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义的最终选择 一傅斯年的思想转折(题目及副标题总字数不宜超过25个字) 常子省3,沈思23 (1.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山东烟台264005:2.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 3.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国立台湾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是傅斯年临终前撰写的一篇短论,是他总结一生学术思 想所得的最后主张。在《发刊词》中,他依然坚持“客观”的追求,但是却放弃了“客观主义”的提法, 倡导“用多元主义代替主观主义”。这可以说是傅斯年最后的思想遗嘱。(摘要应客观介绍文章主题内容, 不要出现“本文”、“该文”等字眼,可以参考文摘类杂志“论点摘编”的写法) [关键词]傅斯年: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多元主义(关键词能反映文章核心内容及方向,并易于为其他人 检索到) [中图分类号]K825.1(请作者尽可能提供)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学术研究、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所 取得的成就及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在中国考古学的创建发展、中国上古史的重建、科学的史 学方法论体系的探索、现代学术“集众的工作”方式的擘画和推动等方面,其影响巨大而又 深远,其意义和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理解和肯定,他的社会政治活动及相关思想主 张也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港台对傅斯年关注和研究得比较早,大陆学 界则自“文革”结束后才开始从正面再提傅斯年。特别是20世纪最后十数年以迄今日,傅 斯年越来越受到大陆政、学各界的高度关注,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纪念馆和民间性研究团 体,相继举办了一些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陆续编撰出版了回忆、纪念和研究傅斯年生 平学行的文集、传记、论著,傅斯年的论著选集和全集等也大量印行出版,并畅销不衰。 但是,对傅氏史学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二三十年代,特别是发表于1928年的那篇代表傅 氏“科学史学观”的宣言,即《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成为人们解读傅氏史学思想 的主要依据。至于抗战开始以后直到他去世,这段时间傅氏整个思想的变化情况,特别是 史学思想的变化,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充分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因为从各方面 [收稿日期]201106-27 [作者简介常子省(192-),男,山东邹城人,历史学博士,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 大学“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史。(第一作者的简介请按照以上示例提供详细信息)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傅斯年思想研究”(CNG20090267):烟台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基 金项目请作者尽量提供最详细的信息) Φ1988年,聊城师范学院(2002年改名为聊城大学)成立傅斯年研究所:同年,位于聊城市东关大街路北 的傅氏祠堂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聊城师范学院与聊城市政协合作发起民间性团体傅斯 年研究会:同年,傅氏祠堂整修改建为傅斯年纪念馆。(注释) ③回忆和纪念文集: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聊堿地区政协工委、山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傅斯年》,济 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布占祥、马亮宽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傅斯年与中国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传记:岳玉玺,李泉,马亮宽:《大气磅礴 的一代学人傅斯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为大陆第一部傅斯年传记:王为松:《傅斯年 印象》,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年:焦润明:《傅斯年传》(《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北京:人 民出版社,2002年。专门论著:此外,尚有不少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傅斯年研究论文,一些现代史学史、 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论著中也对傅斯年多有研究讨论,恕不备举。(文献综述) ③许纪霖:《傅斯年的思想讨论》,《学术月刊》2001年第3期
1 多元主义的最终选择 ——傅斯年的思想转折（题目及副标题总字数不宜超过 25 个字） 常子省 1，3，沈 思 2，3 （1.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2.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3.山东大学 文史哲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国立台湾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是傅斯年临终前撰写的一篇短论，是他总结一生学术思 想所得的最后主张。在《发刊词》中，他依然坚持“客观”的追求，但是却放弃了“客观主义”的提法， 倡导“用多元主义代替主观主义”。这可以说是傅斯年最后的思想遗嘱。（摘要应客观介绍文章主题内容， 不要出现“本文”、“该文”等字眼，可以参考文摘类杂志“论点摘编”的写法） [关键词]傅斯年；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多元主义（关键词能反映文章核心内容及方向，并易于为其他人 检索到） [中图分类号] K 825.1（请作者尽可能提供）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学术研究、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所 取得的成就及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在中国考古学的创建发展、中国上古史的重建、科学的史 学方法论体系的探索、现代学术“集众的工作”方式的擘画和推动等方面，其影响巨大而又 深远，其意义和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理解和肯定，他的社会政治活动及相关思想主 张也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港台对傅斯年关注和研究得比较早，大陆学 界则自“文革”结束后才开始从正面再提傅斯年。