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 词是主导权。就是说，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是双 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逐步上升为思想政治 方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同盟的主导权的争夺。那么，进 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 一步的问题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为什么非要争这个主导权 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 呢？为什么他们要置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 主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 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抛弃发展势头良好的合作前景， 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中 最终走到了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为什么社会主义盟 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非 国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时，就不能相互妥协而保证同盟的 不知道同盟破裂只能有利于他们共同的敌人，从本意讲， 继续？一句话，为什么中苏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由利益来维 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但问题是由谁来当家。两兄弟 系，以利益为准则呢？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争 都要当家，就只有分家。 夺主导权表现出中苏关系的特殊性，那么这种特殊性寓于 就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而 之中的普遍性又是什么？这就需要把讨论引向更深入的层 言，中共无疑占据着优势。道理很简单，马克思和列宁生 次，即图示中的另一个关键词一“结构失衡”所包含的 活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他们的理论反映的是对那个 内容。 时代的思考。中共认为战后世界仍然处于“革命与战争” 的时代，所以他们从自身体验出发对马列主义的理解自然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失衡 更符合马克思和列宁本人的原意，用“经典作家”的言词 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 研究中苏同盟的命运有两个参照物，一个是与此同时 苏共则认为时代已经变了，而追求和平与发展就无法完全 存在的西方盟国的内部关系，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 按照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行事。但马列主义的大旗既 国家关系。前者呈现出一种稳定性（从冷战结束后北约东 不能放弃，对马列主义又不便谈“修正”，所以苏共在政 扩的架势看甚至是超稳定性，后者则呈现出一种脆弱性 治论战中往往陷入理屈词穷的尴尬境地。这就难怪毛泽东 和动荡性。中苏同盟的状况与前者完全不同，却是后者中 常常讥笑赫鲁晓夫不懂马列，也难怪赫鲁晓夫在冲动之下 的一个典型范例。中苏关系的演变及其结局，在整个社会 采取意识形态争论之外的手段（如撤退专家、撕毁合同， 主义国家阵营中并非个别现象。人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试图压迫中共就范。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勃列日涅夫等苏 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 共党内的保守派上台执政后，实际上已经有意放弃赫鲁晓 就好到不分你我一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 夫的路线，其政治和政策取向正在逐渐与中共合拢，但是 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 在1964年11月中共提出只有苏共公开宜布改变二十大路 死我活一以致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 线才能谈到中苏和解时，勃列日涅夫却采取了强硬的拒绝 惜兵戎相见。显然，这种国家关系中缺乏各国一致认同的 态度。这就进一步证明，中苏之间的争端不是利益和声誉 政治准则，缺乏制约相互行为的妥协机制。不是不分你我 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 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这种情况绝非仅仅存在于 动的主导权问题，甚至是双方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阵营及本 中苏关系之中。在欧洲，苏南分裂后，苏军陈兵南斯拉夫 党中的合法性问题。无可奈何花落去，中苏关系走到这一 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 步，同盟的命运就只剩下破裂这一条路了。 决定开除一些亲苏分子，便招致苏联驻军秘密向华沙挺 第四阶段，1965-1969年，中苏关系从两党分手走向 进：匈牙利政府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 两国交恶，中苏同盟彻底破裂。1965年3月中共拒绝参加 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 莫斯科会议，标志着中苏同盟公开瓦解，国际共运正式分 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联 裂。毛泽东未能取得对苏联创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 军队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 权，甚至难以在其中立足，便决定“另起炉灶”，重新组 总之，从苏南冲突到中苏分裂，从苏联出兵布达佩斯 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队伍。此后，随着边界问题的 到中越边境战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从未稳定过， 愈益被政治化，领土纠纷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冲突因素，介 不断的动荡、分裂、改组，几乎伴随着同盟的存在而始 入到了两国关系的前途之中，中苏国家关系日益恶化，双 终。 方均视对方为敌对国家。最后，1969年的珍宝岛武装冲突 为什么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和同盟关系在其成长 使中苏关系转向公开的对抗。从此之后，便是两个国家之 过程中显得如此脆弱？这恐怕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 间的对抗和冲突。中国调整外交战略，联美抗苏，冷战国 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特点之一是 际格局也开始出现转型。 