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学总是冲突理论的核心领域 宏观历史社会学:曼的四种网络模式 麦克·曼( Michael Mann)的《社会权力的来源》(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1986) 为宏观社会学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它是一本历史解释性的著作,是计划要出 版的3卷中的第1卷。它也包含着一种有利于捕捉宏观历史冲突理论不同领域之间关系的普 遍分析模式。曼提出四种维度的权力:军事地缘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意 识形态权力。这些是在我们所熟悉的韦伯的三大维度(阶级、地位、权力)的基础上,将权 力维度再细分为两个组成元素:作为外部的和强制性力量的军事权力,以及有着政党或派系 存在的政治国家机器。曼指出尽管韦伯的“政党”或“权力”范畴的两个维度可能重合(理 想类型地,在现代国家中),但是在历史上,军事群体也曾经独立于国家而存在,在军事政 变的过程中,军队也可能与其国家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上 曼的理论框架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其范畴的多少,而在于这些范畴被概念化的方式。 每一维度的权力都与现实中的一些组织相对应;它们同样都是物质资源的配置。更具体地说 它们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社会网络。这样,尽管其中一些网络可能产生观念、情感和合法化 的感觉,但这些决不是简单的描述性或分析性的范畴;在每一类型的网络中,无论什么被产 生和被组织起来,它都有一种潜在的因果基础。战斗部队的组织,他们配备武器、通信联系 设备和后勤供给,构成了军事网络;由那些千方百计控制国家的人和那些掌管一片地区、并 以赋税的形式抽取其资源的人组成的各种组织构成了政治网络:由生产要素、分配手段和消 费组成的组织构成了经济网络:那些能产生观念和情感一一不管是以宗教运动还是教会、学 校、本土文化渠道或大众媒体渠道的形式被建构起来的组织一一构成了意识形态网络。 这四种网络被建构的方式也构成了任何既定时点的社会生活的真实组织。这些网络本 身在广度和强度上是有所不同的。换句话说,权力在其可以控制的地域范围上有差别(广度) 但它同时在某一点上对人们所能够施加的控制的多少上也有所不同(强度)。举个例子,游 牧民族袭击者的地缘政治权力范围有时可能特别广,但它却是零星的,且因此而强度很小 描述这四种网络中的任意一种的广度和强度将会向我们展示对任何历史社会情境的全面描 述。更有意义的是,通过集中考察每一类型网络其广度和强度的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的理论, 我们就可以超越历史学家的描述。 曼进一步强调,这四种网络不仅在分析的意义上、而且常常在事实上是相互交叉重叠 但不完全重合的。过去人们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单元,且认为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前 行,现在我们从这种观念的桎梏中解脱了出来,因而也从线形进化(或者也叫循环)的简单 社会变迁模式中解脱了出来。曼的观察视角和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有着某种亲缘关系 但却进一步延伸了它的逻辑。社会权力的所有维度都和“世界体系”类似,而不仅仅存在于 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地缘政治中。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网络在空间上的扩展程度在历 史上不是均衡的;也不存在从组织从局部到世界体系水平的一步式跳跃 历史变迁就是不同网络的不平衡扩展。这不意味着历史是毫无章法的混乱;我们没有 受单纯历史学家的支配,仅仅描述狭隘的细节而放弃整体概括的希望。总的原则在于四种网 络任意之一的动力学中,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既然四种网络的不同状态之间的具 体组合有无数种可能,那么这样的一个框架就可以产生足够多的具体的复杂性。但是复杂性 本身是由一系列更紧凑和更确定的过程形成的,就好像化学元素表能够相互组合形成大量的 分子,而这些分子则构成了有机和无机世界的历史 关于四种网络之间的重叠,曼指出了两个主要的原则。一条原则就是,非重叠 (non- overlap)本身导致了历史变迁。举例来说,当地缘政治网络比其他网络规模要大得多 时,就会发生从军事上驱动的社会变迁。相类似的是,意识形态网络(诸如基督教的传播或4 会学总是冲突理论的核心领域。 