特别是 20 世纪最后十数年以迄今日，傅 斯年越来越受到大陆政、学各界的高度关注，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纪念馆和民间性研究团 体，①相继举办了一些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陆续编撰出版了回忆、纪念和研究傅斯年生 平学行的文集、传记、论著，②傅斯年的论著选集和全集等也大量印行出版，并畅销不衰。 但是，对傅氏史学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二三十年代，特别是发表于 1928 年的那篇代表傅 氏“科学史学观”的宣言，即《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成为人们解读傅氏史学思想 的主要依据。③至于抗战开始以后直到他去世，这段时间傅氏整个思想的变化情况，特别是 史学思想的变化，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充分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因为从各方面 [收稿日期]2011-06-27 [作者简介]常子省（1962- ），男，山东邹城人，历史学博士，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 大学“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史。（第一作者的简介请按照以上示例提供详细信息）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傅斯年思想研究”（CNG20090267）；烟台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基 金项目请作者尽量提供最详细的信息） ① 1988 年，聊城师范学院（2002 年改名为聊城大学）成立傅斯年研究所；同年，位于聊城市东关大街路北 的傅氏祠堂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 年，聊城师范学院与聊城市政协合作发起民间性团体傅斯 年研究会；同年，傅氏祠堂整修改建为傅斯年纪念馆。（注释） ② 回忆和纪念文集：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聊城地区政协工委、山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傅斯年》，济 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布占祥、马亮宽编：《傅 斯 年 与 中 国文 化—— “傅斯 年与中 国文化” 国 际学术 研讨会 论文集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传记：岳玉玺，李泉，马亮宽：《大气磅礴 的一代学人傅斯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年），是为大陆第一部傅斯年传记；王为松：《傅斯年 印象》，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 年；焦润明：《傅斯年传》（《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北京：人 民出版社，2002 年。专门论著：此外，尚有不少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傅斯年研究论文，一些现代史学史、 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论著中也对傅斯年多有研究讨论，恕不备举。（文献综述） ③许纪霖：《傅斯年的思想讨论》，《学术月刊》2001 年第 3 期
情况来看,傅氏这一时期思想上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变化。①从史学思想来看,他晚年对早期 绝对客观的史学追求有所修正。修正后的说法不仅更趋合理,而且也为现代史学史上一直处 于对立状态的两股史学思潮一一科学史学和人文史学——的“整合”会通留下了极其可贵 的启示。对傅氏知之甚深的胡适曾提醒人们,并说:“他晚年的思想,值得大家注意。”④ 此话很有见的。不过,傅氏晚年的思想是一个大题目,非本文力所能及。兹仅就傅氏晚年 发表的《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作些分析,借以窥见傅氏晚年学 术思想之一斑。 1950年4月,身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应法学院院长萨孟武之请,为新创办的院 刊《社会科学论丛》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刊于《论丛》第1期。是年12月20日夜,傅 氏即因脑溢血突发而猝然离世,结束了他“大气磅礴”、“元气淋漓”的一生。这篇《发 刊词》便成为傅氏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最后一次公开告白。文章虽然只有短短1500余字,但 其蕴涵的思想却极其深刻。傅氏在文中主要“写下两件心中的意思”,谨分别摘述并加论析 先看第一件 第一件是谈谈法学院刊物的形态。百多年来,世上文史科目的研究报告, 在刊出时每每有一种形态,就是题目可能很小,而小注非常之多,或者更可 有很多的图版,有时成为不能读的文章。法学院的文章可不这样,有时表多, 但文章总是可读的。这当然就大概说。最近百多年来,文史的学问趋向于考 证;诚然,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但人类的工作,目的和方法 是很不容易分别的。考证学发达的结果,小题大做,可成上品;大题小作, 便不入流。所以文史的学报,总是夹上些注,夹上些各种外国的文字,上古 ①《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吴汝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44册,第13444页。 (古籍标点本) ②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三,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第九页a。(古籍抄本或刻本) ③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五,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影印本,上册,第461页下栏。(古籍影印本) 何承矩:《上太宗论塘泊屯田之利》,载赵汝愚编:《宋名臣奏议》卷一O五,《文渊阁四库从书》第432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4页。(古籍中析出文献) 《资治通鉴》卷二○OO,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15册,第 6293页。(古籍编年体) 万历《广东通志》卷十五《郡县志二·广州府·城池》,《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42册,北京:中国书 店,1992年,第367页。(古籍方志 ③胡适:《在傅孟真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转引自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聊城地区政协工委、山 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傅斯年》,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5页。(转引) ⊕傅斯年:《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 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7-369页。(析出文献) 唐振常:《师承与变法》,《识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同一作者析出文献)
