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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文化与历史》教学资源(课程参考书)论美国的民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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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泽世界学术名着丛书 论美国的民主 下卷 〔法)托克维尔著

关于版本的说明 《托克维尔全集》收录的《论美国的民主》,是根据托克维尔生前出版 的最后一版(第13版)《论美国的民主》(巴黎,Pagnerre出版,1850年, 共两卷)重排的,除对个别误植予以修改和抽掉卷末所附的《美利坚合众国 宪法》与《纽约州宪法》外,其余一仍其旧。 我们在这版《论美国的民主》里增加了两篇附录:(一)《1848年1 月15日在人文和政治科学院所作关于谢尔比利埃(论瑞士的民主)的报告》; (二)《在讨论答复王室讲话的方案期间1848年1月27日于众议院的发言》。 加进这两篇作品是符合托克维尔的原意的,因为他在1851年9月27日致其 英国友人亨利·里夫,即《论美国的民主》的英译者的信中写道:“亲爱的 朋友,您问我要不要对《论美国的民主》的最新版本进行修改和增补。没有 需要修改的地方,…至于增补,我想把在人文和政治科学院所作的关于瑞 士民主的报告和二月革命前在众议院发表的一篇讲话加进去,这篇讲话曾见 于当时的《总汇通报》。”① ①这个说明是节译的。一一译者

关于版本的说明 《托克维尔全集》收录的《论美国的民主》,是根据托克维尔生前出版 的最后一版(第 13 版)《论美国的民主》(巴黎,Pagnerre 出版,1850 年, 共两卷)重排的,除对个别误植予以修改和抽掉卷末所附的《美利坚合众国 宪法》与《纽约州宪法》外,其余一仍其旧。 我们在这版《论美国的民主》里增加了两篇附录:(一)《1848 年 1 月 15 日在人文和政治科学院所作关于谢尔比利埃(论瑞士的民主)的报告》; (二)《在讨论答复王室讲话的方案期间 1848 年 1 月 27 日于众议院的发言》。 加进这两篇作品是符合托克维尔的原意的,因为他在 1851 年 9 月 27 日致其 英国友人亨利·里夫,即《论美国的民主》的英译者的信中写道:“亲爱的 朋友,您问我要不要对《论美国的民主》的最新版本进行修改和增补。没有 需要修改的地方,……至于增补,我想把在人文和政治科学院所作的关于瑞 士民主的报告和二月革命前在众议院发表的一篇讲话加进去,这篇讲话曾见 于当时的《总汇通报》。”① ① 这个说明是节译的。——译者

拉斯基为《托克维尔全集》中之《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导言 当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和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于1831年4 月动身去美国的时候,安德鲁·杰克逊就任美国总统刚刚二年出头。他们所 去的美国,正处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时期。1787年结成联邦时只有东部13 个州,现在又多了11个州,其中有两个州,即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已 经伸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阿帕拉契亚山地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地区,这时 已经开发得足以取得州或正式领土的地位。1800年美国还只有500万人,到 1831年便已超过1300万人,而且其中三分之一已经是定居在阿帕拉契亚山 地以西了。生活在这新开发地区的居民,具有拓荒者拥有的一切粗旷品质, 他们自信,而且胆大敢为。他们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承认任何人对他们 的主宰。他们蔑视一切清规戒律,而且大部分人认为文质彬彬是懦弱的表现。 他们有炽烈的民族气概,而如果说他们是坚强的民主主义者,则这种民主主 义主要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而很少表现在政治关系方面。 他们大部分人是携家带民迁到西部来躲避东部工业地区的日益艰苦的生 活条件的。在东部工业地区,商业兴盛造成的资本主义的发达,意味着工资 水平大低、劳动时间过长、工厂的生活条件恶劣、居住条件卑陋和经常有失 业的危险。教育设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大概在1831年还有100万儿童不能 入学,因为他们不得不到工厂去劳动。不仅大部分州规定欠债蹲牢,而且靠 不住的银行组织还会使本来不多的工资减值,给人们存放在银行里的一点点 积蓄的安全造成威胁。工人政党和工人报刊的出现虽然为时不长,但至少已 经可以表达工人的愿望,促使工人成立工会。尽管一些著名人物,比如马萨 诸塞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和法官斯托里,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和 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都发表过一些忧心仲仲的警告,但除了直 至1843年才勉强承认成年人选举权的罗得岛州以外,其余各州只是默认成年 人有选举权。 在纽约州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肯特悲伤地预言成人选举权将使政权“落 于对自己有权行使的权利的性质和重要性一无所知的人们之手”,声称这会 使“穷人和败家子控制富人”的时候,他不过是以简单扼要的语言说明了老 一辈人没有能力理解一个由财产决定法律的殖民地社会的选举制度,已经不 能长期存在于以经常变化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使政治平等具有了自然规律所固 有的原则的外观的社会。 安德鲁·杰克逊的胜利,使美国人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呈现出新的气象, 并促进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新型大学的创立,促进了监狱制度的根本 改善(其声誉已经传到法国),促进了全国和平信念的出现,促进了罗怕特欧 文思想的推广,促进了钱宁、伊莱亚斯·希克斯、约瑟夫·史密斯推行的真 正的宗教改革,促进了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琅和华盛顿·欧文等作家的成 长和很快就被欧洲承认的具有本国特点的美国文学的发展。一这一切合在 一起,可以称得起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1829年,第一条使用蒸汽机车的铁 路开始运行了。许多发明使家庭生话和农业操作变得更为简便了。1831年,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创办了他的《解放者》报,而次年他领导的“新英格 兰反蓄奴制协会”的成立,则证明很少有新的社会推动力不在美国的某一地

拉斯基为《托克维尔全集》中之《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导言 一 当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和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于 1831 年 4 月动身去美国的时候,安德鲁·杰克逊就任美国总统刚刚二年出头。他们所 去的美国,正处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时期。1787 年结成联邦时只有东部 13 个州,现在又多了 11 个州,其中有两个州,即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已 经伸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阿帕拉契亚山地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地区,这时 已经开发得足以取得州或正式领土的地位。1800 年美国还只有 500 万人,到 1831 年便已超过 1300 万人,而且其中三分之一已经是定居在阿帕拉契亚山 地以西了。生活在这新开发地区的居民,具有拓荒者拥有的一切粗旷品质, 他们自信,而且胆大敢为。他们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承认任何人对他们 的主宰。他们蔑视一切清规戒律,而且大部分人认为文质彬彬是懦弱的表现。 他们有炽烈的民族气概,而如果说他们是坚强的民主主义者,则这种民主主 义主要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而很少表现在政治关系方面。 他们大部分人是携家带民迁到西部来躲避东部工业地区的日益艰苦的生 活条件的。在东部工业地区,商业兴盛造成的资本主义的发达,意味着工资 水平大低、劳动时间过长、工厂的生活条件恶劣、居住条件卑陋和经常有失 业的危险。教育设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大概在 1831 年还有 100 万儿童不能 入学,因为他们不得不到工厂去劳动。不仅大部分州规定欠债蹲牢,而且靠 不住的银行组织还会使本来不多的工资减值,给人们存放在银行里的一点点 积蓄的安全造成威胁。工人政党和工人报刊的出现虽然为时不长,但至少已 经可以表达工人的愿望,促使工人成立工会。尽管一些著名人物,比如马萨 诸塞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和法官斯托里,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和 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都发表过一些忧心仲仲的警告,但除了直 至 1843 年才勉强承认成年人选举权的罗得岛州以外,其余各州只是默认成年 人有选举权。 在纽约州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肯特悲伤地预言成人选举权将使政权“落 于对自己有权行使的权利的性质和重要性一无所知的人们之手”,声称这会 使“穷人和败家子控制富人”的时候,他不过是以简单扼要的语言说明了老 一辈人没有能力理解一个由财产决定法律的殖民地社会的选举制度,已经不 能长期存在于以经常变化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使政治平等具有了自然规律所固 有的原则的外观的社会。 安德鲁·杰克逊的胜利,使美国人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呈现出新的气象, 并促进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新型大学的创立,促进了监狱制度的根本 改善(其声誉已经传到法国),促进了全国和平信念的出现,促进了罗怕特·欧 文思想的推广,促进了钱宁、伊莱亚斯·希克斯、约瑟夫·史密斯推行的真 正的宗教改革,促进了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琅和华盛顿·欧文等作家的成 长和很快就被欧洲承认的具有本国特点的美国文学的发展。——这一切合在 一起,可以称得起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1829 年,第一条使用蒸汽机车的铁 路开始运行了。许多发明使家庭生活和农业操作变得更为简便了。1831 年,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创办了他的《解放者》报,而次年他领导的“新英格 兰反蓄奴制协会”的成立,则证明很少有新的社会推动力不在美国的某一地

