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四讲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 世纪罗马天主教廷的政教合一的“神圣天蓬”( sacred canopy)下获得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 从而使两希文化原型中就分别潜含着的个人主义文化拟子真正昭显和光大出来 十五世纪左右在欧洲发生的这种文化精神上两大历史运动对西方近代社会体制的演化 和变迁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对欧洲近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型构和扩 展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和诺思( Douglass North,1981)在 西欧现代化的发生原因上有着不同的见解。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理路,西欧近代的工业技术的 创新引致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生产方式的变化又自然导致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制度 安排的改变。按照马克思的见解,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安排(生产关系)的整体 改变又可以视作为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经济基础的改变又必然导致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些“上 层建筑”的改变。在欧洲近现代社会经济体系内部变迁的动力和路径问题上,诺思形成了 个与马克思几乎完全相反的观点。照诺思看来,近代欧洲历史上以明晰和充分地界定产权为 主要特征的社会制度安排的型构,为西欧社会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激励。因此,照 诺思看来,“制度创新”(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才是西方近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技术突飞 猛进乃至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参 North,1981; North& Thomas,1973)。尽管马克思与 诺思在西方近现代社会历史中生产技术与制度安排的相互关系在其现代化进程的决定作用 上持相反的见解(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诺思认为制度安排的创新激励了工业 技术的创新),但他们在文化与社会制度的相互关系上却有一个共识。按诺思的话来说,以 界定产权为特征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变迁“创造了非人格化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并打破 了旧的意识形态”(见 North,1981,中译本,页190-191)。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经济基础” 的变迁引致了“上层建筑”的改变和重塑。由此看来,马克思和诺思均认为,在欧洲近现代 历史上,制度变迁促使或牵动了人们的文化观念的变化 应该看到,由于文化濡化的机制过程在起作用,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体系内部,文化演化 往往滞后于制度变迁,或者说制度变迁往往引致人们文化观念的改变。由此来看,马克思和 诺思的上述观点在逻辑上与我们上述理论推理是一致的。然而,一些令人非常困惑的问题是 ①据英国学者 Steven Lukes(1973,参中译本,页2-3)考证,“个人主义”这个词最早是由法语“ individ aulisme” 的形式出现的。法国天主教思想家 Joseph de maistre于1820年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尽管“个人主义”是 在十九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一个术语,但其精神在西方文化和社会历史中却源远流长。正如一个法 国学者 Elie Halevy(1934,p.504)所言:“在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哲学。个人主义是罗马法 和基督教伦理的共同品格。正是个人主义,使得其它方面迥异斐然的卢梭、康德和边沁哲学之间具有了相 似性”。另外,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贝拉( Robert bellah,ea,1985,参中译本,页214)等人也曾指出 思想家所代表的法国个人主义则是一种“伪个人主义”(参围k,1949,、优 “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当然,我们这里必须注意到,哈耶克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曾经多次明 确指出,以苏格兰一英国道德晢学家休谟( Dadid Hume)、弗格森( Adam Ferguson)、斯密 到阿克顿( John Acton)勋爵所代表的英国个人主义是“真个人主义”,而以笛卡儿 卢梭等法国韦森 ，《比较制度分析》讲义， 第四讲 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 79 世纪罗马天主教廷的政教合一的“神圣天蓬”（sacred canopy）下获得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 从而使两希文化原型中就分别潜含着的个人主义文化拟子真正昭显和光大出来。① 十五世纪左右在欧洲发生的这种文化精神上两大历史运动对西方近代社会体制的演化 和变迁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对欧洲近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型构和扩 展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和诺思（Douglass North，1981）在 西欧现代化的发生原因上有着不同的见解。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理路，西欧近代的工业技术的 创新引致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生产方式的变化又自然导致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制度 安排的改变。按照马克思的见解，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安排（生产关系）的整体 改变又可以视作为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经济基础的改变又必然导致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些“上 层建筑”的改变。在欧洲近现代社会经济体系内部变迁的动力和路径问题上，诺思形成了一 个与马克思几乎完全相反的观点。照诺思看来，近代欧洲历史上以明晰和充分地界定产权为 主要特征的社会制度安排的型构，为西欧社会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激励。因此，照 诺思看来，“制度创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才是西方近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技术突飞 猛进乃至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参 North, 1981; North & Thomas, 1973）。尽管马克思与 诺思在西方近现代社会历史中生产技术与制度安排的相互关系在其现代化进程的决定作用 上持相反的见解（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诺思认为制度安排的创新激励了工业 技术的创新），但他们在文化与社会制度的相互关系上却有一个共识。按诺思的话来说，以 界定产权为特征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变迁“创造了非人格化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并打破 了旧的意识形态”（见 North, 1981, 中译本，页 190-191）。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经济基础” 的变迁引致了“上层建筑”的改变和重塑。由此看来，马克思和诺思均认为，在欧洲近现代 历史上，制度变迁促使或牵动了人们的文化观念的变化。 应该看到，由于文化濡化的机制过程在起作用，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体系内部，文化演化 往往滞后于制度变迁，或者说制度变迁往往引致人们文化观念的改变。由此来看，马克思和 诺思的上述观点在逻辑上与我们上述理论推理是一致的。然而，一些令人非常困惑的问题是， ① 据英国学者 Steven Lukes（1973，参中译本，页 2-3）考证，“个人主义”这个词最早是由法语“individaulisme” 的形式出现的。法国天主教思想家 Joseph de Maistre 于 1820 年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尽管“个人主义”是 在十九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一个术语，但其精神在西方文化和社会历史中却源远流长。正如一个法 国学者 Élie Halévy（1934, p. 504）所言：“在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哲学。个人主义是罗马法 和基督教伦理的共同品格。正是个人主义，使得其它方面迥异斐然的卢梭、康德和边沁哲学之间具有了相 似性”。另外，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Bellah, et al, 1985， 参中译本，页 214）等人也曾指出： “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当然，我们这里必须注意到，哈耶克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曾经多次明 确指出，以苏格兰—英国道德哲学家休谟（Dadid Hume）、弗格森（Adam Ferguson）、斯密（Adam Smith） 到阿克顿（John Acton）勋爵所代表的英国个人主义是“真个人主义”，而以笛卡儿、伏尔泰、卢梭等法国 思想家所代表的法国个人主义则是一种“伪个人主义”（参 Hayek, 1949, pp.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