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研究的主题 政策工具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些问题的集合,这些问题就是关于如何将政策意向转变为 管理行为。以往的研究表明,该领域并不存在着单一的中心主题而是存在着一系列相互关 联的研究主题,下面我们就介绍几个重要的主题 (1)政策工具的应用。评价工具的效力是古典研究途径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虽然在 目前的研究中,效力仍然具有重要性,但它却日渐失去了往日的地位,人们逐渐将注意力 转移到了政策工具的具体应用过程中。在这里,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哪些主体参与了工具 的应用过程,这些主体对于各个过程的影响及其程度,以及各参与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等 等问题。对政策工具主体的研究是对效果视角的补充,这一转变体现了人们对第四种研究 途径的兴趣的日益增长 (2)“新工具”。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新工具”的运用,休普(P. L. Hupe)在 其著作中提到了“后现代工具”:有学者(如 J. A De bruijn和E.F. Ten Heurelho)提出了 “第二代工具”的概念。政策执行者也呼吁采用新工具,对新工具的引进可以看作是对社 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回应。虽然新的政策工具常常与旧的政策工具相提并论,但其着重点已 经不再是政府统治的单方性,研究更多地聚焦于治理的双边性甚至是多边性上。同时,新 工具的提倡伴随着对旧工具的批判,如传统意义上的管制就被认为是过时的。另外,新工 具中的“新”并非绝对化,旧工具也可以用新策略来实施。 (3)偶发性事件。古典途径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社会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 的”,但事实上并非总是如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人们往往会碰到一些非预期状况或突发 性事件,这种偶然性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政策工具研究过度强调“工具”、“政策”和 社会问题”等概念,忽视了偶发性事件对政策工具应用过程的可能性影响 (4)政策网络。政策工具并非自行生效的,它要发挥作用必须得借助组织的努力,而 且不仅仅局限于政府组织的执行活动。近是年来,人们对政策执行网络中的各种主体进行 研究。库尔瓦斯( E Koolhaas)提到了目标团体中的权威人物的影响以及政策工具施行者 与其它主体间的互动;赫林(E. H. Hlijn)指出组织文化和官员所承受的压力对政策工具产 生的影响;阿伦森(M.J. Arentsen)则指出政策工具执行领域以外的主体也具有一定影 响。不同的研究表明,探寻政策网络的性质,对于研究政策工具及其功效将是一个良好的 开端。 (5)工具的动态性。政策工具并非一经选定就永久不变,它必须不断地调整以跟上社 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执行过程中,它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即使它们本身不变, 主体运用它们的方式、策略以及目标团体为了逃避该工具的影响而采取的策略都有可能发 生巨大改变。此外,一种模式并不能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因此,需要对工具的多样性和 动态性做更多的研究。神经机械学为研究工具的易变性提供了研究框架,另一种有益的研 究则是把工具的实施看成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6)工具的优化组合。古典研究途径的支持者们提倡一种“纯”工具研究和“纯化” 的工具应用实践。他们认为对各种具体工具的研究应分别独立地进行,人们应要么使用这 种工具,要么使用那种工具,工具的组合运用是导致政策失败的原因。然而,要对各种工 具做非常明确的区分显然是不可能的,目前的分类法还做不到这一点。现在,人们认为,6 1．政策工具研究的主题 政策工具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些问题的集合，这些问题就是关于如何将政策意向转变为 管理行为。以往的研究表明，该领域并不存在着单一的中心主题而是存在着一系列相互关 联的研究主题，下面我们就介绍几个重要的主题。 （1）政策工具的应用。评价工具的效力是古典研究途径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虽然在 目前的研究中，效力仍然具有重要性，但它却日渐失去了往日的地位，人们逐渐将注意力 转移到了政策工具的具体应用过程中。在这里，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哪些主体参与了工具 的应用过程，这些主体对于各个过程的影响及其程度，以及各参与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等 等问题。对政策工具主体的研究是对效果视角的补充，这一转变体现了人们对第四种研究 途径的兴趣的日益增长。 （2）“新工具”。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新工具”的运用，休暜（P. L. Hupe）在 其著作中提到了“后现代工具”；有学者（如 J.A.De Bruijn 和 E. F. Ten Heurelhof）提出了 “第二代工具”的概念。政策执行者也呼吁采用新工具，对新工具的引进可以看作是对社 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回应。虽然新的政策工具常常与旧的政策工具相提并论，但其着重点已 经不再是政府统治的单方性，研究更多地聚焦于治理的双边性甚至是多边性上。同时，新 工具的提倡伴随着对旧工具的批判，如传统意义上的管制就被认为是过时的。另外，新工 具中的“新”并非绝对化，旧工具也可以用新策略来实施。 （3）偶发性事件。古典途径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社会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 的”，但事实上并非总是如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人们往往会碰到一些非预期状况或突发 性事件，这种偶然性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政策工具研究过度强调“工具”、“政策”和 “社会问题”等概念，忽视了偶发性事件对政策工具应用过程的可能性影响。 （4）政策网络。政策工具并非自行生效的，它要发挥作用必须得借助组织的努力，而 且不仅仅局限于政府组织的执行活动。近是年来，人们对政策执行网络中的各种主体进行 研究。库尔瓦斯（E.Koolhuas）提到了目标团体中的权威人物的影响以及政策工具施行者 与其它主体间的互动；赫林（E. H. Hlijn）指出组织文化和官员所承受的压力对政策工具产 生的影响；阿伦森（M. J. Arentsen）则指出政策工具执行领域以外的主体也具有一定影 响。不同的研究表明，探寻政策网络的性质，对于研究政策工具及其功效将是一个良好的 开端。 （5）工具的动态性。政策工具并非一经选定就永久不变，它必须不断地调整以跟上社 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执行过程中，它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即使它们本身不变， 主体运用它们的方式、策略以及目标团体为了逃避该工具的影响而采取的策略都有可能发 生巨大改变。此外，一种模式并不能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因此，需要对工具的多样性和 动态性做更多的研究。神经机械学为研究工具的易变性提供了研究框架，另一种有益的研 究则是把工具的实施看成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6）工具的优化组合。古典研究途径的支持者们提倡一种“纯”工具研究和“纯化” 的工具应用实践。他们认为对各种具体工具的研究应分别独立地进行，人们应要么使用这 种工具，要么使用那种工具，工具的组合运用是导致政策失败的原因。然而，要对各种工 具做非常明确的区分显然是不可能的，目前的分类法还做不到这一点。现在，人们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