区受到欢迎。不久以后爱默生在其论自信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一切,就已经 可以适用于托克维尔和博蒙在1831年经过38天的旅程而到达的美国。爱默 生坚持说:“我们既不是附庸,又不是残废,更不是逃离革命的胆小鬼,而 是领导者,是救世的人,是服从上帝的旨意并在混乱和苦难中留下足迹的造 福者。”事实上,如不了解美国人拥有的强烈的自信心和炽热的生命力,不 了解哪些地方证明他们正在使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使一般人的生活变得空前 健全和圆满,谁也研究不好杰克逊时期的民主美国。毫无疑问,这个时期的 美国仍有其阴暗面,而且南部各州的阴暗面还很突出。同样地,它也有悲观 主义者,也有经济活动的停滞使人怀疑它能否不断增长的时刻。狄更斯10 年以后初次访问美国时所写的东西,对1831年来说也同样真实。狄更斯写 道:“这里的人民多情,慷慨,心胸开阔,好客,热情,心情舒畅,对妇女 有礼貌,对所有的外国人都坦率真挚,乐于助人,很少有人们时常提到的那 些偏见,经常表现得十分开化和文雅,很少有粗野或令人讨厌的举止。”① 在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1831年,美国报纸的声音非常低沉,人们对于批评过 分敏感,并且总是喜欢批评那些主张实行所谓私生活权利的欧洲惯例的来访 者。在狄更斯访问美国的1842年,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我们还应当指出, 在南北战争前访问过美国的欧洲人,即使他们也象狄更斯和哈里斯·马蒂诺 那样表现得和蔼仁厚,也可以说大部分人都不得不一致作出如下的两点结 论。第一点结论是:使他们大为吃惊的是美国和欧洲的差异,而不是它们的 相似之处。第二点结论是:他们一方面被美国人的激动情绪所感动,另方面 又被美国人决不让功绩泯灭的坚决意志所打动。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在 撰写他的关于“外国人表示的某种谦逊”的著名评论时也没有忘记指出:一 个自认为显然优越于旧社会的新社会,正应当从外国人表示的谦逊中或至少 是应当部分地从其中来为自己作结论。在现代,我们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与 世界其他各国的来往中,也看到与此相似的反应。 二 当托克维尔在美国进行考察的时候,他才25岁。托克维尔出生于一个极 端保皇党人的家庭。对这样家庭来说,波旁王朝的复辟是对他们在大革命时 期遭受的苦难(只是由于罗怕斯庇尔垮台,他父亲才免于死在断头台上)和 对窃国大盗拿破仑屈从多年的最好补偿。因此,在年轻的托克维尔心中,从 上学读书开始就长出了自由主义的幼芽。不错,这并没有使他与父母疏远。 事实上,他对在他十分幼稚的童年时期还不能理解的一些思想之能够有浓厚 的兴趣,与他父母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儿子的思想独立,允许儿子反对 别人对他指手画脚有关。这种情况,或许是他能对新旧两种事物都表示容忍 的原因之一。不管怎么说,这种自由主义还相当温和,还象它的鼻祖马尔泽 尔布在接受18世纪的哲学家们的思想时所表现的那样,对新思想容易表示好 感。但是,这种自由主义也相当警觉,使托克维尔在1828一1830年于巴黎攻 读法学结业时,终于理解基佐的著名讲演的意义。基佐在讲演中竭力证明, 全世界的历史,尤其是法国的历史,将必然导致中产阶级的胜利。托克维尔 认为基佐的这一总命题是无可争辩的,从而使他明白查理十世末年波利尼亚 ①《狄更斯书信集》,伦敦,1893年,第59页.1842年3月22日致麦克里迪的值

区受到欢迎。不久以后爱默生在其论自信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一切,就已经 可以适用于托克维尔和博蒙在 1831 年经过 38 天的旅程而到达的美国。爱默 生坚持说:“我们既不是附庸,又不是残废,更不是逃离革命的胆小鬼,而 是领导者,是救世的人,是服从上帝的旨意并在混乱和苦难中留下足迹的造 福者。”事实上,如不了解美国人拥有的强烈的自信心和炽热的生命力,不 了解哪些地方证明他们正在使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使一般人的生活变得空前 健全和圆满,谁也研究不好杰克逊时期的民主美国。毫无疑问,这个时期的 美国仍有其阴暗面,而且南部各州的阴暗面还很突出。同样地,它也有悲观 主义者,也有经济活动的停滞使人怀疑它能否不断增长的时刻。狄更斯 10 年以后初次访问美国时所写的东西,对 1831 年来说也同样真实。狄更斯写 道:“这里的人民多情,慷慨,心胸开阔,好客,热情,心情舒畅,对妇女 有礼貌,对所有的外国人都坦率真挚,乐于助人,很少有人们时常提到的那 些偏见,经常表现得十分开化和文雅,很少有粗野或令人讨厌的举止。”① 在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 1831 年,美国报纸的声音非常低沉,人们对于批评过 分敏感,并且总是喜欢批评那些主张实行所谓私生活权利的欧洲惯例的来访 者。在狄更斯访问美国的 1842 年,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我们还应当指出, 在南北战争前访问过美国的欧洲人,即使他们也象狄更斯和哈里斯·马蒂诺 那样表现得和蔼仁厚,也可以说大部分人都不得不一致作出如下的两点结 论。第一点结论是:使他们大为吃惊的是美国和欧洲的差异,而不是它们的 相似之处。第二点结论是:他们一方面被美国人的激动情绪所感动,另方面 又被美国人决不让功绩泯灭的坚决意志所打动。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在 撰写他的关于“外国人表示的某种谦逊”的著名评论时也没有忘记指出:一 个自认为显然优越于旧社会的新社会,正应当从外国人表示的谦逊中或至少 是应当部分地从其中来为自己作结论。在现代,我们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与 世界其他各国的来往中,也看到与此相似的反应。 二 当托克维尔在美国进行考察的时候,他才 25 岁。托克维尔出生于一个极 端保皇党人的家庭。对这样家庭来说,波旁王朝的复辟是对他们在大革命时 期遭受的苦难(只是由于罗怕斯庇尔垮台,他父亲才免于死在断头台上)和 对窃国大盗拿破仑屈从多年的最好补偿。因此,在年轻的托克维尔心中,从 上学读书开始就长出了自由主义的幼芽。不错,这并没有使他与父母疏远。 事实上,他对在他十分幼稚的童年时期还不能理解的一些思想之能够有浓厚 的兴趣,与他父母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儿子的思想独立,允许儿子反对 别人对他指手画脚有关。这种情况,或许是他能对新旧两种事物都表示容忍 的原因之一。不管怎么说,这种自由主义还相当温和,还象它的鼻祖马尔泽 尔布在接受 18 世纪的哲学家们的思想时所表现的那样,对新思想容易表示好 感。但是,这种自由主义也相当警觉,使托克维尔在 1828—1830 年于巴黎攻 读法学结业时,终于理解基佐的著名讲演的意义。基佐在讲演中竭力证明, 全世界的历史,尤其是法国的历史,将必然导致中产阶级的胜利。托克维尔 认为基佐的这一总命题是无可争辩的,从而使他明白查理十世末年波利尼亚 ① 《狄更斯书信集》,伦敦,1893 年,第 59 页.1842 年 3 月 22 日致麦克里迪的值

