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加勒廷、纽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肯特、约翰·昆西·亚当斯、弗朗西斯·利 怕和贾雷德·斯帕克斯等人。他们与杰克逊总统的友好会见虽然只是礼节性 的，但对其他人的拜访，正如皮尔逊教授指出的，却对他们的观点的形成具 有重大的影响。他们还同几乎代表美国生活各个方面的其他男男女女进行了 较短时间的交谈。他们提出了无数问题。托克维尔的家信或他的笔记和日记， 使我们清楚地知道他在哪些方面事先拟好了问题和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不同 答案。 毫无疑问，托克维尔也漏掉了许多东西。比如，他们在加拿大访问时， 只限于会见法裔居民并同他们进行讨论，结果妨碍了他们全面地掌握加拿大 问题的实质。他们感到法裔加拿大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受到胜利者不列颠人 的压迫；而且认为他们应当过上昔日在法国那样的生活，成为法国人的后代。 托克维尔有时也轻率地接受某个名人，比如贾雷德·斯帕克斯的理论，而没 有深刻研究名人用以作结论的证据。他太容易轻信美国报纸对政治问题所作 的恶毒评论。但是，同当时的仍须经过政府检查的法国报纸比较一下，就可 以便他知道美国报纸的撰稿人所要证实的东西只是他自己所接受的印象，而 不是本人的见解。当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埃勒里·钱宁告诉他宗教是美国 民主的主要保障之一时，他忘记了亚当斯曾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宣传不信宗教 的结果，忘记了钱宁不仅是个著名的上帝一位论者，而且也曾积极维护他个 人的信仰。钱宁认为他个人的信仰是一种与自然宗教差不多的宗教，而自然 宗教本身就是向接受无神论迈出了一大步。 但是，他那追根问底的求教精神是值得佩服的。他去美国，一部分自然 是为了摆脱在法国的尴尬处境，但有一部分是出于一种雄心，即希望自己一 举成名，如果可能，还想在那里发现美国生活方式中一些使法国采用后既能 保持国家强大又能顺应走向平等的潮流的因素。他坚决相信，欧洲文明的任 何部分都不能顶住这一潮流。如不充分注意托克维尔的旅美经历与他初到纽 约时所持的一套原则（用“信念”一词，可能更恰当一些)之间存在的联系， 是不可能理解皮尔逊为我们整理出来的那些珍贵资料的。托克维尔不是民主 主义者，他的最大希望首先是找到可以限制暴政和特权的方式与方法，因为 他认为暴政和特权是社会动荡不已的根源。他相信国家权力的广泛分散是限 制暴政和特权的良好办法，但他对普选却毫无兴趣。充其量说，他不过是古 典学派自由经济的信徒，但他又确信政府通过增加公民之间的交通手段（比 如，修筑道路和开凿运河)和办好邮政服务，能给全国人民办许多好事。他 虽然不希望国家政权和任何教会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但又认为社会的安宁和 民情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该社会的成员具有宗教信仰，甚至推测一个教会的 信仰越没有教条，似乎就越难维护社会的基础。他去美国的时候，就相信立 宪君主的政绩要比共和国的好。后来，他仍然这样认为，并举出一些理由， 说这部分地来因于政党的有害的捣乱精神，部分地来因于地大物博使人们不 去争夺政权，而把精力用到谋求生活舒适和发财致富方面。他认为，美国人 的幸运在于他们的历史是“一张白纸”，而不在于他们独具世界上最先进的 实际政治修养。他认为美国人之能够享有自由，不仅仅是因为彻底的分权使 地方政府可以有余地去影响全国政治，而且也是因为人们在继承“陪审制度” 的长期历史传统当中养成了“最直接地行使人民主权”的习惯。 托克维尔在旅途中访问的地方越多，越感到法国的社会制度矛盾重重。 