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说已很难解释新的现 象，更不用说这个学说的“终极理论”了。于是，在美国开始了 场辩论，被称之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的“第二次大辩论”，即 以澄清理论概念和将学科建立在严密的科学基础上为己任的 “行为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尽管系统论和行为主义指摘“现实主义”在 概念上如何含糊不清，分析上如何因循守旧，缺乏科学依据，却 无法否认或回避主权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以及主权国 家间并不存在支配和从属关系这个现实。与“理想主义”和“现实 主义”的第一次辩论相比，这场辩论实是方法论之争。用斯坦利· 霍夫曼的话来说，“科学行为主义只提出问题”，其倡导者企图冲 破诸如历史分析等传统方法的局限，把社会科学方面诸多学科 的新经验综合应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以赋予严密的科学性。这 场方法论之争激起了千层涟漪，它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纷起 为“变革”国际关系理论而著书立说。 在新见解、新方法层出不穷的十年“英雄年代”，以社会学的 宏观分析和心理学的微观剖视相结合为特征的科学行为主义学 派，大有技压群芳，独占鳌头之势。无奈过分强调计量分析和一 味依靠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倾向，并不能说服原先的反对派和对 这类倾向持不同程度的怀疑态度者。按传统范例研究国际关系 的人，不仅没有退避三舍，反而在这场大辩论中得到启迪。在坚 持历史的、法律的和哲学的分析基础上，他们开始注意对国际关 系总体进行分层次、分系统的研究。《人、国家与战争》就是一部 从探讨战争起源这个国际政治的传统范畴入手，概括国际关系 一般原理的代表作。它从人、战争和国家系统三个层次的性质和 行为，来分析资产阶级古典政治学关于战争起源和性质的看法， 认为理解这三者的关系，对研究国际关系都是带根本性的问题。 ·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