。这首先是因为老挝与中国接壤,美国在老挝的军事介入比它在南 越的干涉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要直接的多;其次是当时老挝局势显得更复杂更 紧张。这两个因素使中国领导人更关注老挝问题,为控制那里的危机投入了更多 的精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对老挝问题的政策比对越南的政策要稳定清晰的多。 中国在这一时期积极促成了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为最终签署《关于老挝 中立宣言》及相关的议定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8 强调这一行动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其结果缓和了印度支那的形势和延缓 了美国的介入。从中国领导人处理老挝问题的过程看,他们几乎是在复制1954 年日内瓦会议时期处理此类问题的思路、对形势的判断和选择的办法。从这个意 义上说,作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的一个部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决定更 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政策延续性,而且这种延续性这时还是中国政策的主要 32参阅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6-75页。 3有关北越政策变化的具体情况可参阅《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66-75页。 3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67页 35《越南革命和建设的新里程碑》,《人民日报》,1960年9月12日。 36参阅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天地图书出版社2000 年版,第36页。《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67页。 37《周恩来总理在欢迎越南范文同总理的国宴上的讲话》,1961年6月12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 系文件集(1%61)》,第八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181页。 38《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2-11页
7 认可并越来越明确地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321960 年 9 月召开的越南劳动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加强解放南方的武装斗争的政策。33 越南劳动党的政策转变和越南南方解放战争的发展，使中国面临着相当复杂 的情况。中国在 1958 年曾经比较明确地表示，越南劳动党应将巩固和建设北方 作为首要任务，在南方则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 针”。34现在中国不得不在既要维护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又要防止美国大规模 军事介入，同时还要支持传统盟友等相互交织的矛盾中作出选择。从随后中国有 关政策的演变过程看，中国这一时期是逐步对越南形势作出反应的。 首先，越南南方的形势当时还不是中国外交中特别重要的议程，那里局势虽 然出现动荡但并不严重，对于中国它甚至还不如老挝问题那么严峻和直接。有北 越作为屏障，美国当时在越南南方相当有限的介入并没有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威 胁；其次，越南劳动党的政策也是逐步发展的，至少在 1960 年还没有导致那里 的局势出现剧烈的变化；第三是中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也不可能完全与中国领导 人既定的大方针背道而驰。 正是上述这些因素使中国领导人在涉及越南是否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时，一 方面迅速对越南加强在南方的武装斗争表示支持。《人民日报》在越南劳动党三 大期间即发表社论，公开表示支持越南劳动党三大确定的支持南方武装斗争的政 策。3512 月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成立，中国立即给予承认和支持。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希望越南劳动党完全放弃政治解决的选择，甚至不希望 越南南方的战争规模太大，导致美国大规模的军事介入。他们一再向越南领导人 强调，既“一定要解放南方”，又要注意斗争策略，注意农村与城市的区别，斗 争“策略上可以灵活”，要“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36直到 1961 年中期， 中国在公开场合仍然明确表示，支持越南根据日内瓦协议“争取祖国和平统一” 的斗争。37这类公开宣示不能被认为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它们表明，中国领导人 至少不希望越南劳动党这时完全放弃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 这一时期中国坚持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立场和努力，更能反映中国对印度支 那政策的特点。这首先是因为老挝与中国接壤，美国在老挝的军事介入比它在南 越的干涉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要直接的多；其次是当时老挝局势显得更复杂更 紧张。这两个因素使中国领导人更关注老挝问题，为控制那里的危机投入了更多 的精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对老挝问题的政策比对越南的政策要稳定清晰的多。 中国在这一时期积极促成了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为最终签署《关于老挝 中立宣言》及相关的议定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8 强调这一行动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其结果缓和了印度支那的形势和延缓 了美国的介入。从中国领导人处理老挝问题的过程看，他们几乎是在复制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时期处理此类问题的思路、对形势的判断和选择的办法。从这个意 义上说，作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的一个部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决定更 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政策延续性，而且这种延续性这时还是中国政策的主要 32 参阅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6-75 页。 33 有关北越政策变化的具体情况可参阅《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 66-75 页。 34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6-67 页。 35 《越南革命和建设的新里程碑》，《人民日报》，1960 年 9 月 12 日。 36 参阅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天地图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 页。《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 67 页。 37 《周恩来总理在欢迎越南范文同总理的国宴上的讲话》，1961 年 6 月 12 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 系文件集（1961）》，第八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81 页。 38 《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11 页