路易十八的《一八一四年宪章》基本上是贵族性质的；但是，自从法国的民特·加勒廷、纽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肯特、约翰·昆西·亚当斯、弗朗西斯·利 怕和贾雷德·斯帕克斯等人。他们与杰克逊总统的友好会见虽然只是礼节性 的，但对其他人的拜访，正如皮尔逊教授指出的，却对他们的观点的形成具 有重大的影响。他们还同几乎代表美国生活各个方面的其他男男女女进行了 较短时间的交谈。他们提出了无数问题。托克维尔的家信或他的笔记和日记， 使我们清楚地知道他在哪些方面事先拟好了问题和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不同 答案。 毫无疑问，托克维尔也漏掉了许多东西。比如，他们在加拿大访问时， 只限于会见法裔居民并同他们进行讨论，结果妨碍了他们全面地掌握加拿大 问题的实质。他们感到法裔加拿大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受到胜利者不列颠人 的压迫；而且认为他们应当过上昔日在法国那样的生活，成为法国人的后代。 托克维尔有时也轻率地接受某个名人，比如贾雷德·斯帕克斯的理论，而没 有深刻研究名人用以作结论的证据。他太容易轻信美国报纸对政治问题所作 的恶毒评论。但是，同当时的仍须经过政府检查的法国报纸比较一下，就可 以便他知道美国报纸的撰稿人所要证实的东西只是他自己所接受的印象，而 不是本人的见解。当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埃勒里·钱宁告诉他宗教是美国 民主的主要保障之一时，他忘记了亚当斯曾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宣传不信宗教 的结果，忘记了钱宁不仅是个著名的上帝一位论者，而且也曾积极维护他个 人的信仰。钱宁认为他个人的信仰是一种与自然宗教差不多的宗教，而自然 宗教本身就是向接受无神论迈出了一大步。 但是，他那追根问底的求教精神是值得佩服的。他去美国，一部分自然 是为了摆脱在法国的尴尬处境，但有一部分是出于一种雄心，即希望自己一 举成名，如果可能，还想在那里发现美国生活方式中一些使法国采用后既能 保持国家强大又能顺应走向平等的潮流的因素。他坚决相信，欧洲文明的任 何部分都不能顶住这一潮流。如不充分注意托克维尔的旅美经历与他初到纽 约时所持的一套原则（用“信念”一词，可能更恰当一些）之间存在的联系， 是不可能理解皮尔逊为我们整理出来的那些珍贵资料的。托克维尔不是民主 主义者，他的最大希望首先是找到可以限制暴政和特权的方式与方法，因为 他认为暴政和特权是社会动荡不已的根源。他相信国家权力的广泛分散是限 制暴政和特权的良好办法，但他对普选却毫无兴趣。充其量说，他不过是古 典学派自由经济的信徒，但他又确信政府通过增加公民之间的交通手段（比 如，修筑道路和开凿运河）和办好邮政服务，能给全国人民办许多好事。他 虽然不希望国家政权和任何教会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但又认为社会的安宁和 民情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该社会的成员具有宗教信仰，甚至推测一个教会的 信仰越没有教条，似乎就越难维护社会的基础。他去美国的时候，就相信立 宪君主的政绩要比共和国的好。后来，他仍然这样认为，并举出一些理由， 说这部分地来因于政党的有害的捣乱精神，部分地来因于地大物博使人们不 去争夺政权，而把精力用到谋求生活舒适和发财致富方面。他认为，美国人 的幸运在于他们的历史是“一张白纸”，而不在于他们独具世界上最先进的 实际政治修养。他认为美国人之能够享有自由，不仅仅是因为彻底的分权使 地方政府可以有余地去影响全国政治，而且也是因为人们在继承“陪审制度” 的长期历史传统当中养成了“最直接地行使人民主权”的习惯。 托克维尔在旅途中访问的地方越多，越感到法国的社会制度矛盾重重。 路易十八的《一八一四年宪章》基本上是贵族性质的；但是，自从法国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