遵行领袖外交的原则，而其结果无疑会使某些个人性格凸 上述历史过程和对这一过程的分析表明，这里的关键 显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铁托的桀骜不驯，斯大林的恃强 7 C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 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逐步上升为思想政治 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 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 主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 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中 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非 不知道同盟破裂只能有利于他们共同的敌人，从本意讲， 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但问题是由谁来当家。两兄弟 都要当家，就只有分家。 就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而 言，中共无疑占据着优势。道理很简单，马克思和列宁生 活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他们的理论反映的是对那个 时代的思考。中共认为战后世界仍然处于“革命与战争” 的时代，所以他们从自身体验出发对马列主义的理解自然 更符合马克思和列宁本人的原意，用“经典作家”的言词 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 苏共则认为时代已经变了，而追求和平与发展就无法完全 按照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行事。但马列主义的大旗既 不能放弃，对马列主义又不便谈“修正”，所以苏共在政 治论战中往往陷入理屈词穷的尴尬境地。这就难怪毛泽东 常常讥笑赫鲁晓夫不懂马列，也难怪赫鲁晓夫在冲动之下 采取意识形态争论之外的手段 （如撤退专家、撕毁合同）， 试图压迫中共就范。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勃列日涅夫等苏 共党内的保守派上台执政后，实际上已经有意放弃赫鲁晓 夫的路线，其政治和政策取向正在逐渐与中共合拢，但是 在 1964 年 11 月中共提出只有苏共公开宣布改变二十大路 线才能谈到中苏和解时，勃列日涅夫却采取了强硬的拒绝 态度。这就进一步证明，中苏之间的争端不是利益和声誉 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主导权问题，甚至是双方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阵营及本 党中的合法性问题。无可奈何花落去，中苏关系走到这一 步，同盟的命运就只剩下破裂这一条路了。 第四阶段，1965～1969 年，中苏关系从两党分手走向 两国交恶，中苏同盟彻底破裂。1965 年 3 月中共拒绝参加 莫斯科会议，标志着中苏同盟公开瓦解，国际共运正式分 裂。毛泽东未能取得对苏联创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 权，甚至难以在其中立足，便决定“另起炉灶”，重新组 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队伍。此后，随着边界问题的 愈益被政治化，领土纠纷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冲突因素，介 入到了两国关系的前途之中，中苏国家关系日益恶化，双 方均视对方为敌对国家。最后，1969 年的珍宝岛武装冲突 使中苏关系转向公开的对抗。从此之后，便是两个国家之 间的对抗和冲突。中国调整外交战略，联美抗苏，冷战国 际格局也开始出现转型。 上述历史过程和对这一过程的分析表明，这里的关键 词是主导权。就是说，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是双 方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同盟的主导权的争夺。那么，进 一步的问题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为什么非要争这个主导权 呢？为什么他们要置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 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抛弃发展势头良好的合作前景， 最终走到了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为什么社会主义盟 国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时，就不能相互妥协而保证同盟的 继续？一句话，为什么中苏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由利益来维 系，以利益为准则呢？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争 夺主导权表现出中苏关系的特殊性，那么这种特殊性寓于 之中的普遍性又是什么？这就需要把讨论引向更深入的层 次，即图示中的另一个关键词——“结构失衡”所包含的 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失衡 研究中苏同盟的命运有两个参照物，一个是与此同时 存在的西方盟国的内部关系，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 国家关系。前者呈现出一种稳定性 （从冷战结束后北约东 扩的架势看甚至是超稳定性），后者则呈现出一种脆弱性 和动荡性。中苏同盟的状况与前者完全不同，却是后者中 的一个典型范例。中苏关系的演变及其结局，在整个社会 主义国家阵营中并非个别现象。人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 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 死我活——以致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 惜兵戎相见。显然，这种国家关系中缺乏各国一致认同的 政治准则，缺乏制约相互行为的妥协机制。不是不分你我 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这种情况绝非仅仅存在于 中苏关系之中。在欧洲，苏南分裂后，苏军陈兵南斯拉夫 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 决定开除一些亲苏分子，便招致苏联驻军秘密向华沙挺 进；匈牙利政府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 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 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联 军队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 总之，从苏南冲突到中苏分裂，从苏联出兵布达佩斯 到中越边境战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从未稳定过， 不断的动荡、分裂、改组，几乎伴随着同盟的存在而始 终。 为什么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和同盟关系在其成长 过程中显得如此脆弱？这恐怕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 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特点之一是 遵行领袖外交的原则，而其结果无疑会使某些个人性格凸 显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铁托的桀骜不驯，斯大林的恃强 本刊特稿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