方面,尽管它开始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即使在美国被认为正开始加强对印度支那的干涉时,中国领导人也为打开中 美关系的僵局进行了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只是相当有限的试探,它也可以表明中 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决心与力度 在1960年初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也确定了处理对美关系的 基本方针:“谈而不速,谈而不破”,即继续与美国谈判,既不破裂,也不急于 建交。39这一方针指导下的中国对美政策表现出一定的弹性。毛泽东本人在1月 初对一份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出现变动的报告明显表现出兴趣。该报告认为, 美国基于若干理由,今后有可能増加与中国的接触,并利用华沙会谈进一步试探。 40迄今为止没有历史文献揭示毛泽东是否和如何进一步思考有关的问题,不过后 来的一些发展表明,他很可能并不只是感兴趣而已。当然,中国领导人的决定也 同美国正在举行总统选举有关,它毕竟为了解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可能出现调整以 及美国未来的政策执行者,提供了一个窗口 1960年5月,周恩来在与蒙哥马利会谈时,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和平解决台湾 问题,只要美国宣布愿意从台湾撤军,中美即可以开始谈判。418月30日,周恩 来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周恩来在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上,提出了比以往更富灵 活性的建议,即美国首先必须承诺从台湾撤出其军事力量,至于何时和如何撤出, 可以随后讨论。4210月18日,周恩来再次会见斯诺,全面阐述了中国在裁军、 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核试验和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并介绍了有关中苏分 歧的情况。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现出对肯尼迪在对华政策上的立场了如指掌,因此 很可能的是,他的谈话是有准备的和有的放矢的。43四天以后,毛泽东亲自接见 斯诺,同他讨论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电视辩论的内容。他明确告诉斯诺,中国会将 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中国“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不过中国会承担维 护和平的责任,不会主动向美国开战,并且“要谈判解决”台湾问题。4 从历史上看,中国领导人会见斯诺这样的美国记者从来都是有的放矢的。毛 泽东和周恩来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如此频繁地与斯诺讨论中美关系,显然是在为 与美国的新领导人打交道进行试探。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不久,中国驻波兰大使王 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向美方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 有所建树”。他的表态当然是得到中国领导人允许的。45此后不久中国外交部长 陈毅在访问缅甸时表达了同样的信息。46将这些行动同“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 的方针结合起来考虑,至少可以说,稳定甚至争取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这一 时期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 以上种种表明,从1960年上半年开始,中国领导人的确认真地希望,通过 积极推行务实温和的对外政策,能够稳定中苏关系和改善周边环境,并创造一个 “外交新局面”。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是,除了经过庐山会议反右倾在组 织上造成的暂时团结外,在这个时期是什么原因促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 人能够一致同意,在面临“反华髙潮”的情况下,全面推行务实灵活的对外政策? 《十年论战》(上),第247页 4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3-6页。 4《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21-323页 Edgar S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 (New York, Randon House, 1962), P. 91 艹毛泽东:《同斯诺谈台湾问题及其他》,1960年10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454页。 45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 4《人民日报》,1961年4月3、6日
8 方面，尽管它开始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即使在美国被认为正开始加强对印度支那的干涉时，中国领导人也为打开中 美关系的僵局进行了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只是相当有限的试探，它也可以表明中 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决心与力度。 在 1960 年初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也确定了处理对美关系的 基本方针： “谈而不速，谈而不破”，即继续与美国谈判，既不破裂，也不急于 建交。39这一方针指导下的中国对美政策表现出一定的弹性。毛泽东本人在 1 月 初对一份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出现变动的报告明显表现出兴趣。该报告认为， 美国基于若干理由，今后有可能增加与中国的接触，并利用华沙会谈进一步试探。 40迄今为止没有历史文献揭示毛泽东是否和如何进一步思考有关的问题，不过后 来的一些发展表明，他很可能并不只是感兴趣而已。当然，中国领导人的决定也 同美国正在举行总统选举有关，它毕竟为了解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可能出现调整以 及美国未来的政策执行者，提供了一个窗口。 1960 年 5 月，周恩来在与蒙哥马利会谈时，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和平解决台湾 问题，只要美国宣布愿意从台湾撤军，中美即可以开始谈判。418 月 30 日，周恩 来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周恩来在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上，提出了比以往更富灵 活性的建议，即美国首先必须承诺从台湾撤出其军事力量，至于何时和如何撤出， 可以随后讨论。4210 月 18 日，周恩来再次会见斯诺，全面阐述了中国在裁军、 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核试验和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并介绍了有关中苏分 歧的情况。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现出对肯尼迪在对华政策上的立场了如指掌，因此 很可能的是，他的谈话是有准备的和有的放矢的。43四天以后，毛泽东亲自接见 斯诺，同他讨论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电视辩论的内容。他明确告诉斯诺，中国会将 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中国“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不过中国会承担维 护和平的责任，不会主动向美国开战，并且“要谈判解决”台湾问题。