克外交大臣推行的政策,不知不觉地使查理十世走向了失败。托克维尔毫不 怀疑,革命一触即发,虽然他目睹了1830年的使人心惊肉跳的“三天”,但 他始终认为这正是应验了预言。他早已是波旁王朝的法官,而现又要决心宣 誓效忠路易·菲力浦的新王朝,所以他在宣誓时必将“非常痛心”,并知道 这一决定必然引起家庭的激烈反对和被大部分亲友离弃。尽管他一再宣称他 内心坦然自若,但在当时他写给未婚妻的几封信中却清楚地表明,他的决定 使他感到处境困难和孤独。1830年10月间,当种种迹象表明新政府有意要 他重新宣誓时,他就毫不迟疑地决定必须立即摆脱这一尴尬处境。 正是在这种心情下,托克维尔才同他的友人博蒙一同申请停薪留职,要 求访问美国,并答应回国后对美国的监狱管理制度最近发生的变化作出报 告。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人是谁先产生了这次旅行的想法和规定了旅行的目的 地,但他们申请的原因是相当清楚的。到国外去旅行,可以使他同家庭和亲 友的关系暂时和缓下来。这样,他就有可能既为新政府服务,又不致于使自 己的名誉过分炔地或过分严重地受到影响。当然,托克维尔本人对改革监狱 制度也很关心,因为他父亲吃过蹲监狱的苦头,而他本人的短期法官经历, 也使他有机会了解法国监狱制度的落后情况。此外,他也想提出建议,改革 已在法国引起激烈争议的刑法典。显然,个人的雄心壮志对这一决定也起了 很大的作用。如果资产阶级的君主政体持久存在下去,则对初创的中产阶级 社会进行的现场观察,就可能给托克维尔和博蒙两人所渴望的政治生涯带来 好处。从1830年11月起,托克维尔就有意写一本书论述美国;1831年2月, 这个想法促使他要就“人人都在谈论但谁也说不清楚”的美国制度如何具体 地发生作用的问题举行一次“详尽的和尽量偏重学术的”讨论会。一个作家 能就这个题目成功地写出一部书,他就很有希望一举成名,因为他要说明民 之一词的含义,而民主这个词甚至当时在法国也被一小撮有名的空谈理论家 说成是“完全过时的了”。因此,1830年11月,他们二人提请停薪留职, 以便去美国研究那里的监狱生活条件。他们去托他们可能请到的知名人士从 中说项,经过大约三个月的争论和研究,司法大臣才还有点不放心地批准了 他们的申请。他们事先请一些人对他们介绍情况,其中有夏多勃里昂,大约 还有拉法夷特。法国监狱典狱长还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去见几位美国人,而著 名的律师爱德华·利文斯顿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还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一些有 关美国的书籍,并在旅途中随身带着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政治经济学》。 他们于1831年4月2日上船,途中抓紧一切机会研究同船人的思想动态。38 天后,他们在纽约舍舟登陆。 我们应该感谢G.W,皮尔逊教授,他经过精心的研究,对托克维尔和博 蒙在美国的旅程作了差不多是逐日的总结①。根据皮尔逊的著作,我们知道他 们二人到过什么地方,同什么人接触过,在美国逗留期间得到了那些印象。 虽然他们把可用的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调查监狱制度,所会见的人物大部分 是同他们讨论刑罚问题的,但是他们对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显然很感兴 趣。他们的主要考察地区是新英格兰,但他们也访问了五大湖地区和加拿大, 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新奥尔良和查尔斯顿。他们曾特意到华盛顿去就地了 解联邦政府的组织结构。他们访问过印第安人的巧克陶部。他们结识了许多 美国知名人士:上自在白宫亲自接见他们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下至艾伯 ①皮尔逊: 《托克维尔和博蒙在美国》,纽约,1938年

克外交大臣推行的政策,不知不觉地使查理十世走向了失败。托克维尔毫不 怀疑,革命一触即发,虽然他目睹了 1830 年的使人心惊肉跳的“三天”,但 他始终认为这正是应验了预言。他早已是波旁王朝的法官,而现又要决心宣 誓效忠路易·菲力浦的新王朝,所以他在宣誓时必将“非常痛心”,并知道 这一决定必然引起家庭的激烈反对和被大部分亲友离弃。尽管他一再宣称他 内心坦然自若,但在当时他写给未婚妻的几封信中却清楚地表明,他的决定 使他感到处境困难和孤独。1830 年 10 月间,当种种迹象表明新政府有意要 他重新宣誓时,他就毫不迟疑地决定必须立即摆脱这一尴尬处境。 正是在这种心情下,托克维尔才同他的友人博蒙一同申请停薪留职,要 求访问美国,并答应回国后对美国的监狱管理制度最近发生的变化作出报 告。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人是谁先产生了这次旅行的想法和规定了旅行的目的 地,但他们申请的原因是相当清楚的。到国外去旅行,可以使他同家庭和亲 友的关系暂时和缓下来。这样,他就有可能既为新政府服务,又不致于使自 己的名誉过分炔地或过分严重地受到影响。当然,托克维尔本人对改革监狱 制度也很关心,因为他父亲吃过蹲监狱的苦头,而他本人的短期法官经历, 也使他有机会了解法国监狱制度的落后情况。此外,他也想提出建议,改革 已在法国引起激烈争议的刑法典。显然,个人的雄心壮志对这一决定也起了 很大的作用。如果资产阶级的君主政体持久存在下去,则对初创的中产阶级 社会进行的现场观察,就可能给托克维尔和博蒙两人所渴望的政治生涯带来 好处。从 1830 年 11 月起,托克维尔就有意写一本书论述美国;1831 年 2 月, 这个想法促使他要就“人人都在谈论但谁也说不清楚”的美国制度如何具体 地发生作用的问题举行一次“详尽的和尽量偏重学术的”讨论会。一个作家 能就这个题目成功地写出一部书,他就很有希望一举成名,因为他要说明民 之一词的含义,而民主这个词甚至当时在法国也被一小撮有名的空谈理论家 说成是“完全过时的了”。因此,1830 年 11 月,他们二人提请停薪留职, 以便去美国研究那里的监狱生活条件。他们去托他们可能请到的知名人士从 中说项,经过大约三个月的争论和研究,司法大臣才还有点不放心地批准了 他们的申请。他们事先请一些人对他们介绍情况,其中有夏多勃里昂,大约 还有拉法夷特。法国监狱典狱长还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去见几位美国人,而著 名的律师爱德华·利文斯顿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还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一些有 关美国的书籍,并在旅途中随身带着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政治经济学》。 他们于 1831 年 4 月 2 日上船,途中抓紧一切机会研究同船人的思想动态。38 天后,他们在纽约舍舟登陆。 我们应该感谢 G.W,皮尔逊教授,他经过精心的研究,对托克维尔和博 蒙在美国的旅程作了差不多是逐日的总结①。根据皮尔逊的著作,我们知道他 们二人到过什么地方,同什么人接触过,在美国逗留期间得到了那些印象。 虽然他们把可用的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调查监狱制度,所会见的人物大部分 是同他们讨论刑罚问题的,但是他们对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显然很感兴 趣。他们的主要考察地区是新英格兰,但他们也访问了五大湖地区和加拿大, 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新奥尔良和查尔斯顿。他们曾特意到华盛顿去就地了 解联邦政府的组织结构。他们访问过印第安人的巧克陶部。他们结识了许多 美国知名人士:上自在白宫亲自接见他们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下至艾伯 ① 皮尔逊:《托克维尔和博蒙在美国》,纽约,1938 年