2 情况来看，傅氏这一时期思想上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变化。①从史学思想来看，他晚年对早期 绝对客观的史学追求有所修正。修正后的说法不仅更趋合理，而且也为现代史学史上一直处 于对立状态的两股史学思潮——科学史学和人文史学——的“整合”会通留下了极其可贵 的启示。②对傅氏知之甚深的胡适曾提醒人们， ③并说：“他晚年的思想，值得大家注意。” ④ 此话很有见的。⑤不过，傅氏晚年的思想是一个大题目，非本文力所能及。⑥兹仅就傅氏晚年 发表的《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⑦作些分析，借以窥见傅氏晚年学 术思想之一斑。 1950 年 4 月，身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应法学院院长萨孟武之请，为新创办的院 刊《社会科学论丛》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刊于《论丛》第 1 期。⑧是年 12 月 20 日夜，傅 氏即因脑溢血突发而猝然离世，结束了他“大气磅礴”、“元气淋漓”的一生。⑨这篇《发 刊词》便成为傅氏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最后一次公开告白。文章虽然只有短短 1500 余字，但 其蕴涵的思想却极其深刻。傅氏在文中主要“写下两件心中的意思”，谨分别摘述并加论析 如下。 一 先看第一件： 第一件是谈谈法学院刊物的形态。百多年来，世上文史科目的研究报告， 在刊出时每每有一种形态，就是题目可能很小，而小注非常之多，或者更可 有很多的图版，有时成为不能读的文章。法学院的文章可不这样，有时表多， 但文章总是可读的。这当然就大概说。最近百多年来，文史的学问趋向于考 证；诚然，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但人类的工作，目的和方法 是很不容易分别的。考证学发达的结果，小题大做，可成上品；大题小作， 便不入流。所以文史的学报，总是夹上些注，夹上些各种外国的文字，上古 ① 《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吴汝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标点本，第 44 册，第 13444 页。 （古籍标点本） ②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三，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第九页 a。（古籍抄本或刻本） ③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五，沈阳：辽沈书社，1991 年影印本，上册，第 461 页下栏。（古籍影印本） ④何承矩：《上太宗论塘泊屯田之利》，载赵汝愚编：《宋名臣奏议》卷一○五，《文渊阁四库丛书》第 432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284 页。（古籍中析出文献） ⑤ 《资治通鉴》卷二○○○，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标点本，第 15 册，第 6293 页。（古籍编年体） ⑥万历《广东通志》卷十五《郡县志二·广州府·城池》,《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42 册,北京：中国书 店，1992 年，第 367 页。（古籍方志） ⑦胡适：《在傅孟真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转引自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聊城地区政协工委、山 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傅斯年》，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75 页。（转引） ⑧傅斯年：《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 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67-369 页。（析出文献） ⑨唐振常：《师承与变法》，《识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65 页。（同一作者析出文献）
的和异域的,几乎不是专门的人读不了他。至于社会科学的刊物,属于法学 院范围的,其发生学术研究之领导作用者,每是可读的文章居多。假如用两 字形容这个分别,我们可以说前一种的理想典型是“精”,后一种的理想典 型是“通”,其实精者必通,通者必精,面貌上虽然不同,归结起来,终没有 分别的,因为学术研究的方法也只有一个。(文献的大段原文引用) 傅氏不愧为历史学家,为法学院创办的刊物写发刊词,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学院刊物 的形态”与“世上文史科目的研究报告”的区别,又由文史科目研究报告的形态想到百多 年来文史学问的考证趋向。或者说他干脆就是在借题发挥,利用这个机会,将他对近代史 学考证趋向的一贯认定和对此所作的一些新的思考告白于世人。因此,我们可不必计较傅 氏对法学刊物和文章的看法是否全面和准确,而应注意傅氏对“百多年来”文史学问考证 趋向的再次肯定及某些说法上的调整和修正 从上引内容可以看到,傅氏晚年对“最近百多年来”文史之学考证趋向的看法依然如 故。早在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他就明确主张,“近代的历史 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材料”,这是他从 欧洲学成归国后一直坚守不移的信条。在《史学方法导论》中,他进一步以惯有的不容争 辩的决绝语气强调说:“史的观念的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 料学”;“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 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事业,不是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假 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 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假如有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 切其他记载(此处所谓记载,不专指文字,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不相干,则对这件 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对他去做任何的史学工夫”。