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四讲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 较切近的领悟,看来还有必要从东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这一品格差异入手。 4.1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个人主义文化根源 这里,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西方文化与欧美近现代社会体制演化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系。在进行这一探讨之前,我们这里首先指出,文化与广义的社会制序( social institutions) 即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一一在社会过程中基本上是同构的:文化是生活形式的镜像,而 习俗、惯例、制度等等种种社会生活形式则是文化在现实社会过程中在其形式上的固化、凝 化、外化和体现。从欧美的社会历史演化行程来看,两希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以旧约与 新约《圣经》为“范型”( archetype)的以色列教和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在欧洲社 会历史上与政治、法律、经济和其它社会体制同构在一起一同承传和涵衍到近代。到了十三 世纪至十五世纪左右,表面上看来已交汇在一起但实质上却泾渭分明的“两希文化”(希伯 来一基督教文化在精神上为神本主义,而古希腊罗马文化在精神上为人本主义)分别在欧洲 近代的两大社会运动中得到了重塑和再生。这就是直接承传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欧洲人 本主义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重塑,而直接承传了以色列教尤其是基督教宗教精神而 内涵在欧洲社会中神本主义则在差不多同时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洗礼。尽管启蒙运动和宗教改 革分别是在西方文化中两个精神底蕴维度上或者说两大潜流中发生的,并分别重塑了人本主 义和神本主义西方传统文化的这两个精神基体(matrⅸx),但西方文化的这两大精神传统在 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中再造和重塑的方向上却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均指向从欧洲中 须把个人放在社群和与他人的关系中来研究。而规范性社群主义者则认为,个人主义的主张导致伦理上不 令人满意的结果。其中主要是个人主义不能导致一个真正的社群。他们还批评个人主义的主张导致忽视 国家所维系的良善生活,如公正的收入分配等等。这种规范性的社群主义者也主张,社群本身就是具有诸 多存在理由且不可或缺的公共物品。另外值得主义是,一些管理学家如美国哈佛大学的 George Lodge、Ema Voga(1987)和剑桥大学 Judge管理学院的 Charles Hampden- Turner等(1993)学者也使用“社群主义” 这个概念。他们还认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诸社会是典型的社群主义社会。这些管理学家指出,社群 主义文化价值观是非同于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他们认为,两者主要区别在于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不太 注重商业的发展。希腊、智利、西班牙、印度以及以色列就是集体主义文化精神国家的主要例子 hampden- Turner等学者还指出,东亚的社群主义文化观也区别国家主义( statism),因为国家主义认为政府 能够并且必须命令和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而东亚的社群主义文化观的实质在于主张企业、经济和社会作 为一个整体能够去协调一致地运作。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 George Lodge, Erra vogal和 Charles Hampden- Turner等这些管理学家们所理解的社群主义与桑德尔、泰勒、麦金泰尔和瓦尔泽等政治哲学家和 伦理学家所理解的在西方社会内部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社群主义是有些区别的(尽管有相似之处)。另外, 德国著名当代汉学家卜松山( Karl-Heinz pohl,200,页47-74)也认为儒家思想与西方的社群主义有一些 似之处但也有着重大差异。因为,传统中国文化与其说是一种注重公共利益——像西方社群主义所主张的 那样—的社群主义,倒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家族联系之上并只关注家庭利益的利己主义。这种家庭中心 主义导致了中国人往往对公共事务缺乏关注(“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即“缺乏公共精神”。 尽管如此,考虑到传统文化濡染中的中国人不强调“ individuality”而强调“ we-ness”,我们是可以把传统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视作为某种“社群主义”的,尽管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中国文化中家庭中心论的“社 群主义”非同于桑德尔、泰勒、麦金泰尔和瓦尔泽等西方学者所理解的社群主义。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 还将详细讨论这一点。韦森 ，《比较制度分析》讲义， 第四讲 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 78 较切近的领悟，看来还有必要从东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这一品格差异入手。 4．1 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个人主义文化根源 这里，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西方文化与欧美近现代社会体制演化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系。在进行这一探讨之前，我们这里首先指出，文化与广义的社会制序（social institutions） ——即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在社会过程中基本上是同构的：文化是生活形式的镜像，而 习俗、惯例、制度等等种种社会生活形式则是文化在现实社会过程中在其形式上的固化、凝 化、外化和体现。从欧美的社会历史演化行程来看，两希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以旧约与 新约《圣经》为“范型”（archetype）的以色列教和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在欧洲社 会历史上与政治、法律、经济和其它社会体制同构在一起一同承传和涵衍到近代。到了十三 世纪至十五世纪左右，表面上看来已交汇在一起但实质上却泾渭分明的“两希文化”（希伯 来—基督教文化在精神上为神本主义，而古希腊罗马文化在精神上为人本主义）分别在欧洲 近代的两大社会运动中得到了重塑和再生。这就是直接承传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欧洲人 本主义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重塑，而直接承传了以色列教尤其是基督教宗教精神而 内涵在欧洲社会中神本主义则在差不多同时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洗礼。尽管启蒙运动和宗教改 革分别是在西方文化中两个精神底蕴维度上或者说两大潜流中发生的，并分别重塑了人本主 义和神本主义西方传统文化的这两个精神基体（matrix），但西方文化的这两大精神传统在 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中再造和重塑的方向上却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均指向从欧洲中 须把个人放在社群和与他人的关系中来研究。而规范性社群主义者则认为，个人主义的主张导致伦理上不 能令人满意的结果。其中主要是个人主义不能导致一个真正的社群。他们还批评个人主义的主张导致忽视 国家所维系的良善生活，如公正的收入分配等等。这种规范性的社群主义者也主张，社群本身就是具有诸 多存在理由且不可或缺的公共物品。另外值得主义是，一些管理学家如美国哈佛大学的 George Lodge、Erra Vogal（1987）和剑桥大学 Judge 管理学院的 Charles Hampden-Turner 等（1993）学者也使用“社群主义” 这个概念。他们还认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诸社会是典型的社群主义社会。这些管理学家指出，社群 主义文化价值观是非同于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他们认为，两者主要区别在于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不太 注重商业的发展。希腊、智利、西班牙、印度以及以色列就是集体主义文化精神国家的主要例子。 Hampden-Turner 等学者还指出，东亚的社群主义文化观也区别国家主义（statism），因为国家主义认为政府 能够并且必须命令和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而东亚的社群主义文化观的实质在于主张企业、经济和社会作 为一个整体能够去协调一致地运作。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George Lodge，Erra Vogal 和 Charles Hampden-Turner 等这些管理学家们所理解的社群主义与桑德尔、泰勒、麦金泰尔和瓦尔泽等政治哲学家和 伦理学家所理解的在西方社会内部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社群主义是有些区别的（尽管有相似之处）。另外， 德国著名当代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 2000, 页 47-74）也认为儒家思想与西方的社群主义有一些相 似之处但也有着重大差异。因为，传统中国文化与其说是一种注重公共利益——像西方社群主义所主张的 那样——的社群主义，倒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家族联系之上并只关注家庭利益的利己主义。这种家庭中心 主义导致了中国人往往对公共事务缺乏关注（“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即“缺乏公共精神”。 尽管如此，考虑到传统文化濡染中的中国人不强调“individuality”而强调“we-ness”，我们是可以把传统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视作为某种“社群主义”的，尽管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中国文化中家庭中心论的“社 群主义”非同于桑德尔、泰勒、麦金泰尔和瓦尔泽等西方学者所理解的社群主义。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 还将详细讨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