44 从历史上看，中国领导人会见斯诺这样的美国记者从来都是有的放矢的。毛 泽东和周恩来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如此频繁地与斯诺讨论中美关系，显然是在为 与美国的新领导人打交道进行试探。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不久，中国驻波兰大使王 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向美方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 有所建树”。他的表态当然是得到中国领导人允许的。45此后不久中国外交部长 陈毅在访问缅甸时表达了同样的信息。46将这些行动同“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 的方针结合起来考虑，至少可以说，稳定甚至争取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这一 时期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 以上种种表明，从 1960 年上半年开始，中国领导人的确认真地希望，通过 积极推行务实温和的对外政策，能够稳定中苏关系和改善周边环境，并创造一个 “外交新局面”。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是，除了经过庐山会议反右倾在组 织上造成的暂时团结外，在这个时期是什么原因促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 人能够一致同意，在面临“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全面推行务实灵活的对外政策？ 39 《十年论战》（上），第 247 页。 4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第 3-6 页。 41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321-323 页。 42 Edgar S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 (New York, Randon House, 1962), P. 91. 43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pp. 159-161. 44 毛泽东：《同斯诺谈台湾问题及其他》，1960 年 10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48-454 页。 45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3 页。 46 《人民日报》，1961 年 4 月 3、6 日
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后来中国对外政策的向“左”转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罗列出相当多促使中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因素,包括八大方针的持 续影响、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国际形势的总趋势是以缓和为主、他们对苏联的赫 鲁晓夫和印度的尼赫鲁等的看法仍然是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如认为赫鲁晓夫还不 是完全的修正主义者,尼赫鲁还有进步性,等等。47这里要强调的一个至关重要 的因素是,毛泽东本人也同其他领导人一样,希望“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 他的一些主张得到了其他领导人在不同层次上的认同。事态的发展表明,毛泽东 的思路可能最能解释后来的变化,尽管它未必合乎常理。 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文献分析,毛泽东大致是从两个方面考虑调整对外 政策的。首先是他希望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较快地消 除国内经济中已经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成“大跃进”。 尽管1959年夏季已经出现了“大跃进”肯定失败的征兆,而且包括毛泽东 在内的中国领导人承认出现了困难,并认为有必要对一些政策进行检讨和调整, 但是他们当时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征兆的严重性。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 怀以后,“宁左勿右”的政治倾向严重削弱了许多人的洞察力,也使各地区干部 宁愿浮夸虚报,结果是为反右倾政治斗争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上下一片凯歌飞扬, 掩盖了形势的严峻程度。48 1959年农业方面首先出现的衰退被隐瞒,1960年的元旦社论相当典型。它 声称1959年不仅“工业总产值大大超过了国家的计划”,而且“农业生产在战胜 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仍然取得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农 业生产总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既然形势如此令人鼓舞,人们当然 “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而且对于整 个六十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决心和信心”。49毛泽东在年初的政治局常委 会上说“国内形势是好的”,中国“如果能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影响的话,主要靠 我们自己把国内工作做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事情办好”。50正是基于对国内 的“大跃进”信心满满,他再次提出争取“10年、15年”的和平建设。51 其次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看的相当严重。在1959年12月于杭州 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521960年3 月,毛泽东又一次专门提出国际上“所谓大反华”问题。他在一份有关中国在巴 基斯坦举办展览的电报上所做的批示中提醒说,要认识“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 和意义”,并“做出充分的精神准备”。53 毛泽东认为,之所以出现“国际反华浪潮”,就是因为中国坚持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原则的纯洁性。面对可能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要打退反华浪潮,“一切 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的好”。他号召“树立雄心 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用他当时的话 说就是“如果给我们40年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形势将起的大变化”。54 毛泽东自己相信并告诉他的同事,尽管需要对某些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整,但 4《十年论战》,(上),第231-233、201-202页。 48范荣康的回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气氛是如何扭曲人们对形势的判断的。范荣康:《社论串起来的 历史》(下),《百年潮》,2002年第8期,第38-39页 49社论:《展望六十年代》,见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 0《十年论战》(上),第243页 s1《十年论战》(上),第271页 32《十年论战》(上),第235页。 53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1960年3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196年版,第95页。 《关于反华问题》,第9页;《十年论战》(上),第234-235页