③所谓“客观的史料学”,所 谓“比较不同的史料”,就其研究成果的表述形态而言,无疑只能是“考证”。所以,“最 近百多年来,文史的学问趋向于考证”,此一总体判断不过是早年主张的翻版。但是,晚 年傅氏所以旧话重提,却不是为了简单地重申成见,而是为了对过去的见解有所补充,有 ①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5卷合订本 第429-431页。(翻译文献) ③蔡元培:《复孙毓修函》,1911年6月3日,见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杭州:浙江 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9页。(书信、档案等文献) 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见傅敏编:《傅雷家书》(増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 页。(有单独标题的序文引用) 见戴逸为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编、王灿炽纂:《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所作的序,第2页。(无单独标题的序文引用) ③金毓黻曾说,“论学首贵析理”,而论事则“需兼及情与势:情浃而势合,施之于事,无不允当也”。见金 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册,1920年3月18日,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1页。(内容性注释中的 引文及参考文献标注)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367-390页。(再次引用已经引用过的文献可简化出版信息) 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67-169、228页。(间接引用) 6乔启明:《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1934年,第17页。转引自马俊亚 《民国时期江宁的乡村治理》,见徐秀丽主编:《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52页。(转引文献)
3 的和异域的，几乎不是专门的人读不了他。至于社会科学的刊物，属于法学 院范围的，其发生学术研究之领导作用者，每是可读的文章居多。假如用两 个字形容这个分别，我们可以说前一种的理想典型是“精”，后一种的理想典 型是“通”，其实精者必通，通者必精，面貌上虽然不同，归结起来，终没有 分别的，因为学术研究的方法也只有一个。（文献的大段原文引用） 傅氏不愧为历史学家，为法学院创办的刊物写发刊词，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学院刊物 的形态”与“世上文史科目的研究报告”的区别，又由文史科目研究报告的形态想到百多 年来文史学问的考证趋向。或者说他干脆就是在借题发挥，利用这个机会，将他对近代史 学考证趋向的一贯认定和对此所作的一些新的思考告白于世人。因此，我们可不必计较傅 氏对法学刊物和文章的看法是否全面和准确，而应注意傅氏对“百多年来”文史学问考证 趋向的再次肯定及某些说法上的调整和修正。① 从上引内容可以看到，傅氏晚年对“最近百多年来”文史之学考证趋向的看法依然如 故。②早在 1928 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他就明确主张，“近代的历史 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材料”，这是他从 欧洲学成归国后一直坚守不移的信条。③在《史学方法导论》中，他进一步以惯有的不容争 辩的决绝语气强调说：“史的观念的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 料学”； ④“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⑤史 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事业，不是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假 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 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⑥假如有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 一切其他记载（此处所谓记载，不专指文字，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不相干，则对这件 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对他去做任何的史学工夫”。 ⑦所谓“客观的史料学”，所 谓“比较不同的史料”，就其研究成果的表述形态而言，无疑只能是“考证”。所以，“最 近百多年来，文史的学问趋向于考证”，此一总体判断不过是早年主张的翻版。⑧但是，晚 年傅氏所以旧话重提，却不是为了简单地重申成见，而是为了对过去的见解有所补充，有 ①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4、5 卷合订本， 第 429－431 页。（翻译文献） ②蔡元培：《复孙毓修函》，1911 年 6 月 3 日，见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杭州：浙江 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99 页。（书信、档案等文献） ③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见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88 年，第 2 页。（有单独标题的序文引用） ④见戴逸为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编、王灿炽纂：《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年） 所作的序，第 2 页。（无单独标题的序文引用） ⑤金毓黻曾说，“论学首贵析理”，而论事则“需兼及情与势；情浃而势合，施之于事，无不允当也”。见金 毓黻：《静晤室日记》第 1 册，1920 年 3 月 18 日，沈阳：辽沈书社，1993 年，第 11 页。（内容性注释中的 引文及参考文献标注） 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 367-390 页。（再次引用已经引用过的文献可简化出版信息） ⑦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67-169、228 页。（间接引用） ⑧乔启明:《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1934 年，第 17 页。转引自马俊亚： 《民国时期江宁的乡村治理》，见徐秀丽主编：《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352 页。（转引文献）
