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1微观基础与宏观社会行为 很多社会理论都涉及对某种社会体系的功能运作的解释。然而,在大多数的社会学研究 中,观察聚焦于体系的某个部分而非其整体上。事实上,最自然的观察单位是个体;并且在量 化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对个体层次的数据一—最经常的是访谈形式,有时是行为的行政记录形 式,还有时是其它形式一一的依赖已经大为增加。这导致在该领域中理论与研究之间的鸿沟越 来越大:社会理论继续关注行为的社会体系的功能运作,而经验研究一—特别是量化研究 却在很大程度上关注对个体行为的解释。 这种将个体行为作为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而给予的关注,既非在社会学中被完全错置,也 非什么新的东西。例如,在社会学的一部经典著作《自杀论》( Suicide,首次出版于1897年 (1951))中,涂尔干( Durkheim)试图解释不同社会之中以及同一个社会的不同人口群体之 中的自杀率。尽管他将自杀率描述成一种社会事实( social fact),并且与社会心理学针锋相 对,涂尔干还是陷入了对个体行为的解释。使他的著作具有社会性质的唯一一点在于,涂尔干 所使用的解释变量很明显都是社会性质的:强有力的社会规范的缺乏一一他称之为社会的失范 ( anomIe)程度,或者个体之间社会隔离( social isolation)的程度。 然而,既然大多数社会理论所关心的都不是个体行为,而是行为的社会体系的功能运作 并且既然最普通和最自然的观察都是有关个体的,那么这个领域里的一个中心知识问题 ( intellectual problem)便是从个体层次向体系层次的一种运动( movement),前者是观察得 以作出的层次,后者是问题的兴趣所在。这被称作“从微观到宏观的问题”(“ micro-to- macro problem”),它是一个在社会科学中一般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经济学中,有微观经济 学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理论;而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缺陷之一便是这二者之间联系的微弱,这一点 通过“聚集”(“ aggregation”)概念和一个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无处不见的“代理人” (“ representative agent”)概念而得以弥补 我在这篇文章所要做的是,展示在从微观到宏观的恰当过渡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指出已 经作出这种过渡的一些例子,并指出在某些尚未作出成功过渡的领域中达成这一目标的步骤 在这一过程中,我将讨论新教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兴起,革命的理论,经济市场,婚姻市场,劳 动力问题和工作市场,恐慌,以及集体决定 为了探索如何从微观恰当地过渡到宏观,我将会先讨论一个不恰当过渡的例子。马克 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58)。在一个细节的层次,韦伯仅仅表达了一个宏观的社会命题:在宗教改革时期改信新 教的社会(并且特别是那些加尔文教社会),标志其特征的宗教伦理包含着促成资本主义经济 组织成长的价值。 在一个更精细的细节层次上,韦伯的单一命题一分为三:一个命题是以描述社会的变量为 自变量,以描述个体的变量为因变量:第二个命题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描述个体的变量:第 三个命题以描述个体的变量为自变量,以描述社会的变量为因变量。这样,这个命题系统在宏 观层次开始,也在宏观层次结東,但在中间却深入到个体的层次。这些命题可以被粗略地表述 如下 1.新教的宗教教义在其信徒中导致了某些价值观的产生 本文原名” Microfoundations and macrosocial behaviour”,选自 Jeffery C. Alexander& Bernhard Giesen编的 The Micro-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153-176.1 27.1 微观基础与宏观社会行为* 很多社会理论都涉及对某种社会体系的功能运作的解释。然而，在大多数的社会学研究 中，观察聚焦于体系的某个部分而非其整体上。事实上，最自然的观察单位是个体；并且在量 化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对个体层次的数据——最经常的是访谈形式，有时是行为的行政记录形 式，还有时是其它形式——的依赖已经大为增加。这导致在该领域中理论与研究之间的鸿沟越 来越大：社会理论继续关注行为的社会体系的功能运作，而经验研究——特别是量化研究—— 却在很大程度上关注对个体行为的解释。 这种将个体行为作为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而给予的关注，既非在社会学中被完全错置，也 非什么新的东西。例如，在社会学的一部经典著作《自杀论》（Suicide，首次出版于 1897 年 （1951））中，涂尔干（Durkheim）试图解释不同社会之中以及同一个社会的不同人口群体之 中的自杀率。尽管他将自杀率描述成一种社会事实（social fact），并且与社会心理学针锋相 对，涂尔干还是陷入了对个体行为的解释。使他的著作具有社会性质的唯一一点在于，涂尔干 所使用的解释变量很明显都是社会性质的：强有力的社会规范的缺乏——他称之为社会的失范 （anomie）程度，或者个体之间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的程度。 然而，既然大多数社会理论所关心的都不是个体行为，而是行为的社会体系的功能运作， 并且既然最普通和最自然的观察都是有关个体的，那么这个领域里的一个中心知识问题 （intellectual problem）便是从个体层次向体系层次的一种运动（movement），前者是观察得 以作出的层次，后者是问题的兴趣所在。这被称作“从微观到宏观的问题”（“micro-to￾macro problem”），它是一个在社会科学中一般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经济学中，有微观经济 学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理论；而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缺陷之一便是这二者之间联系的微弱，这一点 通过“聚集”（“aggregation”）概念和一个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无处不见的“代理人” （“representative agent”）概念而得以弥补。 我在这篇文章所要做的是，展示在从微观到宏观的恰当过渡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指出已 经作出这种过渡的一些例子，并指出在某些尚未作出成功过渡的领域中达成这一目标的步骤。 在这一过程中，我将讨论新教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兴起，革命的理论，经济市场，婚姻市场，劳 动力问题和工作市场，恐慌，以及集体决定。 为了探索如何从微观恰当地过渡到宏观，我将会先讨论一个不恰当过渡的例子。马克 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58）。在一个细节的层次，韦伯仅仅表达了一个宏观的社会命题：在宗教改革时期改信新 教的社会（并且特别是那些加尔文教社会），标志其特征的宗教伦理包含着促成资本主义经济 组织成长的价值。 在一个更精细的细节层次上，韦伯的单一命题一分为三：一个命题是以描述社会的变量为 自变量，以描述个体的变量为因变量；第二个命题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描述个体的变量；第 三个命题以描述个体的变量为自变量，以描述社会的变量为因变量。这样，这个命题系统在宏 观层次开始，也在宏观层次结束，但在中间却深入到个体的层次。这些命题可以被粗略地表述 如下： 1．新教的宗教教义在其信徒中导致了某些价值观的产生。 *本文原名” Microfoundations and Macrosocial Behaviour”, 选自 Jeffrery C. Alexander & Bernhard Giesen 编 的 The Micro-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153-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