特·加勒廷、纽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肯特、约翰·昆西·亚当斯、弗朗西斯·利 怕和贾雷德·斯帕克斯等人。他们与杰克逊总统的友好会见虽然只是礼节性 的,但对其他人的拜访,正如皮尔逊教授指出的,却对他们的观点的形成具 有重大的影响。他们还同几乎代表美国生活各个方面的其他男男女女进行了 较短时间的交谈。他们提出了无数问题。托克维尔的家信或他的笔记和日记, 使我们清楚地知道他在哪些方面事先拟好了问题和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不同 答案。 毫无疑问,托克维尔也漏掉了许多东西。比如,他们在加拿大访问时, 只限于会见法裔居民并同他们进行讨论,结果妨碍了他们全面地掌握加拿大 问题的实质。他们感到法裔加拿大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受到胜利者不列颠人 的压迫;而且认为他们应当过上昔日在法国那样的生活,成为法国人的后代。 托克维尔有时也轻率地接受某个名人,比如贾雷德·斯帕克斯的理论,而没 有深刻研究名人用以作结论的证据。他太容易轻信美国报纸对政治问题所作 的恶毒评论。但是,同当时的仍须经过政府检查的法国报纸比较一下,就可 以便他知道美国报纸的撰稿人所要证实的东西只是他自己所接受的印象,而 不是本人的见解。当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埃勒里·钱宁告诉他宗教是美国 民主的主要保障之一时,他忘记了亚当斯曾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宣传不信宗教 的结果,忘记了钱宁不仅是个著名的上帝一位论者,而且也曾积极维护他个 人的信仰。钱宁认为他个人的信仰是一种与自然宗教差不多的宗教,而自然 宗教本身就是向接受无神论迈出了一大步。 但是,他那追根问底的求教精神是值得佩服的。他去美国,一部分自然 是为了摆脱在法国的尴尬处境,但有一部分是出于一种雄心,即希望自己一 举成名,如果可能,还想在那里发现美国生活方式中一些使法国采用后既能 保持国家强大又能顺应走向平等的潮流的因素。他坚决相信,欧洲文明的任 何部分都不能顶住这一潮流。如不充分注意托克维尔的旅美经历与他初到纽 约时所持的一套原则(用“信念”一词,可能更恰当一些)之间存在的联系, 是不可能理解皮尔逊为我们整理出来的那些珍贵资料的。托克维尔不是民主 主义者,他的最大希望首先是找到可以限制暴政和特权的方式与方法,因为 他认为暴政和特权是社会动荡不已的根源。他相信国家权力的广泛分散是限 制暴政和特权的良好办法,但他对普选却毫无兴趣。充其量说,他不过是古 典学派自由经济的信徒,但他又确信政府通过增加公民之间的交通手段(比 如,修筑道路和开凿运河)和办好邮政服务,能给全国人民办许多好事。他 虽然不希望国家政权和任何教会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但又认为社会的安宁和 民情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该社会的成员具有宗教信仰,甚至推测一个教会的 信仰越没有教条,似乎就越难维护社会的基础。他去美国的时候,就相信立 宪君主的政绩要比共和国的好。后来,他仍然这样认为,并举出一些理由, 说这部分地来因于政党的有害的捣乱精神,部分地来因于地大物博使人们不 去争夺政权,而把精力用到谋求生活舒适和发财致富方面。他认为,美国人 的幸运在于他们的历史是“一张白纸”,而不在于他们独具世界上最先进的 实际政治修养。他认为美国人之能够享有自由,不仅仅是因为彻底的分权使 地方政府可以有余地去影响全国政治,而且也是因为人们在继承“陪审制度” 的长期历史传统当中养成了“最直接地行使人民主权”的习惯。 托克维尔在旅途中访问的地方越多,越感到法国的社会制度矛盾重重。 路易十八的《一八一四年宪章》基本上是贵族性质的;但是,自从法国的民

特·加勒廷、纽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肯特、约翰·昆西·亚当斯、弗朗西斯·利 怕和贾雷德·斯帕克斯等人。他们与杰克逊总统的友好会见虽然只是礼节性 的,但对其他人的拜访,正如皮尔逊教授指出的,却对他们的观点的形成具 有重大的影响。他们还同几乎代表美国生活各个方面的其他男男女女进行了 较短时间的交谈。他们提出了无数问题。托克维尔的家信或他的笔记和日记, 使我们清楚地知道他在哪些方面事先拟好了问题和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不同 答案。 毫无疑问,托克维尔也漏掉了许多东西。比如,他们在加拿大访问时, 只限于会见法裔居民并同他们进行讨论,结果妨碍了他们全面地掌握加拿大 问题的实质。他们感到法裔加拿大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受到胜利者不列颠人 的压迫;而且认为他们应当过上昔日在法国那样的生活,成为法国人的后代。 托克维尔有时也轻率地接受某个名人,比如贾雷德·斯帕克斯的理论,而没 有深刻研究名人用以作结论的证据。他太容易轻信美国报纸对政治问题所作 的恶毒评论。但是,同当时的仍须经过政府检查的法国报纸比较一下,就可 以便他知道美国报纸的撰稿人所要证实的东西只是他自己所接受的印象,而 不是本人的见解。当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埃勒里·钱宁告诉他宗教是美国 民主的主要保障之一时,他忘记了亚当斯曾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宣传不信宗教 的结果,忘记了钱宁不仅是个著名的上帝一位论者,而且也曾积极维护他个 人的信仰。钱宁认为他个人的信仰是一种与自然宗教差不多的宗教,而自然 宗教本身就是向接受无神论迈出了一大步。 但是,他那追根问底的求教精神是值得佩服的。他去美国,一部分自然 是为了摆脱在法国的尴尬处境,但有一部分是出于一种雄心,即希望自己一 举成名,如果可能,还想在那里发现美国生活方式中一些使法国采用后既能 保持国家强大又能顺应走向平等的潮流的因素。他坚决相信,欧洲文明的任 何部分都不能顶住这一潮流。如不充分注意托克维尔的旅美经历与他初到纽 约时所持的一套原则(用“信念”一词,可能更恰当一些)之间存在的联系, 是不可能理解皮尔逊为我们整理出来的那些珍贵资料的。托克维尔不是民主 主义者,他的最大希望首先是找到可以限制暴政和特权的方式与方法,因为 他认为暴政和特权是社会动荡不已的根源。他相信国家权力的广泛分散是限 制暴政和特权的良好办法,但他对普选却毫无兴趣。充其量说,他不过是古 典学派自由经济的信徒,但他又确信政府通过增加公民之间的交通手段(比 如,修筑道路和开凿运河)和办好邮政服务,能给全国人民办许多好事。他 虽然不希望国家政权和任何教会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但又认为社会的安宁和 民情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该社会的成员具有宗教信仰,甚至推测一个教会的 信仰越没有教条,似乎就越难维护社会的基础。他去美国的时候,就相信立 宪君主的政绩要比共和国的好。后来,他仍然这样认为,并举出一些理由, 说这部分地来因于政党的有害的捣乱精神,部分地来因于地大物博使人们不 去争夺政权,而把精力用到谋求生活舒适和发财致富方面。他认为,美国人 的幸运在于他们的历史是“一张白纸”,而不在于他们独具世界上最先进的 实际政治修养。他认为美国人之能够享有自由,不仅仅是因为彻底的分权使 地方政府可以有余地去影响全国政治,而且也是因为人们在继承“陪审制度” 的长期历史传统当中养成了“最直接地行使人民主权”的习惯。 托克维尔在旅途中访问的地方越多,越感到法国的社会制度矛盾重重。 路易十八的《一八一四年宪章》基本上是贵族性质的;但是,自从法国的民