所修正。通过这种补充和修正,我们对傅氏早年的一些近乎武断的主张或许会多一分“同 情之了解 比如上引文字中由法学文章和文史研究报告的形态区别提出一个“可读”和“不可 读”的问题。由于“文史的学问趋向于考证”,而考证以“精”为贵,崇尚“小题大作 鄙夷“大题小作”。为了精益求精,于材料唯全是求,竭泽而渔,于考证惟恐不细,谨严 详密,结果必然使文史文章“题目可能很小,而小注非常之多,或者更有很多的图版,有 时成为不能读的文章”,起码“不是专门的人读不了他”,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为求严 谨,为求科学,不得不如此。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傅氏何以在《旨趣》中那样决绝地宣 布“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了。从社会的需要和史学的社会教育功 能方面看,史学家或者史学界“不做或者反对普及工作”显然不可,但是从傅氏所追求的 史学客观化和科学化的目标来看,则未必不可。傅氏认定近代史学进步的趋向就是客观的、 科学的史料考证,而且认为西方在这方面己经十分发达,中国却还十分落后。为了迎头赶 上世界先进学术潮流,傅氏断然将史料考证之学规定为新史学的“中央题目”,并以此设 定和擘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旨趣和发展规划。可以说,作为史语所的创始 人和领导者,傅斯年一开始就没有把史语所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学术文化机构,而是赋予其 赶超世界先进学术潮流,在中国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的特殊使命。为了完成这 特殊而又庄严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仁们必须专注于史料考证,致力于“直接研究材料” “扩张研究的材料”、“扩张研究的工具”。这种以史料考证为“中央题目”题目的学问, 注定不能普及,也不必普及。因为普及作品必须“可读”,而考证作品往往“不可读” 可读的作品首先不应有丰富繁杂的注释、枯燥呆板的图表,而没有这些,考证就不成其为 考证。为考证而又求普及,不是普及失败,就是为迎合大众口味而牺牲考证应有的规范和 个性。考证作品当然也要有可读性,但可读与否不能以是否可普及于社会大众为标准。从 专业角度看,实际上越是上乘的考证越不能普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傅斯年自己的 《性命古训辨证》,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严耕望的《唐仆 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这些都不能普及到社会上去。考证有自己特殊的操作规范和 价值标准,追求普及势必影响规范的执行和价值的持守,使考证的学术水准大大降低。由 此可见,傅斯年早年之所以排斥普及,首先与他赋予史语所的特殊使命有关。晚年撰写的 这篇《发刊词》对考证作品形态特征及可读性、不可读性的讨论,更将这一点凸现出来。 平心而论,通过《发刊词》的补充性说明,我们对傅氏何以“不做或者反对普及”应该有 ①胡适:《我与傅斯年先生的历史研究旨趣》,1998年8月16日(更新日期), htp/www.cajcd.cn/pub/wml.txt/98080-2hml,1998年10月4日(访问日期)。(电子文献引用) 2方明东:《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1913-1949)》,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67页。 (未刊学位论文) 3《傅良佐致国务院电》,1917年9月15日,北洋档案1011-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未刊档案文献) 吴艳红:《明代流刑考》,《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期刊) ③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旧期刊) 王晴佳:《中国二十世纪史学与西方一一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新史学》(台北)第9卷第1期,1998 年3月,第55-82页。(海外期刊或有重名的期刊需标注出版地) 叶明勇:《英国议会圈地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2期。(同名期刊标出版别) 李眉:《李达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年8月22日,第2版。(报纸) dolph Starn and Loren Partridge, The Arts of Power: Three Halls of State in Italy, 1300-1600,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l992,pp.19-28.(外文书籍) aR.S. Schfield, "The Impact of Scarcity and Plenty on Population Change in England, "in R. 1. Rotberg and T.K. Rabb(eds ) Hunger and History: The Impact of Changing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on Soci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79.(外文书籍中的析出文献引用) Heath B. Chamberlain,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April 1993), pp.199215.(外文期刊引用)
4 所修正。通过这种补充和修正，我们对傅氏早年的一些近乎武断的主张或许会多一分“同 情之了解”。 ① 比如上引文字中由法学文章和文史研究报告的形态区别提出一个“可读”和“不可 读”的问题。由于“文史的学问趋向于考证”，而考证以“精”为贵，崇尚“小题大作”， 鄙夷“大题小作”。②为了精益求精，于材料唯全是求，竭泽而渔，于考证惟恐不细，谨严 详密，结果必然使文史文章“题目可能很小，而小注非常之多，或者更有很多的图版，有 时成为不能读的文章”，起码“不是专门的人读不了他”，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为求严 谨，为求科学，不得不如此。③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傅氏何以在《旨趣》中那样决绝地宣 布“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了。④从社会的需要和史学的社会教育功 能方面看，史学家或者史学界“不做或者反对普及工作”显然不可，⑤但是从傅氏所追求的 史学客观化和科学化的目标来看，则未必不可。⑥傅氏认定近代史学进步的趋向就是客观的、 科学的史料考证，而且认为西方在这方面已经十分发达，中国却还十分落后。⑦为了迎头赶 上世界先进学术潮流，傅氏断然将史料考证之学规定为新史学的“中央题目”，并以此设 定和擘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旨趣和发展规划。