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针的基础。中共则刚刚完成对中国所有 这一阶段的表现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争论。不过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 需要说明的是，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论与他们同 接受并熟悉的只是斯大林的现成模式，而在政治理念中， 资本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不同，后者是两种意识 追求公有制和计划性是共产党人必然的价值取向。尽管毛 形态之间的斗争一如同莱夫勒教授所说是一场争夺人类 泽东也看到了斯大林模式中的某些弊端，但毕竞体会不 灵魂的斗争]：而前者则是在同一意识形态内不同派别 深，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况且，毛泽东急于向共产 之间的斗争，其实质并非信仰之争，而是在社会主义阵营 主义过渡，急于在经济上赶超美国和苏联，于是就把中国 内部的话语权之争一如同第一国际马克思与蒲鲁东、巴 的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在大规模发动群众，一味地追求公有 枯宁的争论，第二国际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争论。 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并希望以此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 在中苏两党之间，无论是前期的内部讨论还是后期的公开 动。 论战，在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的背后，实 无论如何，中共掌握国家政权比苏共晚了32年，而 质上是在争夺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权。因 这32年的时间差，以及两国文化和民族的差异，构成了 为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才能占据国 中苏之间在认知和政策上产生分歧的必然趋势。 际共运领导者的正统地位，取得领导社会主义阵营、领导 第三阶段，1960-1964年，双方在一系列涉及马克思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在这方面，摩根索所说意识 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出现了分歧就需 形态的工具性特征显得十分突出。⑨中共指责苏联是“修 要辩明是非，这就是1960年双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在苏共看来，中国则是 的各自表述，以及在世界工联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 “教条主义”和“左’倾激进主义”。从本质上讲，1960- 争吵：1963~-1964年双方通过报纸和电台开展的公开性政 1964年中苏之间进行的是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 治大论战。前期属于内部讨论和争执，目的在于说服对方 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自身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中正统地 承认错误并留在阵营内，而后期，即1962年末中共在内 位的斗争。 部将与苏共的分歧确定为敌我矛盾后，双方开始了指名道 此时，1956-1957年出现的潜在因素便开始发生作用。 姓的政治大论战，目的在于击败对方并将其排除在社会主 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同样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其激烈程度 义阵营之外，中苏两党关系先行破裂。与此同时，毛泽东 甚至远远超过他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但那时毛泽东却 调整中国的对外防御战略，苏联成为除美国之外威助中国 甘愿服从斯大林的领导，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 国家安全的另一个假想敌，莫斯科则在中苏第一次边界谈 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共还不具备挑战苏共在国际 判僵持时把中国视为觊觎苏联领土的扩张主义者。中苏同 共运中领导地位的能力。到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在社 盟关系破裂的命运至此已经无可挽回。 会主义阵营中的政治地位逐渐发生变化。苏共在二十大公 从逻辑上讲，分歧并不等于分裂，也不一定会导致分 开进行“自我批评”，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 裂。分歧和矛盾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难以避免的 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 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 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支 盾，比如英美、英法、美法、美日、美韩之间的关系，并 持赫鲁晓夫渡过政治难关，毛泽东感到他应该对国际共产 非和谐美满，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西方 主义运动和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在这个时 的同盟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破裂。用前引中央情报局的方 候，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不同 法和逻辑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之间维系相互关系 认知开始显露，他们所制定的国内发展路线和方针也出现 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 了分歧。苏联寻求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苏联希望和平 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 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苏联主张平衡发展，中国则 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 非要打破平衡。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 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 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 在毛泽东看来，苏共领导人本来就缺乏政治经验，现在思 在。利益是可以分割和让渡的，以利益维系国家关系就容 想路线又出现偏差，如何还能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尽管由 易达成妥协、化解矛盾。因此，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 于苏联国力雄厚且颇具国际影响力，毛泽东从冷战格局的 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 现实出发，只能强调“以苏联为首”，但毛寻求的社会主 方能够实现妥协，弥合分歧，缓解矛盾，那么分裂是不会 义阵营领导格局本质上是中苏两党平起平坐而中共要“垂 发生的。然而，中苏之间的分歧并非利益之争。 帘听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 为了证明自己所采取的政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中苏 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 双方必须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中寻找理论依据。因此， 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正统地位的 6 C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针的基础。