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李家父子并无享受“特殊优惠”之事。(《湖北日报》1996年10月13日。)新 加坡设国有企业128家,至今没有一家亏损,被许多论者举为反对撒切尔主义 (唯私有化论)的有力证据。(孙尚清《新经济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年版,第1023页。)可以设想,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上 述成绩也是分不开的。其中的经验,特别值得我们研探借鉴。 韩国也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地方,它的经济腾飞与其儒家伦理文化 传统明显关联,是当代许多学者的共识。韩国的学者对这种关联的认识,也相 当清醒,值得注意。现举韩国学者金日坤先生的下述看法为例。 其一,“四小龙”经济腾飞不是“按照西方学者所设计的模式实现的。(金日 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必须以文化上的差异为前 提,”(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所以,对“四小龙”的腾飞,应当着重从其文 化特征上来理解。这种见解,虽有争议,但它以东亚文化固有适应当代市场经 济的积极内容为预设前提,也颇合理。(《孔门仁学奥秘再破译》,《福建论 坛》1991年第5期) 其二,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起飞时采用自由市场体制不同,“四小龙”的成功 “是依靠计划为主的混合经济体制取得经济上的成功的”。(金日坤《儒教文化 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141页。)而这里的宏观调控,正是依赖着儒家经济伦理的普及而实现的,因 为,“在政府的作用当中,儒教文化圈的传统秩序具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 重要意义。(它使)政府制订计划,确立目标,建立有关制度,形成个体经济 的强大后盾,集中各个经济实体和个人的能力,以整体号召机制使整个国家的 经济取得成功;(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 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儒教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 借助家族集团主义去建立一定的秩序”,是“靠“忠’和孝的集团主义原则”的,(金 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国家观念“特别强烈”,(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 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从而使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深厚的伦理基础和文化前提。 其三,区分“新教文化圈”(指西方)和“儒教文化圈”的经济发展模式,回顾 其不同的发展轨迹,是很有意义的。(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 —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一般而言,9 示，李家父子并无享受“特殊优惠”之事。（《湖北日报》1996年10月13日 。） 新 加坡设国有企业128家，至今没有一家亏损， 被许多论者举为反对撒切尔主义 （唯私有化论）的有力证据。（孙尚清《新经济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年版，第1023页。）可以设想，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上 述成绩也是分不开的。其中的经验，特别值得我们研探借鉴。 韩国也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地方，它的经济腾飞与其儒家伦理文化 传统明显关联，是当代许多学者的共识。韩国的学者对这种关联的认识，也相 当清醒，值得注意。现举韩国学者金日坤先生的下述看法为例。 其一，“四小龙”经济腾飞不是“按照西方学者所设计的模式”实现的。（金日 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必须以文化上的差异为前 提，”（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所以，对“四小龙”的腾飞，应当着重从其文 化特征上来理解。这种见解，虽有争议，但它以东亚文化固有适应当代市场经 济的积极内容为预设前提，也颇合理。（《孔门仁学奥秘再破译》，《福建论 坛》1991年第5期） 其二，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起飞时采用自由市场体制不同，“四小龙”的成功， “是依靠计划为主的混合经济体制取得经济上的成功的”。（金日坤《儒教文化 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141页。）而这里的宏观调控，正是依赖着儒家经济伦理的普及而实现的，因 为，“在政府的作用当中，儒教文化圈的传统秩序具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 重要意义。（它使）政府制订计划，确立目标，建立有关制度，形成个体经济 的强大后盾，集中各个经济实体和个人的能力，以整体号召机制使整个国家的 经济取得成功”；（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 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儒教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 借助家族集团主义去建立一定的秩序”，是“靠‘忠’和‘孝’的集团主义原则”的，（金 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国家观念“特别强烈”，（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 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从而使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深厚的伦理基础和文化前提。 其三，区分“新教文化圈”（指西方）和“儒教文化圈”的经济发展模式，回顾 其不同的发展轨迹，是很有意义的。（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 ——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一般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