⑧可以说，作为史语所的创始 人和领导者，傅斯年一开始就没有把史语所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学术文化机构，而是赋予其 赶超世界先进学术潮流，在中国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的特殊使命。为了完成这一 特殊而又庄严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仁们必须专注于史料考证，致力于“直接研究材料”、 “扩张研究的材料”、“扩张研究的工具”。 ⑨这种以史料考证为“中央题目”题目的学问， 注定不能普及，也不必普及。因为普及作品必须“可读”，而考证作品往往“不可读”。 可读的作品首先不应有丰富繁杂的注释、枯燥呆板的图表，而没有这些，考证就不成其为 考证。⑩为考证而又求普及，不是普及失败，就是为迎合大众口味而牺牲考证应有的规范和 个性。考证作品当然也要有可读性，但可读与否不能以是否可普及于社会大众为标准。从 专业角度看，实际上越是上乘的考证越不能普及。11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傅斯年自己的 《性命古训辨证》，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严耕望的《唐仆 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这些都不能普及到社会上去。考证有自己特殊的操作规范和 价值标准，追求普及势必影响规范的执行和价值的持守，使考证的学术水准大大降低。由 此可见，傅斯年早年之所以排斥普及，首先与他赋予史语所的特殊使命有关。晚年撰写的 这篇《发刊词》对考证作品形态特征及可读性、不可读性的讨论，更将这一点凸现出来。 平心而论，通过《发刊词》的补充性说明，我们对傅氏何以“不做或者反对普及”应该有 ① 胡 适 ：《 我 与 傅 斯 年 先 生 的 历 史 研 究 旨 趣 》， 1998 年 8 月 16 日 （ 更 新 日 期 ）， http://www.cajcd.cn/pub/wml.txt/980810-2.html, 1998 年 10 月 4 日（访问日期）。（电子文献引用） ②方明东：《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1913-1949）》，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 年，第 67 页。 （未刊学位论文） ③ 《傅良佐致国务院电》，1917 年 9 月 15 日，北洋档案 1011-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未刊档案文献） ④ 吴艳红：《明代流刑考》，《历史研究》2000 年第 6 期。（期刊） ⑤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 2 卷第 6 号，1917 年 2 月 1 日。（旧期刊） ⑥王晴佳：《中国二十世纪史学与西方－－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新史学》（台北）第 9 卷第 1 期，1998 年 3 月，第 55－82 页。（海外期刊或有重名的期刊需标注出版地） ⑦叶明勇：《英国议会圈地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 年第 2 期。（同名期刊标出版别） ⑧李眉：《李达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 年 8 月 22 日，第 2 版。（报纸） ⑨ Randolph Starn and Loren Partridge, The Arts of Power: Three Halls of State in Italy, 1300-1600,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9-28.（外文书籍） ⑩ R . S . Schfield, “The Impact of Scarcity and Plenty on Population Change in England,” in R. I.Rotberg and T. K. Rabb (eds.), Hunger and History: The Impact of Changing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on Soci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79.（外文书籍中的析出文献引用） 11 Heath B. Chamberlain,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pp. 199-215.（外文期刊引用）
种同情地理解,应该承认他这样做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对傅氏的“不做或者反对普及”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其“所为”的是专门精深、一般人不堪卒读而 专门家啖如甘饴的史料考证,而其“所不为”的则是文史知识的一般普及和教育。其实 者未必对立冲突,只是基于史语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傅斯年不能不做这种非此即彼的特殊 选择。 当然,比较玩味《旨趣》和《发刊词》的辞气和意旨,可以发现傅斯年对考证学所以 不可普及的解释前后还是有区别的。如上所言,后者从考证作品的形态特征和不可读性立 论,更凸现了学术方面的内在原因,而前者虽然也含蕴此点,但是最直接的解释却是一段 充满讥刺和情绪意味的话,即让后来多数论者念念不忘引为批评的材料。这段话是: 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近百年中,拉丁文和希腊文在 欧洲一般教育中之退步,和他们在学问上之进步,恰恰成正比例,我们希望在中 国也是如此。现在中国希望制造一个新将来,取用材料自然最重要的是欧美的物 质文明,即物质以外的东西也应该取精神于未衰败的外国。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 达,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 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 足以点缀国家崇尚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这个反正没有一般的用处,自然用 不着去引诱别人也好这个。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 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了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对“普及”的排斥显然并不全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而是还有其 他非学术的原因。其中弥漫着的强烈讥刺和不满情绪,显然是针对当时一些学派片面强调 “史观”和“致用”,以致使学术沦为党派斗争和教义宣传工具这种现象而发,反对普及 的背后是对这种恶劣学风的痛恨。当时,一些学者和学派为了“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 个主义”,热衷于普及,竟不顾史料真伪和史实真相,以论带史,歪曲事实,削足适履, 史学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大受破坏。傅斯年痛恨这种政客作风,因此便对“所谓普及这一行” 决然“不做”之外,还要痛加“反对”。矫枉不免过正,这应是可以理解的。事过境迁 我们更应该看重傅氏主张中合理的学术内涵