法典也象美国那样否定了长子继承特权以后,贵族政治的精神已被平等的思 潮所取代,平等的思潮在法国也象在美国一样必将取得胜利。托克维尔认为, 任何政府都不能阻止这一思潮的发展,充其量只能以法律把它范围起来。然 而,美国制度的特点在于使多数管理国家,并通过法律使多数受到最大的尊 敬,而这个多数又被社会上的最有教养的阶级所领导。尽管美国社会有许多 缺点,但它确实有其伟大之处。那里的人是自由的,他们的精神是独立自主 的,他们有自信心并善于合作。他们的这些品质,也在限制国家的那种总是 保护特权,从而限制个人的独创情神的“家长式统治”的需求。成年人选举 权实际上意味着每个美国白人都有投票权。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 经济发展没有止境,没有封闭社会的那套体制,财产也不可能过分地集中到 少数人手中。托克维尔说,如果历史的未来就在于走向这样的平等,那未对 于法国来说,再没有比学到美国获得成功的重大秘密更为重要的了。 随着在旅美途中的深入考察,托克维尔对这种观点又不断增添了新的内 容。他坚信,设在华盛顿的中央政府或各州的中央政府权力不大,有两大好 处:一方面可以避免过分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可以对每个地方的本身利益提 供强有力的刺激。但是,他同接待他的美国人的交谈,尤其是他同艾怕特·加 勒廷和纽约州立法机构的克林顿集团首领约翰·坎菲尔德·斯潘塞的交谈, 表明他对报纸的种数的众多,对两院立法制的存在,对临时更换陪审员和律 师的规定,以及对大量的不同教派的共存,都相当满意。他原以为,这样多 教派的林立,必然强制人们去维护自己所信的教派,但他看到的和谐的道德 风尚,又使他消除了这种怀疑。 托克维尔还进行过其他一些暂短的会见。他从这些会见得出的结论,表 明他的直观推理能力非常敏捷。他和博蒙一同在荒漠中度过的难忘的两星 期,使他确认美国当时的西部边疆与其说是一个停脚点,不如说是一条使人 们很快就能达到太平洋的大路。这条道路虽然只能使他依稀看到拓荒者当年 留下的建设痕迹,但无论如何它是后来政治和社会革新的基础。他认为,印 第安人的品质比美国殖民者评定的高尚得多。但是,他面对印第安人的这些 美德,却没有象夏多勃里昂和费尼莫尔·库珀那样在他们的娓娓动听的浪漫 主义描写中学着卢梭赞美高尚的野蛮人。毫无疑问,印第安人在商品化社会 必然产生的压迫下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由于征服者美 国人给印第安人安排的条件,印第安人既十分懒于又十分懈于适应征服者对 他们提出的要求。他同博蒙先生一样,对美国人奴役黑人非常气愤,而且我 们可以看到,他在从俄亥俄到肯塔基的途中所描述的奴役黑人的最坏后果, 主要是使奴隶主迟钝和粗野了,而不是使奴隶对自己的权利漠不关心了。他 承认波士顿的大主教们的态度高尚,同时也指出他们的态度比纽约的大主教 好。他接着指出,这种差异应当归因于在波士顿有一个悠闲阶级,他们继承 了大量的家产,有足够的金钱,不必去经营实业。这个阶级无疑同欧洲的上 层社会人士相似。当然,这个阶级的人数不多。还应当指出,他很快就看出 丹尼尔·韦伯斯特首先是一个大野心家,特别贪图掌握政权。他看到美国的 工作人员有严守时刻的习惯,并认为这是经常劳动的结果。他也指出美国人 对门第没有成见,只要双方互有情感,出身不会成为结婚的障碍。 托克维尔在波士顿同哈佛大学校长昆西讨论地方自治政府的意义和美国 的尚未开发的广大土地之后,认为自己才开始看到对个人发展很少限制的行 政管理所起的重大作用。托克维尔认为,如果一个这样的人打算进行某一公

法典也象美国那样否定了长子继承特权以后,贵族政治的精神已被平等的思 潮所取代,平等的思潮在法国也象在美国一样必将取得胜利。托克维尔认为, 任何政府都不能阻止这一思潮的发展,充其量只能以法律把它范围起来。然 而,美国制度的特点在于使多数管理国家,并通过法律使多数受到最大的尊 敬,而这个多数又被社会上的最有教养的阶级所领导。尽管美国社会有许多 缺点,但它确实有其伟大之处。那里的人是自由的,他们的精神是独立自主 的,他们有自信心并善于合作。他们的这些品质,也在限制国家的那种总是 保护特权,从而限制个人的独创情神的“家长式统治”的需求。成年人选举 权实际上意味着每个美国白人都有投票权。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 经济发展没有止境,没有封闭社会的那套体制,财产也不可能过分地集中到 少数人手中。托克维尔说,如果历史的未来就在于走向这样的平等,那未对 于法国来说,再没有比学到美国获得成功的重大秘密更为重要的了。 随着在旅美途中的深入考察,托克维尔对这种观点又不断增添了新的内 容。他坚信,设在华盛顿的中央政府或各州的中央政府权力不大,有两大好 处:一方面可以避免过分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可以对每个地方的本身利益提 供强有力的刺激。但是,他同接待他的美国人的交谈,尤其是他同艾怕特·加 勒廷和纽约州立法机构的克林顿集团首领约翰·坎菲尔德·斯潘塞的交谈, 表明他对报纸的种数的众多,对两院立法制的存在,对临时更换陪审员和律 师的规定,以及对大量的不同教派的共存,都相当满意。他原以为,这样多 教派的林立,必然强制人们去维护自己所信的教派,但他看到的和谐的道德 风尚,又使他消除了这种怀疑。 托克维尔还进行过其他一些暂短的会见。他从这些会见得出的结论,表 明他的直观推理能力非常敏捷。他和博蒙一同在荒漠中度过的难忘的两星 期,使他确认美国当时的西部边疆与其说是一个停脚点,不如说是一条使人 们很快就能达到太平洋的大路。这条道路虽然只能使他依稀看到拓荒者当年 留下的建设痕迹,但无论如何它是后来政治和社会革新的基础。他认为,印 第安人的品质比美国殖民者评定的高尚得多。但是,他面对印第安人的这些 美德,却没有象夏多勃里昂和费尼莫尔·库珀那样在他们的娓娓动听的浪漫 主义描写中学着卢梭赞美高尚的野蛮人。毫无疑问,印第安人在商品化社会 必然产生的压迫下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由于征服者美 国人给印第安人安排的条件,印第安人既十分懒于又十分懈于适应征服者对 他们提出的要求。他同博蒙先生一样,对美国人奴役黑人非常气愤,而且我 们可以看到,他在从俄亥俄到肯塔基的途中所描述的奴役黑人的最坏后果, 主要是使奴隶主迟钝和粗野了,而不是使奴隶对自己的权利漠不关心了。他 承认波士顿的大主教们的态度高尚,同时也指出他们的态度比纽约的大主教 好。他接着指出,这种差异应当归因于在波士顿有一个悠闲阶级,他们继承 了大量的家产,有足够的金钱,不必去经营实业。这个阶级无疑同欧洲的上 层社会人士相似。当然,这个阶级的人数不多。还应当指出,他很快就看出 丹尼尔·韦伯斯特首先是一个大野心家,特别贪图掌握政权。他看到美国的 工作人员有严守时刻的习惯,并认为这是经常劳动的结果。他也指出美国人 对门第没有成见,只要双方互有情感,出身不会成为结婚的障碍。 托克维尔在波士顿同哈佛大学校长昆西讨论地方自治政府的意义和美国 的尚未开发的广大土地之后,认为自己才开始看到对个人发展很少限制的行 政管理所起的重大作用。托克维尔认为,如果一个这样的人打算进行某一公