中共则刚刚完成对中国所有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 接受并熟悉的只是斯大林的现成模式，而在政治理念中， 追求公有制和计划性是共产党人必然的价值取向。尽管毛 泽东也看到了斯大林模式中的某些弊端，但毕竟体会不 深，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况且，毛泽东急于向共产 主义过渡，急于在经济上赶超美国和苏联，于是就把中国 的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在大规模发动群众，一味地追求公有 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并希望以此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 无论如何，中共掌握国家政权比苏共晚了 32 年，而 这 32 年的时间差，以及两国文化和民族的差异，构成了 中苏之间在认知和政策上产生分歧的必然趋势。 第三阶段，1960～1964 年，双方在一系列涉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出现了分歧就需 要辩明是非，这就是 1960 年双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的各自表述，以及在世界工联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 争吵；1963～1964 年双方通过报纸和电台开展的公开性政 治大论战。前期属于内部讨论和争执，目的在于说服对方 承认错误并留在阵营内，而后期，即 1962 年末中共在内 部将与苏共的分歧确定为敌我矛盾后，双方开始了指名道 姓的政治大论战，目的在于击败对方并将其排除在社会主 义阵营之外，中苏两党关系先行破裂。与此同时，毛泽东 调整中国的对外防御战略，苏联成为除美国之外威胁中国 国家安全的另一个假想敌，莫斯科则在中苏第一次边界谈 判僵持时把中国视为觊觎苏联领土的扩张主义者。中苏同 盟关系破裂的命运至此已经无可挽回。 从逻辑上讲，分歧并不等于分裂，也不一定会导致分 裂。分歧和矛盾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难以避免的 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 盾，比如英美、英法、美法、美日、美韩之间的关系，并 非和谐美满，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西方 的同盟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破裂。用前引中央情报局的方 法和逻辑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之间维系相互关系 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 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 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 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 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 在。利益是可以分割和让渡的，以利益维系国家关系就容 易达成妥协、化解矛盾。因此，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 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 方能够实现妥协，弥合分歧，缓解矛盾，那么分裂是不会 发生的。然而，中苏之间的分歧并非利益之争。 为了证明自己所采取的政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中苏 双方必须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中寻找理论依据。因此， 这一阶段的表现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争论。不过 需要说明的是，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论与他们同 资本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不同，后者是两种意识 形态之间的斗争——如同莱夫勒教授所说是一场争夺人类 灵魂的斗争 ［12］；而前者则是在同一意识形态内不同派别 之间的斗争，其实质并非信仰之争，而是在社会主义阵营 内部的话语权之争——如同第一国际马克思与蒲鲁东、巴 枯宁的争论，第二国际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争论。 在中苏两党之间，无论是前期的内部讨论还是后期的公开 论战，在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的背后，实 质上是在争夺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权。⑧因 为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才能占据国 际共运领导者的正统地位，取得领导社会主义阵营、领导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在这方面，摩根索所说意识 形态的工具性特征显得十分突出。⑨中共指责苏联是“修 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在苏共看来，中国则是 “教条主义”和“‘左’倾激进主义”。从本质上讲，1960～ 1964 年中苏之间进行的是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 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自身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中正统地 位的斗争。 此时，1956～1957 年出现的潜在因素便开始发生作用。 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同样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其激烈程度 甚至远远超过他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但那时毛泽东却 甘愿服从斯大林的领导，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 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共还不具备挑战苏共在国际 共运中领导地位的能力。到 50 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在社 会主义阵营中的政治地位逐渐发生变化。苏共在二十大公 开进行“自我批评”，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 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 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支 持赫鲁晓夫渡过政治难关，毛泽东感到他应该对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和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在这个时 候，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不同 认知开始显露，他们所制定的国内发展路线和方针也出现 了分歧。苏联寻求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苏联希望和平 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苏联主张平衡发展，中国则 非要打破平衡。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苏共领导人本来就缺乏政治经验，现在思 想路线又出现偏差，如何还能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尽管由 于苏联国力雄厚且颇具国际影响力，毛泽东从冷战格局的 现实出发，只能强调“以苏联为首”，但毛寻求的社会主 义阵营领导格局本质上是中苏两党平起平坐而中共要“垂 帘听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 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 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正统地位的 本刊特稿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