9 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后来中国对外政策的向“左”转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罗列出相当多促使中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因素，包括八大方针的持 续影响、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国际形势的总趋势是以缓和为主、他们对苏联的赫 鲁晓夫和印度的尼赫鲁等的看法仍然是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如认为赫鲁晓夫还不 是完全的修正主义者，尼赫鲁还有进步性，等等。47这里要强调的一个至关重要 的因素是，毛泽东本人也同其他领导人一样，希望“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 他的一些主张得到了其他领导人在不同层次上的认同。事态的发展表明，毛泽东 的思路可能最能解释后来的变化，尽管它未必合乎常理。 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文献分析，毛泽东大致是从两个方面考虑调整对外 政策的。首先是他希望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较快地消 除国内经济中已经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成“大跃进”。 尽管 1959 年夏季已经出现了“大跃进”肯定失败的征兆，而且包括毛泽东 在内的中国领导人承认出现了困难，并认为有必要对一些政策进行检讨和调整， 但是他们当时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征兆的严重性。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 怀以后，“宁左勿右”的政治倾向严重削弱了许多人的洞察力，也使各地区干部 宁愿浮夸虚报，结果是为反右倾政治斗争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上下一片凯歌飞扬， 掩盖了形势的严峻程度。48 1959 年农业方面首先出现的衰退被隐瞒，1960 年的元旦社论相当典型。它 声称 1959 年不仅“工业总产值大大超过了国家的计划”，而且“农业生产在战胜 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仍然取得了比 1958 年更大的丰收。农 业生产总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既然形势如此令人鼓舞，人们当然 “不但对于 1960 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而且对于整 个六十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决心和信心”。49毛泽东在年初的政治局常委 会上说“国内形势是好的”，中国“如果能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影响的话，主要靠 我们自己把国内工作做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事情办好”。50正是基于对国内 的“大跃进”信心满满，他再次提出争取“10 年、15 年”的和平建设。51 其次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看的相当严重。在 1959 年 12 月于杭州 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521960 年 3 月，毛泽东又一次专门提出国际上“所谓大反华”问题。他在一份有关中国在巴 基斯坦举办展览的电报上所做的批示中提醒说，要认识“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 和意义”，并“做出充分的精神准备”。53 毛泽东认为，之所以出现“国际反华浪潮”，就是因为中国坚持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原则的纯洁性。面对可能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要打退反华浪潮，“一切 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的好”。他号召“树立雄心 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用他当时的话 说就是“如果给我们 40 年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形势将起的大变化”。54 毛泽东自己相信并告诉他的同事，尽管需要对某些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整，但 47 《十年论战》，（上），第 231-233、201-202 页。 48 范荣康的回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气氛是如何扭曲人们对形势的判断的。范荣康：《社论串起来的 历史》（下），《百年潮》，2002 年第 8 期，第 38-39 页。 49 社论：《展望六十年代》，见 1960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 50 《十年论战》（上），第 243 页。 51 《十年论战》（上），第 271 页。 52 《十年论战》（上），第 235 页。 53 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1960 年 3 月 22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1996 年版，第 95 页。 54 《关于反华问题》，第 94 页；《十年论战》（上），第 234-235 页
“大跃进”必将取得胜利,而且中国也只能通过迅速实现“大跃进”的设想,才 能抵御愈演愈烈的“反华浪潮”和其他的外部压力。因此毛泽东等一度希望排除 任何来自外部对大跃进的干扰,这种干扰在当时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特别是1960年上半年中苏关系明显恶化,苏联突然撤退全部在中国的专家, 不仅立即给中国带来直接和巨大的经济困难,而且打击了中国干部队伍的士气。 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讨论局势和处理中苏关系,中共政治局会 议有时无法讨论即定的经济议题。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还必须采取措施来安定 国内的人心。据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介绍,1960年7月14和15日,周 恩来向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做有关中苏关系的报告,其中心就是告诉他们,不要因 为中苏关系恶化而“灰心”。5由此可见,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当时不调整对外 政策,就不可能集中精力克服困难,实现“大跃进”的目标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 “大跃进”的成败及其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是最终决定中国这一时期对外政策 走向的首要因素。澄清这一点不仅有利于说明,当时仅仅调整对外政策并不能完 全解决对外关系动荡的问题,而且对理解后来对外政策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1962年的对外政策转向 1960年初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固然有其积极的效果,但是国内经济、首先是 农业的严重衰退及其给对外政策带来的压力,却出乎中国领导人的预料,特别是 出乎毛泽东的预料。1961年的社论显示了建国以来少有的低调,与前一年相比 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不仅分量增加,而且也务实的多。