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松:国家法团主义:新加坡基层组织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启示 ”和“下情上达”的“双轨政治”,而基层组织则是双轨政治中的“沟通节点”,帮助政府向民众解释 政策动机和目标,并将民众对政策看法和意见传递上去。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基层组织依托自身在社 区的网络,为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得选票起到重要作用,这体现在动员和组织议员与选民的见面 会、在选举期间将竞选策略的实际效果及时反馈给人民行动党等(孙景峰和李社亮,2010:55-59)。 类似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刻画出了新加坡基层组织的特点、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等,从而论证基层 组织对于人民行动党执政稳定性和新加坡社会发展的作用。然而,这类研究更多地采用描述性分析 来展现基层社区的治理图景,缺少理论建构,目前为止甚至尚未能建立一个合适的概念框架来对新加 坡的社区治理结构与机制进行分析,阻碍了对该领域认识的深化 在这一问题上,建构一个概念框架,并在框架的基础上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对于研究的推动有 方面的作用。第一,概念框架能够帮助硏究者在对治理现状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现状背后的 原因。第二,概念框架的建立使得对不同案例的比较成为可能,并且更为有效。尽管很多研究试图讨 论新加坡的社区治理对于中国的社区建设意味着什么,但是在没有理论框架的情况下,很难对两个案 例进行系统的比较,也就很难得出可靠的比较结论。第三,在概念框架下对不同案例进行比较分析, 最终能够促进理论框架的进一步修正,推动理论的发展。 本文试图针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一个概念框架,用来分析国家与基层组织之间的结构关系 根据该框架中的一系列变量,审视新加坡社区治理的现状。这一审视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找出现状与 理想类型( Ideal Type)之间的差异,而是以理想类型为基准,判断和分析新加坡的社区治理现状、成因 和影响。本文将首先回顾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要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国家与基层组织的概念框 架。之后对新加坡的社区基层组织发展、基层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基层组织网络进行分析,并探讨社 区治理结构所面临的挑战,最后简要讨论国家法团主义对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启示。 二、概念框架 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化经历了多元主义、国家主义、国家在社会中等几种范式,各个范式都 试图对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接,即国家通过何种制度安排来满足社会需求、获取社会支持,以及社 会通过何种机制参与国家治理、实现自身利益进行理论分析。例如,在多元主义理论家眼中,社会中 具有不同利益的个体集合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相互竞争,国家为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和妥协制 定规则、提供平台,但是其本身并不参与到竞争之中(Dah,1961)。这种社会简化主义( Social reduc ionise)的论点遭到国家主义学者的抨击。在他们看来,国家不仅仅是社会利益集团竞争的平台,而 且是具有自身的利益并参与竞争的一个角色。它甚至依靠自身对国家机器的掌握,改变利益集团竞 争的机制,从而控制利益的分配( Skocpol,1985)。不过,无论是国家中心论还是社会中心论(李姿 姿,2008:270-27),都将国家和社会看作是单一角色,具有单一利益,而实际上,无论国家还是社会 都由不同部分组成,也因而具有混合利益格局,国家和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也非简单的零和博 弈,而可能是合作共赢( Evans,1997)。 上述各种理论范式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涉及国家治理过程中利益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分配与 输送的问题,尤其是各类利益团体、组织等在该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功能。一种极端的情况 是在集权主义社会中,国家设立、管理各类团体(例如苏联时期的工会、妇联等组织),使其作为国家 与社会间的“传送带”向民众传达政府政策,同时对民众进行监控(Linz和 Stepan,1996);另一种极端 的情况是在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中形成各类自主组织,它们致力于代表和保护民众利益、参与和监督 政府决策,有的与政府形成互补作用,有的与政府形成竞争或对立关系( Berman,1997;Pye,1999)。 而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国家一组织一社会三者间关系的模式,例如法团主义。 21994-2015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达”和“下情上达”的“双轨政治”,而基层组织则是双轨政治中的“沟通节点”,帮助政府向民众解释 政策动机和目标,并将民众对政策看法和意见传递上去。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基层组织依托自身在社 区的网络,为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得选票起到重要作用,这体现在动员和组织议员与选民的见面 会、在选举期间将竞选策略的实际效果及时反馈给人民行动党等( 孙景峰和李社亮,2010: 55—59) 。 类似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刻画出了新加坡基层组织的特点、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等,从而论证基层 组织对于人民行动党执政稳定性和新加坡社会发展的作用。然而,这类研究更多地采用描述性分析 来展现基层社区的治理图景,缺少理论建构,目前为止甚至尚未能建立一个合适的概念框架来对新加 坡的社区治理结构与机制进行分析,阻碍了对该领域认识的深化。 在这一问题上,建构一个概念框架,并在框架的基础上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对于研究的推动有 三方面的作用。第一,概念框架能够帮助研究者在对治理现状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现状背后的 原因。第二,概念框架的建立使得对不同案例的比较成为可能,并且更为有效。尽管很多研究试图讨 论新加坡的社区治理对于中国的社区建设意味着什么,但是在没有理论框架的情况下,很难对两个案 例进行系统的比较,也就很难得出可靠的比较结论。第三,在概念框架下对不同案例进行比较分析, 最终能够促进理论框架的进一步修正,推动理论的发展。 本文试图针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一个概念框架,用来分析国家与基层组织之间的结构关系, 根据该框架中的一系列变量,审视新加坡社区治理的现状。这一审视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找出现状与 理想类型( Ideal Type) 之间的差异,而是以理想类型为基准,判断和分析新加坡的社区治理现状、成因 和影响。本文将首先回顾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要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国家与基层组织的概念框 架。之后对新加坡的社区基层组织发展、基层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基层组织网络进行分析,并探讨社 区治理结构所面临的挑战,最后简要讨论国家法团主义对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启示。 二、概念框架 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化经历了多元主义、国家主义、国家在社会中等几种范式,各个范式都 试图对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接,即国家通过何种制度安排来满足社会需求、获取社会支持,以及社 会通过何种机制参与国家治理、实现自身利益进行理论分析。例如,在多元主义理论家眼中,社会中 具有不同利益的个体集合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相互竞争,国家为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和妥协制 定规则、提供平台,但是其本身并不参与到竞争之中( Dahl,1961) 。这种社会简化主义( Social Reductionism) 的论点遭到国家主义学者的抨击。在他们看来,国家不仅仅是社会利益集团竞争的平台,而 且是具有自身的利益并参与竞争的一个角色。它甚至依靠自身对国家机器的掌握,改变利益集团竞 争的机制,从而控制利益的分配( Skocpol,1985) 。不过,无论是国家中心论还是社会中心论( 李姿 姿,2008: 270—277) ,都将国家和社会看作是单一角色,具有单一利益,而实际上,无论国家还是社会 都由不同部分组成,也因而具有混合利益格局,国家和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也非简单的零和博 弈,而可能是合作共赢( Evans,1997) 。 上述各种理论范式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涉及国家治理过程中利益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分配与 输送的问题,尤其是各类利益团体、组织等在该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功能。一种极端的情况 是在集权主义社会中,国家设立、管理各类团体( 例如苏联时期的工会、妇联等组织) ,使其作为国家 与社会间的“传送带”向民众传达政府政策,同时对民众进行监控( Linz 和 Stepan,1996) ; 另一种极端 的情况是在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中形成各类自主组织,它们致力于代表和保护民众利益、参与和监督 政府决策,有的与政府形成互补作用,有的与政府形成竞争或对立关系( Berman,1997; Pye,1999) 。 而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国家—组织—社会三者间关系的模式,例如法团主义。 · 94 · 王新松 : 国家法团主义: 新加坡基层组织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