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就是摧毁了支撑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美关系一度像是失去罗盘的航船, 在惊涛骇浪中随波逐流。两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当战略关系这个遮饰物突然被 揭去后,双边关系中的问题立刻凸现于眼前,并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前途的关键因 素。中美关系能否正常发展,取决于双方能否在战略合作被严重削弱的情况下 解决好双边关系中暴露出来的分歧,并同时为中美关系重铸新的基础。 如果作一粗略的划分,当时中美双边关系中主要有三类问题。第一类包括台 湾、西藏等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台湾问题,它曾经 导致中美关系在1995年夏季大幅倒退,并使双方在1996年春发生军事对峙。由 此得出的结论是警世性的,即中美之间仍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第二类是当时以 人权问题为焦点的意识形态冲突,它一直严重制约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在深层次 上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第三类是经济贸易方面的摩擦,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是知识产权问题,它曾经几次将中美推到贸易战的边缘。由于基础受到严重削 弱,解决上述双边关系中的问题,确实是对双方的真正考验 1997年秋两国领导人共同提出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这表明中美 关系终于走出谷底。中美首脑互访取得的成果,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都 超出了人们的预想,其重大意义首先在于确认了中美关系赖以维系和发展的新基 础。这个新基础是以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为核心、以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为支 柱的,尽管它看上去还不够坚实,但承重力之强是空前的。在此基础上,不仅双 边关系中的主要冲突得到解决或缓解,两国的战略关系也得以继续并有所加强 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从单纯的“外力(应付共同面临的外部威胁)”驱动型转 变为“内力(产生于各自主要的国内政策的合作愿望)”和“外力(在全球和地 区安全事务上的合作需要)”的双向驱动型。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进步是有其特殊条件的,而且这些条件 实际上也是理解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变化的重要线索。 首先是两国决策层都表现出希望发展关系的愿望,这种愿望产生于中美各自 主要的国内政策。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即将振兴美国经济作为国策。与此同时, 中国正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鞭策下,争取经济再上新的台阶,以确保完成本世纪 使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发展互利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的共同愿 望,成为中美两国决策层决心改善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1996年以后,争取在 安全领域保持和扩大合作,则加强了中美关系改善的势头。 毋庸讳言,中美社会内部发展双方关系的推动力的强弱是不同的。中国社会 中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超过了美国方面,它包括了发展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 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了解和学习美国的文化、甚至在政治改革中学习美国 民主政治的某些经验。总之美国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参照系。美国方面 则更多地考虑贸易和安全领域的需要,其发展关系的内在需求不如中国那么强 第二个条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不出现根本性的逆 转和美国不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如果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家发展 战略,没有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冷战结束后中国会争取与美国保持建设性的 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美国持续不断地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例如 不是像1994年那样将人权问题从对华政策的中心位置挪开、或者不是像1996 年以后那样,在台湾问题上回到遵守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中美能够保持 建设性的关系也是不可能的。从当前的情况看,美国不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主 要问题。击，就是摧毁了支撑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美关系一度像是失去罗盘的航船， 在惊涛骇浪中随波逐流。两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当战略关系这个遮饰物突然被 揭去后，双边关系中的问题立刻凸现于眼前，并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前途的关键因 素。中美关系能否正常发展，取决于双方能否在战略合作被严重削弱的情况下， 解决好双边关系中暴露出来的分歧，并同时为中美关系重铸新的基础。 如果作一粗略的划分，当时中美双边关系中主要有三类问题。第一类包括台 湾、西藏等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台湾问题，它曾经 导致中美关系在 1995 年夏季大幅倒退，并使双方在 1996 年春发生军事对峙。由 此得出的结论是警世性的，即中美之间仍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第二类是当时以 人权问题为焦点的意识形态冲突，它一直严重制约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在深层次 上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第三类是经济贸易方面的摩擦，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是知识产权问题，它曾经几次将中美推到贸易战的边缘。由于基础受到严重削 弱，解决上述双边关系中的问题，确实是对双方的真正考验。 1997 年秋两国领导人共同提出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这表明中美 关系终于走出谷底。中美首脑互访取得的成果，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都 超出了人们的预想，其重大意义首先在于确认了中美关系赖以维系和发展的新基 础。这个新基础是以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为核心、以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为支 柱的，尽管它看上去还不够坚实，但承重力之强是空前的。在此基础上，不仅双 边关系中的主要冲突得到解决或缓解，两国的战略关系也得以继续并有所加强。 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从单纯的“外力（应付共同面临的外部威胁）”驱动型转 变为“内力（产生于各自主要的国内政策的合作愿望）”和“外力（在全球和地 区安全事务上的合作需要）”的双向驱动型。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进步是有其特殊条件的，而且这些条件 实际上也是理解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变化的重要线索。 首先是两国决策层都表现出希望发展关系的愿望，这种愿望产生于中美各自 主要的国内政策。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即将振兴美国经济作为国策。与此同时， 中国正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鞭策下，争取经济再上新的台阶，以确保完成本世纪 使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发展互利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的共同愿 望，成为中美两国决策层决心改善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1996 年以后，争取在 安全领域保持和扩大合作，则加强了中美关系改善的势头。 毋庸讳言，中美社会内部发展双方关系的推动力的强弱是不同的。中国社会 中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超过了美国方面，它包括了发展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 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了解和学习美国的文化、甚至在政治改革中学习美国 民主政治的某些经验。总之美国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参照系。美国方面 则更多地考虑贸易和安全领域的需要，其发展关系的内在需求不如中国那么强 劲。 第二个条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不出现根本性的逆 转和美国不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如果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家发展 战略，没有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冷战结束后中国会争取与美国保持建设性的 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美国持续不断地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例如 不是像 1994 年那样将人权问题从对华政策的中心位置挪开、或者不是像 1996 年以后那样，在台湾问题上回到遵守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中美能够保持 建设性的关系也是不可能的。从当前的情况看，美国不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主 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