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①正是对理性和理性批判的这种肯定和颂扬,使他们 在晢学和其他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在理性主义旗帜下实现的所谓 认识论的转向是西方哲学在近代发展中的一次重大变更,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 的阶段。 然而,西方近代思想家所讴歌的理性一开始就因为不能越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而不 能不存在严重的局限性。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 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 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 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的伟大思想 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② 以倡导理性为特色的近代思想家的局限性在理论形态上突出地表现为把仅仅是作为人 的意识和精神状态的形式之一、从而必然存在很大局限性的理性(主要是作为认识理性或 者说理论理性)绝对化和理想化,以为只要依据这样的理性,不仅可以建立起关于整个世 界的完美无缺而绝对可靠的理论体系,掌握全部真理,还可以据以解决资本主义现实社会 存在的一切问题,将这样的社会建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对理性的这种绝对化和 理想化导致了理性的独断和对理性的迷信。而这反而使本来对人的认识和实践有着重要积 极作用的理性既偏离了人的意识和精神的现实的认识功能,又与西方社会的现实发展脱节。 这样的理性当然不能解决哲学和认识发展的问题,又不能解决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 事实上,以尊重理性为标榜的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论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存在着严重 的矛盾,甚至由此陷入严重的困境和危机。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的“理性社会”的真实 状况时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的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 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③ 用被绝对化的理性来论证的资本主义制度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必然导致的矛盾早在 17一18世纪就已出现,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等一些敏锐的思想家也早 已有所揭示。不过当时西方各国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成长期,人们往往还只是把这种矛 盾现象当作成长中的个别特例,并未引起充分的重视,至于克服这种矛盾的现实手段,更 未为当时的思想家所认真思考和探索。在19世纪初期,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丹麦哲学家克 尔凯郭尔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及其所论证的社会都作了激烈的批判。他 们后来被许多西方哲学家公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先驱。但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的理论并 未产生显著的影响,甚至很少为人所知。19世纪上半期先后在法国和英国出现的孔德和密 尔等人的实证主义对启蒙思想家倡导的理性并未笼统反对,但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理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卷,第355356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卷,第356页 同上书,第607页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①正是对理性和理性批判的这种肯定和颂扬，使他们 在哲学和其他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在理性主义旗帜下实现的所谓 认识论的转向是西方哲学在近代发展中的一次重大变更，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 的阶段。 然而，西方近代思想家所讴歌的理性一开始就因为不能越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而不 能不存在严重的局限性。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 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 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 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 世纪的伟大思想 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② 以倡导理性为特色的近代思想家的局限性在理论形态上突出地表现为把仅仅是作为人 的意识和精神状态的形式之一、从而必然存在很大局限性的理性（主要是作为认识理性或 者说理论理性）绝对化和理想化，以为只要依据这样的理性，不仅可以建立起关于整个世 界的完美无缺而绝对可靠的理论体系，掌握全部真理，还可以据以解决资本主义现实社会 存在的一切问题，将这样的社会建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对理性的这种绝对化和 理想化导致了理性的独断和对理性的迷信。而这反而使本来对人的认识和实践有着重要积 极作用的理性既偏离了人的意识和精神的现实的认识功能，又与西方社会的现实发展脱节。 这样的理性当然不能解决哲学和认识发展的问题，又不能解决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 事实上，以尊重理性为标榜的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论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存在着严重 的矛盾，甚至由此陷入严重的困境和危机。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的“理性社会”的真实 状况时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的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 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③ 用被绝对化的理性来论证的资本主义制度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必然导致的矛盾早在 17－18 世纪就已出现，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等一些敏锐的思想家也早 已有所揭示。不过当时西方各国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成长期，人们往往还只是把这种矛 盾现象当作成长中的个别特例，并未引起充分的重视，至于克服这种矛盾的现实手段，更 未为当时的思想家所认真思考和探索。在 19 世纪初期，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丹麦哲学家克 尔凯郭尔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及其所论证的社会都作了激烈的批判。他 们后来被许多西方哲学家公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先驱。但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的理论并 未产生显著的影响，甚至很少为人所知。19 世纪上半期先后在法国和英国出现的孔德和密 尔等人的实证主义对启蒙思想家倡导的理性并未笼统反对，但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3 卷，第 355-35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3 卷，第 356 页。 ③ 同上书，第 60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