社论承认“农业两年歉收”, 1960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 56国内经济严重衰退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要求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压力 首先是经济衰退在深层次上改变了1960年中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动因 如上所述,中国领导层在1960年初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主要是基于他们对“大 跃进”虽然面临困难但仍然会达到其目标的信心,其目的是给“大跃进”创造国 际条件。1960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则证明,对外政策调整的初始动力是没有基础 的。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对外政策调整的方向并没有改变,但其目的已经自动地 转向帮助克服“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不是要创造“大跃进”胜利的奇 迹 其次,国内经济衰退造成的困难在客观上形成了要求对外政策更加务实的巨 大压力。由于农业和部分轻工业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给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相 当大的麻烦。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向苏联及其他一些东欧 国家请求推迟偿还1960年所欠债务,压缩同这些国家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并接 受苏联的经济援助。57这种情况自然要求中国要尽可能地稳定而不是恶化中苏关 系,其中就包括了妥协的必要性。 此外,农业连续两年歉收,也迫使中国政府开始向非苏联阵营的国家寻求粮 食进口,同时与西方国家在其他领域的贸易也出现了发展的趋势。1960年8月, 中国领导人提出了逐步恢复1958年中断的日中贸易的“贸易三原则”,11月签 订了民间贸易协定,1961年中日贸易逐步恢复。58中国领导人甚至认真考虑了签 55参阅《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587页 56社论:《团结一致,依靠群众,争取世界和平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见1961年1月1日《人民 日报》。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94页。 38周恩来:“关于促进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1960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版,第289291页
10 “大跃进”必将取得胜利，而且中国也只能通过迅速实现“大跃进”的设想，才 能抵御愈演愈烈的“反华浪潮”和其他的外部压力。因此毛泽东等一度希望排除 任何来自外部对大跃进的干扰，这种干扰在当时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特别是 1960 年上半年中苏关系明显恶化，苏联突然撤退全部在中国的专家， 不仅立即给中国带来直接和巨大的经济困难，而且打击了中国干部队伍的士气。 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讨论局势和处理中苏关系，中共政治局会 议有时无法讨论即定的经济议题。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还必须采取措施来安定 国内的人心。据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介绍，1960 年 7 月 14 和 15 日，周 恩来向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做有关中苏关系的报告，其中心就是告诉他们，不要因 为中苏关系恶化而“灰心”。55由此可见，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当时不调整对外 政策，就不可能集中精力克服困难，实现“大跃进”的目标。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 “大跃进”的成败及其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是最终决定中国这一时期对外政策 走向的首要因素。澄清这一点不仅有利于说明，当时仅仅调整对外政策并不能完 全解决对外关系动荡的问题，而且对理解后来对外政策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1962 年的对外政策转向。 1960 年初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固然有其积极的效果，但是国内经济、首先是 农业的严重衰退及其给对外政策带来的压力，却出乎中国领导人的预料，特别是 出乎毛泽东的预料。1961 年的社论显示了建国以来少有的低调，与前一年相比， 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不仅分量增加，而且也务实的多。社论承认“农业两年歉收”， 1960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 56国内经济严重衰退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要求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压力。 首先是经济衰退在深层次上改变了 1960 年中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动因。 如上所述，中国领导层在 1960 年初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主要是基于他们对“大 跃进”虽然面临困难但仍然会达到其目标的信心，其目的是给“大跃进”创造国 际条件。1960 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则证明，对外政策调整的初始动力是没有基础 的。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对外政策调整的方向并没有改变，但其目的已经自动地 转向帮助克服“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不是要创造“大跃进”胜利的奇 迹。 其次，国内经济衰退造成的困难在客观上形成了要求对外政策更加务实的巨 大压力。由于农业和部分轻工业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给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相 当大的麻烦。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向苏联及其他一些东欧 国家请求推迟偿还 1960 年所欠债务，压缩同这些国家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并接 受苏联的经济援助。57这种情况自然要求中国要尽可能地稳定而不是恶化中苏关 系，其中就包括了妥协的必要性。 此外，农业连续两年歉收，也迫使中国政府开始向非苏联阵营的国家寻求粮 食进口，同时与西方国家在其他领域的贸易也出现了发展的趋势。1960 年 8 月， 中国领导人提出了逐步恢复 1958 年中断的日中贸易的“贸易三原则”，11 月签 订了民间贸易协定，1961 年中日贸易逐步恢复。58中国领导人甚至认真考虑了签 55 参阅《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86-587 页。 56 社论：《团结一致，依靠群众，争取世界和平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见 1961 年 1 月 1 日《人民 日报》。 57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05 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394 页。 58 周恩来：“关于促进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1960 年 8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版，第 289-29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