益事业,比如说创办一座医院或一所中学,则他可能更容易得到国人的同情 和自愿合作,比向政府求援还有效。当然,一个人的行动肯定没有公家的行 动大。但是,如果大家的力量加在一起,同心协力,共同努力,效益就将大 得托克维尔在旅美的最后儿个月,思想上开始产生一些疑窦。追求物质享受 的热情是不是有点过分?财产上的悬殊是不是会妨碍追求实际的政治平等的 努力?经常改选果真能够防止在任的当权者实行暴政?或者反过来说,如果 在任的当权者不讨好他的选民,他是不是还能保住他的职位?这样的选举会 不会妨碍优秀人物报名参加竞选?它会不会妨碍政府将一项巨大的政治计划 贯彻到底?他访问宾夕法尼亚州时同人们交谈之后,思想上就产生了这些疑 窦。在巴尔的摩,人们告诉他:统治美国的是律师。巴尔的摩的拉特罗布先 生向他解释说:如果财产太平均了,则杰出的人物就不会大多;在北部由于 商业突飞猛进,才使一些实业家对社会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在舆论方面, 多数要求照他们所希望的最小公约数来征税,而安德鲁·杰克逊的当选总统, 则证明军功对共和制度发生了“有害的影响”。有些人也和他一样,都异口 同声的说:民主不适于办理外交。 托克维尔逐渐得出结论,认为共和制度对美国北方比对美国南方更为适 宜。他日益加深地确信,一个国家的地理特点和民情比它的法制更为有力, 虽说法制有利于民情的形成,但民情中有一种比任何法制都更为有力的东 西,而且这种东西能把人民所创造的法制中存在的最坏东西消灭干净。当他 发现文明的传播未使杰出人物辈出,而下层阶级的消灭又不等于上层阶级的 出现时,感到如坠人五里雾中,无法理解。这个使他困惑不解之谜,又促使 他作出如下论断:尽管美国人民对本国政府的了解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深刻, 但缺乏伟人领导国家。言论自由之广泛已使他感到吃惊,而当时存在的结社 自由,既受到他的赞美,又使他目瞪口呆。特别是在他同银行家尼古拉斯·比 德尔进行一次有趣的谈话之后,使他更硼大惑不解,因为他未能发现美国的 政党也象他在欧洲所见到的那样是为了实现伟大的思想而组建的。比德尔满 怀信心地告诉他,只有总统和国会短兵相接,美国的事情才能进行得最好, 而我国制度的优越性的最好证明,则是没有政府我们仍能容易存在下去,没 有行政的管理我们照样前进。他听完之后,真是感到闻所未闻。在1831年 11月将要结束旅行时,他在长期的旅游考察中积累的丰富材料,通过他的广 泛概括和透彻洞察而开始开花结果。在匹兹堡和在俄亥俄州时,他就已经指 出:最多不过30年,那时决心来这一带定居的移民就难于发财致富,如果他 们想要发财致富,就不得不投奔新的地区。他开始认识到,虽然出身和才干 在美国也有一定的作用,但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自然标尺却是金钱。他认为, 美国人是一个对精神享受最不感兴趣的民族。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多赚钱,他 们对财富有一种崇拜思想。据他观察,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在法 国,出身和职业的不同,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了永久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壁障; 而在美国,这方面的差别并不妨害结婚。简而言之,在美国社会有一种灵活 性,可以使人不考虑法国的那种为区别阶级而任意规定的条条框框。当然, 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也有差异,但人们总是希望排除这些差异。于是,产生 一个重要的效果,即在美国,任何阶级都感到在发展上不受阻碍。他对联邦 能否把如此广大和如此参差不齐的国土团结得固若金汤,曾表示过一些怀

益事业,比如说创办一座医院或一所中学,则他可能更容易得到国人的同情 和自愿合作,比向政府求援还有效。当然,一个人的行动肯定没有公家的行 动大。但是,如果大家的力量加在一起,同心协力,共同努力,效益就将大 得托克维尔在旅美的最后儿个月,思想上开始产生一些疑窦。追求物质享受 的热情是不是有点过分?财产上的悬殊是不是会妨碍追求实际的政治平等的 努力?经常改选果真能够防止在任的当权者实行暴政?或者反过来说,如果 在任的当权者不讨好他的选民,他是不是还能保住他的职位?这样的选举会 不会妨碍优秀人物报名参加竞选?它会不会妨碍政府将一项巨大的政治计划 贯彻到底?他访问宾夕法尼亚州时同人们交谈之后,思想上就产生了这些疑 窦。在巴尔的摩,人们告诉他:统治美国的是律师。巴尔的摩的拉特罗布先 生向他解释说:如果财产太平均了,则杰出的人物就不会大多;在北部由于 商业突飞猛进,才使一些实业家对社会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在舆论方面, 多数要求照他们所希望的最小公约数来征税,而安德鲁·杰克逊的当选总统, 则证明军功对共和制度发生了“有害的影响”。有些人也和他一样,都异口 同声的说:民主不适于办理外交。 托克维尔逐渐得出结论,认为共和制度对美国北方比对美国南方更为适 宜。他日益加深地确信,一个国家的地理特点和民情比它的法制更为有力, 虽说法制有利于民情的形成,但民情中有一种比任何法制都更为有力的东 西,而且这种东西能把人民所创造的法制中存在的最坏东西消灭干净。当他 发现文明的传播未使杰出人物辈出,而下层阶级的消灭又不等于上层阶级的 出现时,感到如坠人五里雾中,无法理解。这个使他困惑不解之谜,又促使 他作出如下论断:尽管美国人民对本国政府的了解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深刻, 但缺乏伟人领导国家。言论自由之广泛已使他感到吃惊,而当时存在的结社 自由,既受到他的赞美,又使他目瞪口呆。特别是在他同银行家尼古拉斯·比 德尔进行一次有趣的谈话之后,使他更硼大惑不解,因为他未能发现美国的 政党也象他在欧洲所见到的那样是为了实现伟大的思想而组建的。比德尔满 怀信心地告诉他,只有总统和国会短兵相接,美国的事情才能进行得最好, 而我国制度的优越性的最好证明,则是没有政府我们仍能容易存在下去,没 有行政的管理我们照样前进。他听完之后,真是感到闻所未闻。在 1831 年 11 月将要结束旅行时,他在长期的旅游考察中积累的丰富材料,通过他的广 泛概括和透彻洞察而开始开花结果。在匹兹堡和在俄亥俄州时,他就已经指 出:最多不过 30 年,那时决心来这一带定居的移民就难于发财致富,如果他 们想要发财致富,就不得不投奔新的地区。他开始认识到,虽然出身和才干 在美国也有一定的作用,但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自然标尺却是金钱。他认为, 美国人是一个对精神享受最不感兴趣的民族。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多赚钱,他 们对财富有一种崇拜思想。据他观察,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在法 国,出身和职业的不同,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了永久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壁障; 而在美国,这方面的差别并不妨害结婚。简而言之,在美国社会有一种灵活 性,可以使人不考虑法国的那种为区别阶级而任意规定的条条框框。当然, 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也有差异,但人们总是希望排除这些差异。于是,产生 一个重要的效果,即在美国,任何阶级都感到在发展上不受阻碍。他对联邦 能否把如此广大和如此参差不齐的国土团结得固若金汤,曾表示过一些怀

