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 2021年第3期 制乃至剥夺了公民的行动自由。”〔”安全生产犯罪“集群”中虽然绝大多数是过失犯罪，但也不乏故意 犯罪，比如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所以再增设一个故意的轻罪也并不奇怪。 五、结论 积极刑法立法观强调“立法必须保持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姿态”，这一观念具有抽象性，并不能 完全取代某项具体立法活动的论据支撑。关于生产安全犯罪，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削足适履”“束手 无策”等困境，根本原因是其一直分担着立法上重罪涵射不足与轻罪规制缺失的“隐痛”。这一问题 难以通过解释论去化解，相反还助长了不少“软性解释”，甚至滑向类推解释。在这一背景下，积极刑 法立法观起到了“临门一脚”的效果，使安全生产犯罪的立法“该出手时就出手”。 根据有无一般性规定及单独性规定，可以对安全生产犯罪的立法模式进行类型划分。我国采取 的是“无一般性规定、较多单独性规定”模式，面向的主要是具象的业务场景，这在体系性思考上存在 固有的缺陷，也容易造成此罪和彼罪区分困难的局面。最新的《修十一》放弃了依据业务性质的思路， 改采依据行为方式进行修订，由于一次性增加了重罪和轻罪两种行为类型，这使安全生产犯罪体系性 思考的“素材”迅速充实起来，进行体系性思考便成了可能。体系性思考是以存在一个体系为前提的， 这一体系可以按照抽象危险→具体危险→危险现实化→事后处置的走向来建构。由于实害犯部分的 罪名较多，所以这一部分的逻辑梳理成为关键。将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这对“双子 星”确立为核心罪名，以此为“蓝本”再去演绎处罚更重的罪名和提前干预的轻罪，可以基本建构出安 全生产犯罪“集群”的逻辑体系。 《修十一》对《刑法》第134条第2款的罪状进行了修改，使其囊括了两种行为类型：强令他人违 章冒险作业和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仍冒险组织作业。前者属于作为的创设危险，对应的 危害结果是“作为的危险的结果”：后者属于不作为的维持危险（负有作为义务），对应的危害结果是 “不作为的危险的结果”。“强令”应认定为达到心理强制的程度，“违章”和“冒险”具有递进关系，“违章” 不宜限缩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冒险”必须是突破了生产、作业允许的危险。“重大事故隐患” 必须结合结果要件进行配套理解，“仍冒险组织作业”中“冒险”并非多余的规定，其起到确认重大事 故隐患没有得到排除、“组织作业”时点仍然存在的作用。《修十一》增加的《刑法》第134条之一属 于具体危险犯，主观方面是故意，不属于过失危险犯。其所列举的三种情形都集中在安全生产设备、 设施和安全生产条件方面，可以视作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蓝本”下更为前置的干预。 (责任编辑：于改之) 〔77】张明楷：《“风险社会”若干刑法理论问题反思》，栽《法商研究》2011年第5期，第88页。 6868 法￾￾￾￾学 2021 年第 3 期 制乃至剥夺了公民的行动自由。”〔77〕安全生产犯罪“集群”中虽然绝大多数是过失犯罪，但也不乏故意 犯罪，比如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所以再增设一个故意的轻罪也并不奇怪。 五、结论 积极刑法立法观强调“立法必须保持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姿态”，这一观念具有抽象性，并不能 完全取代某项具体立法活动的论据支撑。关于生产安全犯罪，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削足适履”“束手 无策”等困境，根本原因是其一直分担着立法上重罪涵射不足与轻罪规制缺失的“隐痛”。这一问题 难以通过解释论去化解，相反还助长了不少“软性解释”，甚至滑向类推解释。在这一背景下，积极刑 法立法观起到了“临门一脚”的效果，使安全生产犯罪的立法“该出手时就出手”。 根据有无一般性规定及单独性规定，可以对安全生产犯罪的立法模式进行类型划分。我国采取 的是“无一般性规定、较多单独性规定”模式，面向的主要是具象的业务场景，这在体系性思考上存在 固有的缺陷，也容易造成此罪和彼罪区分困难的局面。最新的《修十一》放弃了依据业务性质的思路， 改采依据行为方式进行修订，由于一次性增加了重罪和轻罪两种行为类型，这使安全生产犯罪体系性 思考的“素材”迅速充实起来，进行体系性思考便成了可能。体系性思考是以存在一个体系为前提的， 这一体系可以按照抽象危险→具体危险→危险现实化→事后处置的走向来建构。由于实害犯部分的 罪名较多，所以这一部分的逻辑梳理成为关键。将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这对“双子 星”确立为核心罪名，以此为“蓝本”再去演绎处罚更重的罪名和提前干预的轻罪，可以基本建构出安 全生产犯罪“集群”的逻辑体系。 《修十一》对《刑法》第 134 条第 2 款的罪状进行了修改，使其囊括了两种行为类型：强令他人违 章冒险作业和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仍冒险组织作业。前者属于作为的创设危险，对应的 危害结果是“作为的危险的结果”；后者属于不作为的维持危险（负有作为义务），对应的危害结果是 “不作为的危险的结果”。“强令”应认定为达到心理强制的程度，“违章”和“冒险”具有递进关系，“违章” 不宜限缩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冒险”必须是突破了生产、作业允许的危险。“重大事故隐患” 必须结合结果要件进行配套理解，“仍冒险组织作业”中“冒险”并非多余的规定，其起到确认重大事 故隐患没有得到排除、“组织作业”时点仍然存在的作用。《修十一》增加的《刑法》第 134 条之一属 于具体危险犯，主观方面是故意，不属于过失危险犯。其所列举的三种情形都集中在安全生产设备、 设施和安全生产条件方面，可以视作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蓝本”下更为前置的干预。 （责任编辑：于改之） 〔77〕￾张明楷：《“风险社会”若干刑法理论问题反思》，载《法商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8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