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一方面是通过把对象转变成我们计算和操纵的对象,另一方面则是通过 使人占有这些对象而把人转变成对象的主体。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虽然没有直接重复韦伯关于新教与资本主 义社会的生成之间的重要关系的论述,但他却直接吸取了韦伯关于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形式理性的原则已经成为主导性的原则的思想。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得 出结论说,卢卡奇对待资本主义的立场与韦伯是一样的。 但本文却将进一步指出,卢卡奇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在根本上又是与韦 伯不同的。或者说,卢卡奇作为韦伯的出色的学生,不仅继承了韦伯的思想,而 且还进一步超越了韦伯,韦伯与卢卡奇之间不仅仅是单方向的师生关系。在韦伯 夫人(玛丽安妮·韦伯)所写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卢卡奇与韦伯之间的思想 关系还有着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正如玛丽安妮·韦伯在她的传记中所明确 指出的,他和他的丈夫曾经被这批年轻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深深吸引,他们常常来 自于俄罗斯或东欧,他们把一种比他们夫妇俩所熟悉的生活和思想要更加具有冒 险性质、更加激进、更加具有波希米亚风格的生活和思想介绍给了他们。”。这 说明,当时的韦伯夫妇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在卢卡奇和布洛赫等这批年轻的思 想家身上,有某种特别的东西。他们深深为此所吸引,并力图理解它的具体 内涵。那么,这种特别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正像玛丽安妮·韦伯所提到的 他们要超越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单纯地否定的和分析的特征的欲望,要尽量加快 种有机的文化( organic culture)的生成,来取代掉19世纪的破碎的个体主 义。所有这些都隐约包含着一种宗教的、或乌托邦的新选择。”7在这里,我们 明确地看到,卢卡奇等之所以能够吸引韦伯夫妇的地方,是因为他们要超越韦 伯的新康德主义的立场。 前文已经提到,卢卡奇曾深受西美尔和韦伯俩人的思想的影响,他们俩的 思想又都是在新康德主义的基本框架下展开的。那么,此时的卢卡奇 (1912-1915)为什么会有一种自觉而又强烈的超越新康徳主义的欲望呢?更进 步地说,他此时为何已经有了明确的超越韦伯思想的愿望呢?如果我们对卢 卡奇此前的思想历程,尤其是他和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关系,有具体的了解,我 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因。此时的卢卡奇之所以要苦苦地探寻另外一条道路,是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关注主导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理性的原则,而且也在 同样关注着与之遥遥相对的另一极一浪漫主义的原则。后者就集中体现在卢卡 奇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中。 灵与形式》(1910,他曾经历了一段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深刻而复杂的关系。 卢卡奇为何会对现代主义艺术如此热衷?他为何后来又渐渐疏远了与现代主义 艺术之间的关系?他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这一关系为何会带来他与韦伯思想 之间的重大不同?简要地说,卢卡奇早年在哲学上深受西美尔的影响,基本上 接受了后者的新康徳主义的立场。在该新康徳主义的视野之中,现代社会(或 资本主义社会)似乎被撕裂为两个领域:为形式理性原则所主导的客观文化 ( ob jective culture)的领域和为自由原则所主导的主观文化( sub jective culture)的领域。在卢卡奇看来,韦伯对形式理性原则的批判,正如西美尔在《货 币哲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直接击中的是客观文化的领域。而这个领 域对于青年卢卡奇来说,是一个充满着分离的经验( the exper ience of Mary gluck, George Lukacs and His Generation, 1900-191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50 Mary gluck, George Lukacs and His Generation, 1900-191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503 生活， 一方面是通过把对象转变成我们计算和操纵的对象，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 使人占有这些对象而把人转变成对象的主体。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 虽然没有直接重复韦伯关于新教与资本主 义社会的生成之间的重要关系的论述， 但他却直接吸取了韦伯关于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形式理性的原则已经成为主导性的原则的思想。因此， 我们似乎可以得 出结论说， 卢卡奇对待资本主义的立场与韦伯是一样的。 但本文却将进一步指出，卢卡奇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在根本上又是与韦 伯不同的。或者说，卢卡奇作为韦伯的出色的学生，不仅继承了韦伯的思想，而 且还进一步超越了韦伯，韦伯与卢卡奇之间不仅仅是单方向的师生关系。在韦伯 夫人（玛丽安妮•韦伯）所写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卢卡奇与韦伯之间的思想 关系还有着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正如玛丽安妮•韦伯在她的传记中所明确 指出的，他和他的丈夫曾经被这批年轻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深深吸引，他们常常来 自于俄罗斯或东欧，他们把一种比他们夫妇俩所熟悉的生活和思想要更加具有冒 险性质、更加激进、更加具有波希米亚风格的生活和思想介绍给了他们。”6 这 说明， 当时的韦伯夫妇已经敏感地意识到， 在卢卡奇和布洛赫等这批年轻的思 想家身上， 有某种特别的东西。 他们深深为此所吸引， 并力图理解它的具体 内涵。那么， 这种特别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正像玛丽安妮•韦伯所提到的， 他们要超越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单纯地否定的和分析的特征的欲望，要尽量加快一 种有机的文化（organic culture）的生成， 来取代掉 19 世纪的破碎的个体主 义。所有这些都隐约包含着一种宗教的、或乌托邦的新选择。”7 在这里， 我们 明确地看到，卢卡奇等之所以能够吸引韦伯夫妇的地方， 是因为他们要超越韦 伯的新康德主义的立场。 前文已经提到， 卢卡奇曾深受西美尔和韦伯俩人的思想的影响，他们俩的 思想又都是在新 康德主义的 基本框架下 展开的。 那么，此时 的卢卡奇 （1912-1915）为什么会有一种自觉而又强烈的超越新康德主义的欲望呢？更进 一步地说， 他此时为何已经有了明确的超越韦伯思想的愿望呢？如果我们对卢 卡奇此前的思想历程，尤其是他和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关系，有具体的了解，我 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因。此时的卢卡奇之所以要苦苦地探寻另外一条道路，是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关注主导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理性的原则，而且也在 同样关注着与之遥遥相对的另一极 — 浪漫主义的原则。后者就集中体现在卢卡 奇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中。 在卢卡奇的思想发展历程中， 从中学时期的“塔利亚剧社”、到后来的《心 灵与形式》（1910），他曾经历了一段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深刻而复杂的关系。 卢卡奇为何会对现代主义艺术如此热衷？他为何后来又渐渐疏远了与现代主义 艺术之间的关系？他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这一关系为何会带来他与韦伯思想 之间的重大不同？简要地说，卢卡奇早年在哲学上深受西美尔的影响， 基本上 接受了后者的新康德主义的立场。 在该新康德主义的视野之中，现代社会（或 资本主义社会）似乎被撕裂为两个领域：为形式理性原则所主导的客观文化 （objective culture）的领域和为自由原则所主导的主观文化(subjective culture)的领域。在卢卡奇看来，韦伯对形式理性原则的批判,正如西美尔在《货 币哲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直接击中的是客观文化的领域。 而这个领 域对于青年卢卡奇来说，是一个充满着分离的经验（the experience of 6 Mary Gluck, George Lukacs and His Generation, 1900-191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50 7 Mary Gluck, George Lukacs and His Generation, 1900-191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