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2010年的数据汇总单位:亿元 口东部 (表题为小五黑体,表格中的文字为小五号宋体 口西部 东部 西部 ■北部 第二季度95 86 图12010年东西北部比较图(图题为小五黑体)注:数据来自作者的调查。(说明用六号宋体) (图示不要用彩色图,应为黑白图片,建议用灰度 等黑白可区分的格式。图中文字为小五号宋体) 关于考证,《发刊词》中还有一个看法:“诚然,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 的。但人类的工作,目的和方法很不容易分别的。”尽管傅斯年没有进一步说明只是“ 种方法”的考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与其早年主张比较,这个极为简单的看法实在非同 寻常 傅氏早年认定“史学便是史料学”,认定“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 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工作,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以考证史料为史学工作唯一正当的内 容,通过比较不同的史料,将历史事件考出一个“近真”的面貌,是史学唯一正当的目的 舍此而外,史学便无所用其力、致其功。《旨趣》曾明确宣布:“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 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做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 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材料。”又说:“我 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 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 想,自然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 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 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本着这样的理念,傅氏 方面对欧阳修的《集古录》极为赏识,认为欧阳修能“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 真工夫”,另一方面又对欧阳修作《五代史》大为鄙夷,认为“纯粹不是客观的史学,是 代表中世古世思想的”。他赞赏司马光作《通鉴》的方法,即“徧阅旧史,旁采小说” “能利用无限的史料”,比勘异同,“考定旧纪”,却避而不谈《通鉴》的“资治”宗旨 和致用追求。他以自己所立的“能直接研究材料”、“扩张研究的材料”、“扩充研究的 工具”三大标准衡量古今学者,并据以确定史学的正宗所在。顾亭林、阎百诗因为“在很 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能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因解 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从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 的辨史料法”,所被傅斯年认为“是最近代的”历史语言学家。总之,史学只是史料考证 之学,搜求材料,比勘异同,考其真伪,求其真相,这就是《旨趣》所认肯的史学的全部 内涵。在此,考证不仅是方法,也是目的,而且是史学的唯一目的。考证而外,别无他事。 如果把一个又一个历史事件考清楚之后,再去追问这些历史事件的“意义”,进一步再去 追问所有这些事件构成的整个历史的“意义”,那一定会遭到傅氏的反对,被他取消史学 的资格。“著史”和“疏通”所以被驱逐出史学范畴,原因在此。正是在这种偏激的史学 66 0 20 40 60 80 100 第一季度 第三季度 东部 西部 北部 图 1 2010 年东西北部比较图（图题为小五黑体） （图示不要用彩色图，应为黑白图片，建议用灰度 等黑白可区分的格式。图中文字为小五号宋体） 表 1 2010 年的数据汇总 单位： 亿元 （表题为小五黑体，表格中的文字为小五号宋体） 东部 西部 北部 第一季度 100 88 60 第二季度 95 86 90 第三季度 93 76 89 第四季度 120 90 92 注：数据来自作者的调查。（说明用六号宋体） 关于考证，《发刊词》中还有一个看法：“诚然，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 的。但人类的工作，目的和方法很不容易分别的。”尽管傅斯年没有进一步说明只是“一 种方法”的考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与其早年主张比较，这个极为简单的看法实在非同 寻常。 三 傅氏早年认定“史学便是史料学”，认定“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 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工作，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以考证史料为史学工作唯一正当的内 容，通过比较不同的史料，将历史事件考出一个“近真”的面貌，是史学唯一正当的目的。 舍此而外，史学便无所用其力、致其功。《旨趣》曾明确宣布：“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 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做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 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材料。”又说：“我 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 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 想，自然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 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 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本着这样的理念，傅氏一 方面对欧阳修的《集古录》极为赏识，认为欧阳修能“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 真工夫”，另一方面又对欧阳修作《五代史》大为鄙夷，认为“纯粹不是客观的史学，是 代表中世古世思想的”。他赞赏司马光作《通鉴》的方法，即“徧阅旧史，旁采小说”， “能利用无限的史料”，比勘异同，“考定旧纪”，却避而不谈《通鉴》的“资治”宗旨 和致用追求。他以自己所立的“能直接研究材料”、“扩张研究的材料”、“扩充研究的 工具”三大标准衡量古今学者，并据以确定史学的正宗所在。顾亭林、阎百诗因为“在很 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能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因解 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从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 的辨史料法”，所被傅斯年认为“是最近代的”历史语言学家。总之，史学只是史料考证 之学，搜求材料，比勘异同，考其真伪，求其真相，这就是《旨趣》所认肯的史学的全部 内涵。在此，考证不仅是方法，也是目的，而且是史学的唯一目的。考证而外，别无他事。 如果把一个又一个历史事件考清楚之后，再去追问这些历史事件的“意义”，进一步再去 追问所有这些事件构成的整个历史的“意义”，那一定会遭到傅氏的反对，被他取消史学 的资格。“著史”和“疏通”所以被驱逐出史学范畴，原因在此。正是在这种偏激的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