5 一种同情地理解，应该承认他这样做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对傅氏的“不做或者反对普及”，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其“所为”的是专门精深、一般人不堪卒读而 专门家啖如甘饴的史料考证，而其“所不为”的则是文史知识的一般普及和教育。其实二 者未必对立冲突，只是基于史语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傅斯年不能不做这种非此即彼的特殊 选择。 二 当然，比较玩味《旨趣》和《发刊词》的辞气和意旨，可以发现傅斯年对考证学所以 不可普及的解释前后还是有区别的。如上所言，后者从考证作品的形态特征和不可读性立 论，更凸现了学术方面的内在原因，而前者虽然也含蕴此点，但是最直接的解释却是一段 充满讥刺和情绪意味的话，即让后来多数论者念念不忘引为批评的材料。这段话是： 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近百年中，拉丁文和希腊文在 欧洲一般教育中之退步，和他们在学问上之进步，恰恰成正比例，我们希望在中 国也是如此。现在中国希望制造一个新将来，取用材料自然最重要的是欧美的物 质文明，即物质以外的东西也应该取精神于未衰败的外国。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 达，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 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 足以点缀国家崇尚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这个反正没有一般的用处，自然用 不着去引诱别人也好这个。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 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了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对“普及”的排斥显然并不全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而是还有其 他非学术的原因。其中弥漫着的强烈讥刺和不满情绪，显然是针对当时一些学派片面强调 “史观”和“致用”，以致使学术沦为党派斗争和教义宣传工具这种现象而发，反对普及 的背后是对这种恶劣学风的痛恨。当时，一些学者和学派为了“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 个主义”，热衷于普及，竟不顾史料真伪和史实真相，以论带史，歪曲事实，削足适履， 史学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大受破坏。傅斯年痛恨这种政客作风，因此便对“所谓普及这一行” 决然“不做”之外，还要痛加“反对”。矫枉不免过正，这应是可以理解的。事过境迁， 我们更应该看重傅氏主张中合理的学术内涵
表12010年的数据汇总单位:亿元 口东部 (表题为小五黑体,表格中的文字为小五号宋体 口西部 东部 西部 ■北部 第二季度95 86 图12010年东西北部比较图(图题为小五黑体)注:数据来自作者的调查。(说明用六号宋体) (图示不要用彩色图,应为黑白图片,建议用灰度 等黑白可区分的格式。图中文字为小五号宋体) 关于考证,《发刊词》中还有一个看法:“诚然,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 的。但人类的工作,目的和方法很不容易分别的。”尽管傅斯年没有进一步说明只是“ 种方法”的考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与其早年主张比较,这个极为简单的看法实在非同 寻常 傅氏早年认定“史学便是史料学”,认定“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 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工作,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以考证史料为史学工作唯一正当的内 容,通过比较不同的史料,将历史事件考出一个“近真”的面貌,是史学唯一正当的目的 舍此而外,史学便无所用其力、致其功。《旨趣》曾明确宣布:“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 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做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 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材料。”又说:“我 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 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 想,自然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 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 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本着这样的理念,傅氏 方面对欧阳修的《集古录》极为赏识,认为欧阳修能“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 真工夫”,另一方面又对欧阳修作《五代史》大为鄙夷,认为“纯粹不是客观的史学,是 代表中世古世思想的”。他赞赏司马光作《通鉴》的方法,即“徧阅旧史,旁采小说” “能利用无限的史料”,比勘异同,“考定旧纪”,却避而不谈《通鉴》的“资治”宗旨 和致用追求。他以自己所立的“能直接研究材料”、“扩张研究的材料”、“扩充研究的 工具”三大标准衡量古今学者,并据以确定史学的正宗所在。顾亭林、阎百诗因为“在很 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能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因解 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从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 的辨史料法”,所被傅斯年认为“是最近代的”历史语言学家。总之,史学只是史料考证 之学,搜求材料,比勘异同,考其真伪,求其真相,这就是《旨趣》所认肯的史学的全部 内涵。在此,考证不仅是方法,也是目的,而且是史学的唯一目的。考证而外,别无他事。 如果把一个又一个历史事件考清楚之后,再去追问这些历史事件的“意义”,进一步再去 追问所有这些事件构成的整个历史的“意义”,那一定会遭到傅氏的反对,被他取消史学 的资格。“著史”和“疏通”所以被驱逐出史学范畴,原因在此。正是在这种偏激的史学 6
