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的开端的时候，我们才有指望对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在我看来，这种状况目 前并不存在，因此侈谈遗传问题就等于过早地放弃了目前有可能达到的认识，而把问题转移 到了那些（目前）我们尚一无所知的因素上面了。 第一章 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 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 什么例外地可以发见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 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这一状况在天主 教的出版物和文献中，在德国的天主教大会上，都频频引起讨论。这不仅适用于宗教差别与 民族差别相一致，从而与文化发展的差别也相一致的情况（例如东部德意志人和波兰人之间）， 而且在任何地方，只要资本主义在其迅猛发展的时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放手地改变人口 中的社会分布并规定它的职业结构，那么，那里的宗教派别的统计数字也几乎总是如此。资 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当然，在资本占有者中、在经营管理者中、以及在 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中，新教徒人数较多这一事实，也可以部分地归于历史因素。 这些历史因素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而在那里，宗教派别并非是经济状况的原因，它在某 种程度上倒似乎是经济状况的后果。参与上述的经济职能，一般都要先拥有一定的资本，通 常还需要花许多钱接受教育，而这两者又常常是同时需要的，这在今天多半要靠拥有遗产， 至少也要靠有一定程度的物质保障。在十六世纪，古老帝国中一些经济最发达，自然资源最 丰富，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地区（特别是大部分富庶城镇），都转向了新教。这一转变的结果， 直至今天，还使新教徒在求经济生存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问 题：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都特别地赞成教会中的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远非通 常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从经济方面的传统主义中解放出来，看来无疑会大大地增强这样一种趋向：即象怀疑一 切传统权威的尊严一样，来怀疑宗教传统的尊严。但必须切记却又常被忽略的是：宗教改革 并不意味着解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却只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这 意味着要废止一种非常松弛、在当时已几乎不见实施、近乎流于形式的控制、而倡导一种对 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的一切行为都加以管理的控制方式，这种控制方式是极其难 以忍受的、但却又得严格地加以执行。天主教会的教规，“惩罚异教，宽恕罪人”，正如它 在过去比今日实施得更为有力，现在己得到了具有彻底的现代经济特征的诸民族的宽容，而 在十五世纪初，则曾被地球上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诸民族所接受。与此相反，加尔文教的 教规，正如它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和苏格兰、十六和十七世纪之交的荷兰大部地区、十七世 纪的新英格兰以及一段时间内在英格兰本土所实施的那样，在我们看来是一种绝对无法忍受 的对于个人的宗教控制形式。这也正是当时日内瓦、荷兰、英格兰的大部分旧商业贵族的看 法。宗教改革者在这些经济高度发达地区所抱怨的不是教会对生活监督过多，而是过少。那 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那些国家中正在蒸蒸日上的资产者中产阶级，不仅没有阻挡这种 史无前例的清教专制，反而为保卫这种专制发展出了一种英雄主义精神。这，又该怎样解释 呢？确实，资产阶级本身在此之前极少一在此之后从未一一有过英雄主义的表现。正如卡 莱尔(Carlyle)不无道理地说过的，这是“我们唯一的英雄主义行为”。 但进一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 这在今天或许可以（至少部分地）理解为只是由于他们继承了较多的物质财富。然而，有很观的开端的时候，我们才有指望对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在我看来，这种状况目 前并不存在，因此侈谈遗传问题就等于过早地放弃了目前有可能达到的认识，而把问题转移 到了那些（目前）我们尚一无所知的因素上面了。 第一章 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 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 什么例外地可以发见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 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这一状况在天主 教的出版物和文献中，在德国的天主教大会上，都频频引起讨论。这不仅适用于宗教差别与 民族差别相一致，从而与文化发展的差别也相一致的情况（例如东部德意志人和波兰人之间）， 而且在任何地方，只要资本主义在其迅猛发展的时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放手地改变人口 中的社会分布并规定它的职业结构，那么，那里的宗教派别的统计数字也几乎总是如此。资 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当然，在资本占有者中、在经营管理者中、以及在 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中，新教徒人数较多这一事实，也可以部分地归于历史因素。 这些历史因素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而在那里，宗教派别并非是经济状况的原因，它在某 种程度上倒似乎是经济状况的后果。参与上述的经济职能，一般都要先拥有一定的资本，通 常还需要花许多钱接受教育，而这两者又常常是同时需要的，这在今天多半要靠拥有遗产， 至少也要靠有一定程度的物质保障。在十六世纪，古老帝国中一些经济最发达，自然资源最 丰富，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地区（特别是大部分富庶城镇），都转向了新教。这一转变的结果， 直至今天，还使新教徒在求经济生存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问 题：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都特别地赞成教会中的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远非通 常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从经济方面的传统主义中解放出来，看来无疑会大大地增强这样一种趋向：即象怀疑一 切传统权威的尊严一样，来怀疑宗教传统的尊严。但必须切记却又常被忽略的是：宗教改革 并不意味着解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却只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这 意味着要废止一种非常松弛、在当时已几乎不见实施、近乎流于形式的控制、而倡导一种对 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的一切行为都加以管理的控制方式，这种控制方式是极其难 以忍受的、但却又得严格地加以执行。天主教会的教规， “惩罚异教，宽恕罪人”，正如它 在过去比今日实施得更为有力，现在已得到了具有彻底的现代经济特征的诸民族的宽容，而 在十五世纪初，则曾被地球上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诸民族所接受。与此相反，加尔文教的 教规，正如它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和苏格兰、十六和十七世纪之交的荷兰大部地区、十七世 纪的新英格兰以及一段时间内在英格兰本土所实施的那样，在我们看来是一种绝对无法忍受 的对于个人的宗教控制形式。这也正是当时日内瓦、荷兰、英格兰的大部分旧商业贵族的看 法。宗教改革者在这些经济高度发达地区所抱怨的不是教会对生活监督过多，而是过少。那 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那些国家中正在蒸蒸日上的资产者中产阶级，不仅没有阻挡这种 史无前例的清教专制，反而为保卫这种专制发展出了一种英雄主义精神。这，又该怎样解释 呢？确实，资产阶级本身在此之前极少——在此之后从未——有过英雄主义的表现。正如卡 莱尔（Carlyle）不无道理地说过的，这是“我们唯一的英雄主义行为”。 但进一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 这在今天或许可以（至少部分地）理解为只是由于他们继承了较多的物质财富。然而，有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