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遏制不良习俗,客观对待中性习俗。也有法官认为民俗习惯可资运用的标准有:久远性、 继续性、无暴力性、公开性、合理性、确定性、拘束性、一致性、合法性。还有法官从民俗 习惯作为规则运用条件的角度,提出普遍性、确定性、善良性、进步性等识别标准 对于民俗习惯的识别问题,有学者指出,在对民俗习惯进行价值判断时,要真正 理解习俗的文化意义、经济意义、历史意义,才能理解其与法律的关系,才能恰当的理解与 适用它。如婚姻缔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情、子女、经济这三个动机的排序是不一样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看待习惯的价值取向也会发生变化。也有学者对判断民俗习惯善恶标准提 出了三个方面的归类:一是法律标准,二是社会标准,三是第二顺位标准。其中,社会标准 所包含的社会道德、社会观念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更多的需要个体化的展现方式。对 些看似落后的习俗,不能简单的用政治、道德的观念考量,应有恰当的评价,实务中可采取 权宜加认同的办案思路。 也有法官在三段论的逻辑框架下,认为习惯在诉讼中是客观事实,不是一种法律 上的规范,应当界定为经验法则的一部分。发现方法应采用当事人举证、自认。如果该习惯 已经为法官知悉而当事人没有举证和主张的,应当释明:当事人举证不能的,依职权进行调 查;仍无法查明,应视为当事人主张的习惯不存在。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习惯在法官运 用之前只是一种事实,但实质上还是一种法律规则。如果停留在事实层面,就不能把民俗运 用到司法中去。 民俗习惯作为裁判规则的选择与运用 对于民俗习惯的具体适用问题,有法官认为,在总体上,应当把民俗习惯作为制 定法的缺位补充,以弥补法律体系的不足。在法律已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除非有充分证据 表明该法律条文规定是不正当的,法官应优先适用法律,不能擅自适用习惯。在法律条文缺 位的情况下,法官可因案制宜适用习惯,并不得与法律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相违背。也有法 官认为习惯可以分为习惯法和任意性规范,当事人可以明确合意选择习惯法的适用,而排除 任意性规范的适用。在当事人对选择适用习惯法不明时,应当明确告知当事人确定是否合意 选择习惯法还是任意性规范,如一方当事人明确否定习惯法的适用,那么仅能适用任意性规 范。有的法官则提出在法律有授权性规则、任意性规则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或规定模糊时, 可将习俗引入民事审判,调整民事纠纷。法律有强制性规则明文禁止的除外 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第一,国家法规定严谨而民俗习惯比较具体、符合社会道 德的,要以国家法为依据,融合运用民俗习惯,做到既合理又合情。第二,国家法没有明文 规定但民俗习惯有具体规定的,可以适用民俗习惯,为裁判提供一个可行性依据。第三,国 家法和民俗习惯都有规定但是两者有冲突的,根据意思自治优先原则解决,当事人双方没有 达成协议的,因为国家法的效力高于民俗习惯,只能适用国家法。也有法官从自然权利、习 惯权利的角度,认为规则冲突与选择过程,实质上是对自然权利与法律权利加以衡平的民法 解释过程。也有法官基于风俗习惯地域性与司法裁判统一性不相融、不成文性与司法裁判确 定性不相融的顾虑,提出采用比例原则,判断和运用民俗习惯的必要性与适当性程度,平衡 各方利益包括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要与运用民俗习惯的手段相一致。 民俗习惯司法运用举措的实施方法坚决遏制不良习俗，客观对待中性习俗。也有法官认为民俗习惯可资运用的标准有：久远性、 继续性、无暴力性、公开性、合理性、确定性、拘束性、一致性、合法性。还有法官从民俗 习惯作为规则运用条件的角度，提出普遍性、确定性、善良性、进步性等识别标准。 对于民俗习惯的识别问题，有学者指出，在对民俗习惯进行价值判断时，要真正 理解习俗的文化意义、经济意义、历史意义，才能理解其与法律的关系，才能恰当的理解与 适用它。如婚姻缔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情、子女、经济这三个动机的排序是不一样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看待习惯的价值取向也会发生变化。也有学者对判断民俗习惯善恶标准提 出了三个方面的归类：一是法律标准，二是社会标准，三是第二顺位标准。其中，社会标准 所包含的社会道德、社会观念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更多的需要个体化的展现方式。对一 些看似落后的习俗，不能简单的用政治、道德的观念考量，应有恰当的评价，实务中可采取 权宜加认同的办案思路。 也有法官在三段论的逻辑框架下，认为习惯在诉讼中是客观事实，不是一种法律 上的规范，应当界定为经验法则的一部分。发现方法应采用当事人举证、自认。如果该习惯 已经为法官知悉而当事人没有举证和主张的，应当释明；当事人举证不能的，依职权进行调 查；仍无法查明，应视为当事人主张的习惯不存在。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习惯在法官运 用之前只是一种事实，但实质上还是一种法律规则。如果停留在事实层面，就不能把民俗运 用到司法中去。 民俗习惯作为裁判规则的选择与运用 对于民俗习惯的具体适用问题，有法官认为，在总体上，应当把民俗习惯作为制 定法的缺位补充，以弥补法律体系的不足。在法律已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除非有充分证据 表明该法律条文规定是不正当的，法官应优先适用法律，不能擅自适用习惯。在法律条文缺 位的情况下，法官可因案制宜适用习惯，并不得与法律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相违背。也有法 官认为习惯可以分为习惯法和任意性规范，当事人可以明确合意选择习惯法的适用，而排除 任意性规范的适用。在当事人对选择适用习惯法不明时，应当明确告知当事人确定是否合意 选择习惯法还是任意性规范，如一方当事人明确否定习惯法的适用，那么仅能适用任意性规 范。有的法官则提出在法律有授权性规则、任意性规则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或规定模糊时， 可将习俗引入民事审判，调整民事纠纷。法律有强制性规则明文禁止的除外。 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第一，国家法规定严谨而民俗习惯比较具体、符合社会道 德的，要以国家法为依据，融合运用民俗习惯，做到既合理又合情。第二，国家法没有明文 规定但民俗习惯有具体规定的，可以适用民俗习惯，为裁判提供一个可行性依据。第三，国 家法和民俗习惯都有规定但是两者有冲突的，根据意思自治优先原则解决，当事人双方没有 达成协议的，因为国家法的效力高于民俗习惯，只能适用国家法。也有法官从自然权利、习 惯权利的角度，认为规则冲突与选择过程，实质上是对自然权利与法律权利加以衡平的民法 解释过程。也有法官基于风俗习惯地域性与司法裁判统一性不相融、不成文性与司法裁判确 定性不相融的顾虑，提出采用比例原则，判断和运用民俗习惯的必要性与适当性程度，平衡 各方利益包括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要与运用民俗习惯的手段相一致。 民俗习惯司法运用举措的实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