疑。他对华盛顿政府把国家的重要职位分给执政党的党员和支持者的制度① 的效果,也曾有过疑惑。从欧洲迁来的广大移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抛弃 过去的一切的新社会。这个崭新社会一点也不重视它所继承的传统,它对祖 先的才智也不感兴趣。托克维尔从调查中了解到南方黑人的处境,所以不能 不为蓄奴制的惨淡前景表示深切的不安。他认为蓄奴制是一种具有破坏作用 的劳动制度,只能使奴隶主养尊处优和颓废下去。 但是,托克维尔的这些感受,清楚地表明他被美国人生活的活力和快速 节奏打动到什么程度。思想和实业以飞快的速度齐头并行。人们不仅深刻了 解本国的自然资源,而且也深刻了解开发资源所需的人才。在美国,没有什 么静止不动的东西;有时,人们对一项公共工程比如伊利运河的重要性还未 了解,但国家已经着手开凿了。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企业,没有任何死规定 因强求某种一致性而阻止人们不断革新。只有纽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肯特那 样的保守派,才会害怕各种公司的迅速发展。托克维尔认为,组织公司是激 发人们从事劳动所需的积极性的有益措施。他确信,一个自立自主的民族, 即使某一法律有益,但它如不受人们欢迎,也不会去制定它。他知道,除非 有某种危机要求加重税收和进行必要的征兵,就不用指望美国人会放弃民 主。当托克维尔上船离开美国的时候,他承认自己虽然在美国学到了很多东 西,但又思忖美国的民主能否持久。他概述了他认为欧洲文明不可避免地要 走的道路:但对如此开阔的远景的评价,他的心里仍然没有谱。 三 托克维尔在旅美期间曾就所讨论的问题或提问,向许多人请教。任何人 如不事先了解他同这些人接触的意义,即不了解这些人之所谈都是个人的亲 身经历,并且是托克维尔回到法国后写作本书时所表达的观点的主要根据, 就无法理解他所接触的人的名单为什么长得惊人①托克维尔也阅读了许多书 刊。他从美国带回一大堆书籍和文件,不过后者绝大多数是有关监狱制度改 革的。此外,他一开始写作,就大量利用了自己的藏书,王家图书馆可能找 到的图书,美国使馆的藏书,朋友的尤其是美国朋友的藏书。他看过联邦政 府和各州政府的若干法规、年鉴和档案,读过如杰斐逊论述弗吉尼亚州之类 的经典著作,如马歇尔的《华盛顿生平》之类的传记,如托马斯·哈钦森关 于马萨诸塞和杰里米·贝尔纳普关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历史著作。他还测览过 许多古书,其中最著名的有科顿·马瑟《基督教美洲传教史》。托克维尔显 然特别下功夫参考了法学著作,如斯托里和肯特的法学著作,当然还有《联 邦党人文集》。据皮尔逊统计①,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引用过70多部著 作,并且通读过20多部著作。应当特别指出,正如托克维尔自己向博蒙说过 的那样,他极力不读他同时代人在这方面的著作,如詹姆斯·西尔克·白金 汉或哈里特·马蒂诺以及他的法国同胞米歇尔·谢瓦利埃等人的著作。我认 为他之所以如此,一部分是因为他不愿意因试图参考访问过美国的其他作家 的观感而搅乱自己的直接印象,一部分是因为他要避免任何强有力的相反思 D“分赃制”(Spoils System)。 ①皮尔逊曾列出他的美国朋友的名单,不过这个名单没有太大价值。见前引皮尔逊著作第782—786页。 ①见前引皮尔逊著作第727-730页

疑。他对华盛顿政府把国家的重要职位分给执政党的党员和支持者的制度① 的效果,也曾有过疑惑。从欧洲迁来的广大移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抛弃 过去的一切的新社会。这个崭新社会一点也不重视它所继承的传统,它对祖 先的才智也不感兴趣。托克维尔从调查中了解到南方黑人的处境,所以不能 不为蓄奴制的惨淡前景表示深切的不安。他认为蓄奴制是一种具有破坏作用 的劳动制度,只能使奴隶主养尊处优和颓废下去。 但是,托克维尔的这些感受,清楚地表明他被美国人生活的活力和快速 节奏打动到什么程度。思想和实业以飞快的速度齐头并行。人们不仅深刻了 解本国的自然资源,而且也深刻了解开发资源所需的人才。在美国,没有什 么静止不动的东西;有时,人们对一项公共工程比如伊利运河的重要性还未 了解,但国家已经着手开凿了。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企业,没有任何死规定 因强求某种一致性而阻止人们不断革新。只有纽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肯特那 样的保守派,才会害怕各种公司的迅速发展。托克维尔认为,组织公司是激 发人们从事劳动所需的积极性的有益措施。他确信,一个自立自主的民族, 即使某一法律有益,但它如不受人们欢迎,也不会去制定它。他知道,除非 有某种危机要求加重税收和进行必要的征兵,就不用指望美国人会放弃民 主。当托克维尔上船离开美国的时候,他承认自己虽然在美国学到了很多东 西,但又思忖美国的民主能否持久。他概述了他认为欧洲文明不可避免地要 走的道路:但对如此开阔的远景的评价,他的心里仍然没有谱。 三 托克维尔在旅美期间曾就所讨论的问题或提问,向许多人请教。任何人 如不事先了解他同这些人接触的意义,即不了解这些人之所谈都是个人的亲 身经历,并且是托克维尔回到法国后写作本书时所表达的观点的主要根据, 就无法理解他所接触的人的名单为什么长得惊人①。托克维尔也阅读了许多书 刊。他从美国带回一大堆书籍和文件,不过后者绝大多数是有关监狱制度改 革的。此外,他一开始写作,就大量利用了自己的藏书,王家图书馆可能找 到的图书,美国使馆的藏书,朋友的尤其是美国朋友的藏书。他看过联邦政 府和各州政府的若干法规、年鉴和档案,读过如杰斐逊论述弗吉尼亚州之类 的经典著作,如马歇尔的《华盛顿生平》之类的传记,如托马斯·哈钦森关 于马萨诸塞和杰里米·贝尔纳普关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历史著作。他还测览过 许多古书,其中最著名的有科顿·马瑟《基督教美洲传教史》。托克维尔显 然特别下功夫参考了法学著作,如斯托里和肯特的法学著作,当然还有《联 邦党人文集》。据皮尔逊统计①,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引用过 70 多部著 作,并且通读过 20 多部著作。应当特别指出,正如托克维尔自己向博蒙说过 的那样,他极力不读他同时代人在这方面的著作,如詹姆斯·西尔克·白金 汉或哈里特·马蒂诺以及他的法国同胞米歇尔·谢瓦利埃等人的著作。我认 为他之所以如此,一部分是因为他不愿意因试图参考访问过美国的其他作家 的观感而搅乱自己的直接印象,一部分是因为他要避免任何强有力的相反思 ① “分赃制”(Spoils System)。 ① 皮尔逊曾列出他的美国朋友的名单,不过这个名单没有太大价值。见前引皮尔逊著作第 782—786 页。 ① 见前引皮尔逊著作第 727—730 页