6 0 20 40 60 80 100 第一季度 第三季度 东部 西部 北部 图 1 2010 年东西北部比较图（图题为小五黑体） （图示不要用彩色图，应为黑白图片，建议用灰度 等黑白可区分的格式。图中文字为小五号宋体） 表 1 2010 年的数据汇总 单位： 亿元 （表题为小五黑体，表格中的文字为小五号宋体） 东部 西部 北部 第一季度 100 88 60 第二季度 95 86 90 第三季度 93 76 89 第四季度 120 90 92 注：数据来自作者的调查。（说明用六号宋体） 关于考证，《发刊词》中还有一个看法：“诚然，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 的。但人类的工作，目的和方法很不容易分别的。”尽管傅斯年没有进一步说明只是“一 种方法”的考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与其早年主张比较，这个极为简单的看法实在非同 寻常。 三 傅氏早年认定“史学便是史料学”，认定“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 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工作，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以考证史料为史学工作唯一正当的内 容，通过比较不同的史料，将历史事件考出一个“近真”的面貌，是史学唯一正当的目的。 舍此而外，史学便无所用其力、致其功。《旨趣》曾明确宣布：“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 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做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 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材料。”又说：“我 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 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 想，自然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 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 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本着这样的理念，傅氏一 方面对欧阳修的《集古录》极为赏识，认为欧阳修能“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 真工夫”，另一方面又对欧阳修作《五代史》大为鄙夷，认为“纯粹不是客观的史学，是 代表中世古世思想的”。他赞赏司马光作《通鉴》的方法，即“徧阅旧史，旁采小说”， “能利用无限的史料”，比勘异同，“考定旧纪”，却避而不谈《通鉴》的“资治”宗旨 和致用追求。他以自己所立的“能直接研究材料”、“扩张研究的材料”、“扩充研究的 工具”三大标准衡量古今学者，并据以确定史学的正宗所在。顾亭林、阎百诗因为“在很 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能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因解 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从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 的辨史料法”，所被傅斯年认为“是最近代的”历史语言学家。总之，史学只是史料考证 之学，搜求材料，比勘异同，考其真伪，求其真相，这就是《旨趣》所认肯的史学的全部 内涵。在此，考证不仅是方法，也是目的，而且是史学的唯一目的。考证而外，别无他事。 如果把一个又一个历史事件考清楚之后，再去追问这些历史事件的“意义”，进一步再去 追问所有这些事件构成的整个历史的“意义”，那一定会遭到傅氏的反对，被他取消史学 的资格。“著史”和“疏通”所以被驱逐出史学范畴，原因在此。正是在这种偏激的史学
观念的支配下,傅斯年及其所主持的史语所唯考证是尚,贵专家而薄通才,忽略甚至鄙弃 贯通性研究,甚至形成门户之见,排斥一些贯通型学者。在史料的发掘、搜集、整理和历 史的考证方面史语所留下了至今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但贯通性的论著极少出现,其原因 与其偏激的史学观念确有很大的关系 To Chose pluralism last the final Ideological wills of fu Si-nian CHANG Zi-xing, SHEN Si2,3 (1.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Foreword for the‘ Social Tribune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s its first issuing"is a concise review written by FU Si-nian immediately before his death, which is the last proposal summarizing FU Si-nian's academic ideas of his whole life. In this Foreword, he sticks to the persuit of"objectivity", but gives up the wording of "Objectiv ism", and he advocates to "Replace Subjectiv ism by Pluralism, which can be thought as FU SI-nian's final ideological wills Key words: FU Si-nian; Subjectivism; Objectivism; Pluralism
7 观念的支配下，傅斯年及其所主持的史语所唯考证是尚，贵专家而薄通才，忽略甚至鄙弃 贯通性研究，甚至形成门户之见，排斥一些贯通型学者。在史料的发掘、搜集、整理和历 史的考证方面史语所留下了至今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但贯通性的论著极少出现，其原因 与其偏激的史学观念确有很大的关系。 To Chose Pluralism last ——the Final Ideological Wills of FU Si-nian CHANG Zi-xing1，3，SHEN Si2,3 （1.School Of Humanities, Yantai University，Yantai 264005，China，2.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3.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Foreword for the ‘Social Science Tribune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s its first issuing” is a concise review written by FU Si-nian immediately before his death, which is the last proposal summarizing FU Si-nian’s academic ideas of his whole life. In this Foreword, he sticks to the persuit of “Objectivity”,but gives up the wording of “Objectivism”, and he advocates to “Replace Subjectivism by Pluralism”, which can be thought as FU Si-nian’s final ideological wills. Key Words: FU Si-nian; Subjectivism; Objectivism; Plur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