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目的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们至少必须告诚那些迄今未得门径的读者不要夸大我们这些考察的重要性。 汉学家、印度学家、闪米特学家或者埃及学家当然会发现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事实。我们只希 望他们在核心论点上找不出根本性错误。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只能竭尽所能靠近这一 理想，但到底有多大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显而易见，假使一个人被迫只能依赖翻译文 献，并且必须利用和估价各种碑铭、文献或著作，那么他就不得不使自己依赖一部常常引起 纷争的专著，却又无法对这部专著的优劣作出准确无误的评判。这样一位著者必须对他的著 作采取谦逊的态度，况且目前能够到手的第一手资料（即碑铭和文献）的译文，与现存的、 重要的资料相比还少得可怜，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更应该 谦逊地估量自己著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一种暂时的性质，那 些论述亚洲的部分尤其如此。只有专家才有资格作出最后的评判。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 人抱着这一特定的目的，从这一特殊的观点从事过专门的研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写出了 现在这些专论。这些研究，即使没有上面这些原因，也是注定要被更替的，因为一切科学研 究都是要被更替的。但是在比较研究中，越俎代庖，侵入其它专门领域是不可避免的，不管 这样做会招致多么大的非议。不过我们必须对此承担后果，这就是，我们到底取得了几分成 功，只好听凭他人去大加怀疑了。 文人学士的风尚与热忱力图使我们相信，专家在今天可被认为是无用的了，或者可以降 为预言家的附庸。几乎所有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往往是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都有业余 爱好者的一份功劳。但是，把浅薄的涉猎当成一种第一位的原则却会将科学引向绝路。渴望 猎奇的人应该去电影院，虽然在目前的研究领域内，这一类文学形式的东西在各种著述中也 触目皆是。这样一种态度距离这些十分严肃的研究的意图何啻千里。我还想再说一句，想听 布道的人应该去参加宗教集会。关于这里所比较的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这个问题，我们将一 字不谈。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但他最好将 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象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那 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才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的或预言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大多 数情况下，连篇累牍地谈论直觉体知只不过掩饰了自己对对象毫无洞见，同时也就掩饰了自 己对人本身也毫无洞见而已。 人种学的资料在这里一直未被充分利用，这种资料所具有的价值，在任何真正彻底的考 察中，特别是对亚洲宗教的考察中自然都是需要的。对此有必要作一些辩护。造成这一局限 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人的工作能力有限。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作为各自国家的文化承 担者的各阶层的宗教伦理观念，我们所关心的是它们的行为一直发生的影响，因而这一缺陷 似乎还是可以容许的。诚然，只有当人种学和民俗学所提供的事实与这种行为进行了比较的 时候，它所产生的影响的全部细节才能彻底知悉。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承认并强调，这是 人种学家完全有理由提出异议的一个空白。我希望在对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系统研究中来对弥 补这一空白作些贡献。但是，这样一种工作将会超出了这里这种具有严格限定的目的的考察 的范围。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满足于只是尽可能完善地阐明与我们西方宗教进行比较的要点。 最后，这个问题所牵涉的人类学方面还值得一提。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在西方，并且 仅仅在西方，某种类型的理性化甚至在显然互不依赖的生活范围中也获得了发展。因而揣测 其根本原因在于遗传差异，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笔者承认自己倾向于认为，生物遗传具有 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尽管人类学研究己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而我至今还看不到有什 么办法可以精确地或大致地测定出它对我们在此所考察的发展究竞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及 是以什么方式产生了影响的。对于各种影响和因果关系可以依照它们对环境条件的反作用作 出满意的解释，而分析这些影响和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考察和历史学考察的任务之一。只有 到达这一点，只有当种族神经病学和心理学发展到超越了其目前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前景可我们的目的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们至少必须告诫那些迄今未得门径的读者不要夸大我们这些考察的重要性。 汉学家、印度学家、闪米特学家或者埃及学家当然会发现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事实。我们只希 望他们在核心论点上找不出根本性错误。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只能竭尽所能靠近这一 理想，但到底有多大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显而易见，假使一个人被迫只能依赖翻译文 献，并且必须利用和估价各种碑铭、文献或著作，那么他就不得不使自己依赖一部常常引起 纷争的专著，却又无法对这部专著的优劣作出准确无误的评判。这样一位著者必须对他的著 作采取谦逊的态度，况且目前能够到手的第一手资料（即碑铭和文献）的译文，与现存的、 重要的资料相比还少得可怜，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更应该 谦逊地估量自己著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一种暂时的性质，那 些论述亚洲的部分尤其如此。只有专家才有资格作出最后的评判。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 人抱着这一特定的目的，从这一特殊的观点从事过专门的研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写出了 现在这些专论。这些研究，即使没有上面这些原因，也是注定要被更替的，因为一切科学研 究都是要被更替的。但是在比较研究中，越俎代庖，侵入其它专门领域是不可避免的，不管 这样做会招致多么大的非议。不过我们必须对此承担后果，这就是，我们到底取得了几分成 功，只好听凭他人去大加怀疑了。 文人学士的风尚与热忱力图使我们相信，专家在今天可被认为是无用的了，或者可以降 为预言家的附庸。几乎所有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往往是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都有业余 爱好者的一份功劳。但是，把浅薄的涉猎当成一种第一位的原则却会将科学引向绝路。渴望 猎奇的人应该去电影院，虽然在目前的研究领域内，这一类文学形式的东西在各种著述中也 触目皆是。这样一种态度距离这些十分严肃的研究的意图何啻千里。我还想再说一句，想听 布道的人应该去参加宗教集会。关于这里所比较的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这个问题，我们将一 字不谈。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但他最好将 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象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那 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才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的或预言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大多 数情况下，连篇累牍地谈论直觉体知只不过掩饰了自己对对象毫无洞见，同时也就掩饰了自 己对人本身也毫无洞见而已。 人种学的资料在这里一直未被充分利用，这种资料所具有的价值，在任何真正彻底的考 察中，特别是对亚洲宗教的考察中自然都是需要的。对此有必要作一些辩护。造成这一局限 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人的工作能力有限。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作为各自国家的文化承 担者的各阶层的宗教伦理观念，我们所关心的是它们的行为一直发生的影响，因而这一缺陷 似乎还是可以容许的。诚然，只有当人种学和民俗学所提供的事实与这种行为进行了比较的 时候，它所产生的影响的全部细节才能彻底知悉。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承认并强调，这是 人种学家完全有理由提出异议的一个空白。我希望在对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系统研究中来对弥 补这一空白作些贡献。但是，这样一种工作将会超出了这里这种具有严格限定的目的的考察 的范围。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满足于只是尽可能完善地阐明与我们西方宗教进行比较的要点。 最后，这个问题所牵涉的人类学方面还值得一提。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在西方，并且 仅仅在西方，某种类型的理性化甚至在显然互不依赖的生活范围中也获得了发展。因而揣测 其根本原因在于遗传差异，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笔者承认自己倾向于认为，生物遗传具有 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尽管人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而我至今还看不到有什 么办法可以精确地或大致地测定出它对我们在此所考察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及 是以什么方式产生了影响的。对于各种影响和因果关系可以依照它们对环境条件的反作用作 出满意的解释，而分析这些影响和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考察和历史学考察的任务之一。只有 到达这一点，只有当种族神经病学和心理学发展到超越了其目前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前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