潮打乱他显然认为是自己的独特见解和个人直观的感受。 事实是除了少数细节之外,他很少依靠书籍。尽管他在巴黎雇用了两个 美国青年帮助他进行研究,但根据这两个青年本人说,他们除了对资料分门 别类整理之外,很少帮助他做其他工作。这一点,由两个青年中的一个在1835 年回到美国后才知道托克维尔在写书一事可以证明⑦。但是,有些人的指责也 很可笑。比如,斯托里就曾含沙射影地指责托克维尔在引用当时的名著《美 国法释义》和《联邦党人文集》而不注出处。大家知道,托克维尔非常了解 这两部著作,而且很相信它们并经常加以引用。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出, 托克维尔在引用这西部著作时,也象利用贾雷德·斯帕克斯和约翰·坎菲尔 德·斯潘塞等人向他提供的材料一样,虽然借用了它们,但却作了重新组织, 取其精华,去伪存真,使事物恢复了原来的面貌。有时,他的判断并不正确, 或者说缺乏真知的见。比如说,他始终没有理解美国政党制度的机制和意义。 有时,他也很武断,比如他对安德鲁·杰克逊的轻蔑评价,在他的书出版16 年以后,还使托马斯·哈特·本顿表示不满。实际上,托克维尔总是用法国 贵族的眼光去看美国,他宁愿同一个罗马天主教神甫站在一起,也不愿意同 一个基督教牧师站在一起,他宁愿到波士顿的沙龙去,也不愿意到孟斐斯的 酒巴间去。人们也不能否认,他对自己收集的大部分材料十分珍惜,在整理 它们的时候唯恐安排不当,可以说象一个昆虫学家似的,尽可能把自己的蝴 蝶标本排列得好看一些。显然,托克维尔应当多多感谢他曾详细请教过的那 些人,而博蒙就是其中之一。任何人只要读过博蒙的《玛丽》(一部很好的 著作,但后人不愿意承认),就不能不认为,正是两个旅游者在九个月当中 的日以继夜的讨论,才给托克维尔的理论勾出了清晰的轮廓。如果没有一位 他能够信赖并能谅解他的知心朋友伴随旅行,他就不会建立起他的理论。其 实,应当说只是由于博蒙一再写信帮助他,他才得以顺利地写下去的。 无须讳言,不管你从什么角度去看,《论美国的民主》都是托克维尔的 著作,而且在写作意图、写作方法和对比方面,既有缺点又有优点。这显然 是一部怀有感伤情绪的贵族作品,但它却能高瞻远瞩,看出贵族特权的时代 已经日落西山,而一个他所不欢迎的新的阶级,正以飞快的速度走上即将由 它统治的历史舞台。他非常清楚地知道,1830年的革命是法国的君主政体和 贵族阶级为把钟表的指针拨回到1789年以前的时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由 于他认识到旧制度已经过时,所以他开始考虑资产阶级胜利之后法国将会如 何,并使人相信他应当做这样的最后考虑。人们也许要问:既然托克维尔有 了这样的直观认识,那他为什么不试图对已经进入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时 代的大不列颠写一部书呢?我认为原因有二:第一,他觉得英国离法国太近, 不足以避开一方面是由家庭和朋友,另一方面是由路易·菲力浦政府给他造 成的困难处境,而美国却离法国有3000多英里,到那里去以后,因意见分歧 而造成的心理紧张可以被时间和空间缓和,他的家庭和上司都不可能在短期 内把他召回来,使他有机会从过分紧张和神经剧痛中恢复过来;第二,抱着 考察新文明各种特点的目的去访问美国,可以说是等于在新文明传播到欧洲 以前到现场研究它的得失。美国对于托克维尔那个时代的许多法国人特别有 吸引力。法国曾援助美国建立新的共和国;而美国的1779年,则对法国的 1789年的特点画出了主要轮廓。美国是个新国家,托克维尔的亲属夏多勃里 ⑧见前引皮尔逊著作第734页

潮打乱他显然认为是自己的独特见解和个人直观的感受。 事实是除了少数细节之外,他很少依靠书籍。尽管他在巴黎雇用了两个 美国青年帮助他进行研究,但根据这两个青年本人说,他们除了对资料分门 别类整理之外,很少帮助他做其他工作。这一点,由两个青年中的一个在 1835 年回到美国后才知道托克维尔在写书一事可以证明②。但是,有些人的指责也 很可笑。比如,斯托里就曾含沙射影地指责托克维尔在引用当时的名著《美 国法释义》和《联邦党人文集》而不注出处。大家知道,托克维尔非常了解 这两部著作,而且很相信它们并经常加以引用。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出, 托克维尔在引用这西部著作时,也象利用贾雷德·斯帕克斯和约翰·坎菲尔 德·斯潘塞等人向他提供的材料一样,虽然借用了它们,但却作了重新组织, 取其精华,去伪存真,使事物恢复了原来的面貌。有时,他的判断并不正确, 或者说缺乏真知的见。比如说,他始终没有理解美国政党制度的机制和意义。 有时,他也很武断,比如他对安德鲁·杰克逊的轻蔑评价,在他的书出版 16 年以后,还使托马斯·哈特·本顿表示不满。实际上,托克维尔总是用法国 贵族的眼光去看美国,他宁愿同一个罗马天主教神甫站在一起,也不愿意同 一个基督教牧师站在一起,他宁愿到波士顿的沙龙去,也不愿意到孟斐斯的 酒巴间去。人们也不能否认,他对自己收集的大部分材料十分珍惜,在整理 它们的时候唯恐安排不当,可以说象一个昆虫学家似的,尽可能把自己的蝴 蝶标本排列得好看一些。显然,托克维尔应当多多感谢他曾详细请教过的那 些人,而博蒙就是其中之一。任何人只要读过博蒙的《玛丽》(一部很好的 著作,但后人不愿意承认),就不能不认为,正是两个旅游者在九个月当中 的日以继夜的讨论,才给托克维尔的理论勾出了清晰的轮廓。如果没有一位 他能够信赖并能谅解他的知心朋友伴随旅行,他就不会建立起他的理论。其 实,应当说只是由于博蒙一再写信帮助他,他才得以顺利地写下去的。 无须讳言,不管你从什么角度去看,《论美国的民主》都是托克维尔的 著作,而且在写作意图、写作方法和对比方面,既有缺点又有优点。这显然 是一部怀有感伤情绪的贵族作品,但它却能高瞻远瞩,看出贵族特权的时代 已经日落西山,而一个他所不欢迎的新的阶级,正以飞快的速度走上即将由 它统治的历史舞台。他非常清楚地知道,1830 年的革命是法国的君主政体和 贵族阶级为把钟表的指针拨回到 1789 年以前的时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由 于他认识到旧制度已经过时,所以他开始考虑资产阶级胜利之后法国将会如 何,并使人相信他应当做这样的最后考虑。人们也许要问:既然托克维尔有 了这样的直观认识,那他为什么不试图对已经进入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时 代的大不列颠写一部书呢?我认为原因有二:第一,他觉得英国离法国太近, 不足以避开一方面是由家庭和朋友,另一方面是由路易·菲力浦政府给他造 成的困难处境,而美国却离法国有 3000 多英里,到那里去以后,因意见分歧 而造成的心理紧张可以被时间和空间缓和,他的家庭和上司都不可能在短期 内把他召回来,使他有机会从过分紧张和神经剧痛中恢复过来;第二,抱着 考察新文明各种特点的目的去访问美国,可以说是等于在新文明传播到欧洲 以前到现场研究它的得失。美国对于托克维尔那个时代的许多法国人特别有 吸引力。法国曾援助美国建立新的共和国;而美国的 1779 年,则对法国的 1789 年的特点画出了主要轮廓。美国是个新国家,托克维尔的亲属夏多勃里 ② 见前引皮尔逊著作第 7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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