宏观历史社会学：曼的四种网络模式 麦克·曼（Michael Mann）的《社会权力的来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1986） 为宏观社会学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它是一本历史解释性的著作，是计划要出 版的 3 卷中的第 1 卷。它也包含着一种有利于捕捉宏观历史冲突理论不同领域之间关系的普 遍分析模式。曼提出四种维度的权力：军事/地缘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意 识形态权力。这些是在我们所熟悉的韦伯的三大维度（阶级、地位、权力）的基础上，将权 力维度再细分为两个组成元素：作为外部的和强制性力量的军事权力，以及有着政党或派系 存在的政治国家机器。曼指出尽管韦伯的“政党”或“权力”范畴的两个维度可能重合（理 想类型地，在现代国家中），但是在历史上，军事群体也曾经独立于国家而存在，在军事政 变的过程中，军队也可能与其国家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上。 曼的理论框架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其范畴的多少，而在于这些范畴被概念化的方式。 每一维度的权力都与现实中的一些组织相对应；它们同样都是物质资源的配置。更具体地说， 它们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社会网络。这样，尽管其中一些网络可能产生观念、情感和合法化 的感觉，但这些决不是简单的描述性或分析性的范畴；在每一类型的网络中，无论什么被产 生和被组织起来，它都有一种潜在的因果基础。战斗部队的组织，他们配备武器、通信联系 设备和后勤供给，构成了军事网络；由那些千方百计控制国家的人和那些掌管一片地区、并 以赋税的形式抽取其资源的人组成的各种组织构成了政治网络；由生产要素、分配手段和消 费组成的组织构成了经济网络；那些能产生观念和情感——不管是以宗教运动还是教会、学 校、本土文化渠道或大众媒体渠道的形式被建构起来的组织——构成了意识形态网络。 这四种网络被建构的方式也构成了任何既定时点的社会生活的真实组织。这些网络本 身在广度和强度上是有所不同的。换句话说，权力在其可以控制的地域范围上有差别（广度）， 但它同时在某一点上对人们所能够施加的控制的多少上也有所不同（强度）。举个例子，游 牧民族袭击者的地缘政治权力范围有时可能特别广，但它却是零星的，且因此而强度很小。 描述这四种网络中的任意一种的广度和强度将会向我们展示对任何历史社会情境的全面描 述。更有意义的是，通过集中考察每一类型网络其广度和强度的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的理论， 我们就可以超越历史学家的描述。 曼进一步强调，这四种网络不仅在分析的意义上、而且常常在事实上是相互交叉重叠 但不完全重合的。过去人们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单元，且认为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前 行，现在我们从这种观念的桎梏中解脱了出来，因而也从线形进化（或者也叫循环）的简单 社会变迁模式中解脱了出来。曼的观察视角和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有着某种亲缘关系， 但却进一步延伸了它的逻辑。社会权力的所有维度都和“世界体系”类似，而不仅仅存在于 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地缘政治中。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网络在空间上的扩展程度在历 史上不是均衡的；也不存在从组织从局部到世界体系水平的一步式跳跃。 历史变迁就是不同网络的不平衡扩展。这不意味着历史是毫无章法的混乱；我们没有 受单纯历史学家的支配，仅仅描述狭隘的细节而放弃整体概括的希望。总的原则在于四种网 络任意之一的动力学中，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既然四种网络的不同状态之间的具 体组合有无数种可能，那么这样的一个框架就可以产生足够多的具体的复杂性。但是复杂性 本身是由一系列更紧凑和更确定的过程形成的，就好像化学元素表能够相互组合形成大量的 分子，而这些分子则构成了有机和无机世界的历史。 关于四种网络之间的重叠，曼指出了两个主要的原则。一条原则就是，非重叠 （non-overlap）本身导致了历史变迁。举例来说，当地缘政治网络比其他网络规模要大得多 时，就会发生从军事上驱动的社会变迁。相类似的是，意识形态网络（诸如基督教的传播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