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 因此,他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即是备、兵、城等物质基础 故备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 此三者,国之具也。 与儒家的那种重义轻利的道德高调相比,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战国初期的 君主对政治的认识自然一致得多。 在墨家的政治思想中,以这种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认识为基础,他们 还提出了两个在战国时代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术语 法”和“术”。在 《尚贤中》一篇,墨子指出,治理国家必须讲究法术,说:“既曰若法,未 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法指的是治理国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而术则是贯彻这种原则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本篇中,法和术实际上具体指应 当任用贤才和如何使用贤才二者。他认为若能做到这二者,统治者即可收到 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的效果。这种重法明术、 尊君卑臣的政治观点,无疑直接开启了战国时代法家思想的先河。 第四,墨家还具体提出了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政治主张,对当时 统治者贪得无厌的掠夺战争和穷奢极侈的享乐生活进行了广泛而尖锐的批 判。这无疑喊出了处身于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并担负无穷无尽的租赋徭役的 人们的心声。 总而言之,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看,墨家学说可以说是从战国时代的政治 形势出发,站在普通民众利益上提出的一套系统的政治理论。当然,与此同 时,我们还应当进一步看到,由于墨家学派的成员大都是一些出身下层阶级 的“贱民”,他们本身并不具备多少政治经济地位,因此,当他们通过游说 当时君主来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借助于一些超人间社会 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由此出发,他们对上天和鬼神进行了大量宣 传,把自己的主张说成是上天、鬼神的愿望。这就使墨家学说具有浓厚的迷 信色彩。 从散文艺术的角度而言,《墨子》在先秦哲理散文中以质朴无文著称, 这一特点极为显著。墨家主张尚质,反对尚文。因此,他们著书立说所采用 的是当时的口语,而不是儒家那种经过修辞的“文言”或“雅言”。这使他 们的文章有一种平易近人、娓娓道来的风格特色,但因此也给后人的阅读和 理解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我们在对《墨子》进行白话翻译的时候,对这一种 困难感触尤深。特别是《墨子》中《备城门》以下诸篇,有许多当时的战略 术语,古来注者向无确解,我们虽勉强为之转译,但恐怕未必符合作者的原 意。至于《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诸篇,乃是墨子及 其弟子对逻辑学、数学、物理学等专门知识的研究成果的总结,文字记录具 有隐微难懂、言此意彼之特点,若强为之翻译,只能弄巧反拙,因此,我们 只录了原文。读者若对这部分有兴趣,可参考谭戒甫的《墨辨发微》与《墨 经分类译注》 《墨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 古人对此书的整理研究工作始于清代。较为著名的成果有毕沅的《墨子注》 与孙诒让的《墨子闲诂》等。我们即以二书为主而旁采其他诸家之说。本书 的译注工作由多人合作完成。吴龙辉负责《亲士》至《明鬼》篇,及《备城 门》篇,过常宝负责《非乐》至《非儒》篇,张宗奇负责《大取》至《公输》 篇,黄兴涛负责《备高临》以下诸篇。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定会不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 因此，他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即是备、兵、城等物质基础： 故备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 此三者，国之具也。 与儒家的那种重义轻利的道德高调相比，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战国初期的 君主对政治的认识自然一致得多。 在墨家的政治思想中，以这种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认识为基础，他们 还提出了两个在战国时代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术语——“法”和“术”。在 《尚贤中》一篇，墨子指出，治理国家必须讲究法术，说：“既曰若法，未 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法指的是治理国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而术则是贯彻这种原则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本篇中，法和术实际上具体指应 当任用贤才和如何使用贤才二者。他认为若能做到这二者，统治者即可收到 “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的效果。这种重法明术、 尊君卑臣的政治观点，无疑直接开启了战国时代法家思想的先河。 第四，墨家还具体提出了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政治主张，对当时 统治者贪得无厌的掠夺战争和穷奢极侈的享乐生活进行了广泛而尖锐的批 判。这无疑喊出了处身于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并担负无穷无尽的租赋徭役的 人们的心声。 总而言之，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看，墨家学说可以说是从战国时代的政治 形势出发，站在普通民众利益上提出的一套系统的政治理论。当然，与此同 时，我们还应当进一步看到，由于墨家学派的成员大都是一些出身下层阶级 的“贱民”，他们本身并不具备多少政治经济地位，因此，当他们通过游说 当时君主来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借助于一些超人间社会 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由此出发，他们对上天和鬼神进行了大量宣 传，把自己的主张说成是上天、鬼神的愿望。这就使墨家学说具有浓厚的迷 信色彩。 从散文艺术的角度而言，《墨子》在先秦哲理散文中以质朴无文著称， 这一特点极为显著。墨家主张尚质，反对尚文。因此，他们著书立说所采用 的是当时的口语，而不是儒家那种经过修辞的“文言”或“雅言”。这使他 们的文章有一种平易近人、娓娓道来的风格特色，但因此也给后人的阅读和 理解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我们在对《墨子》进行白话翻译的时候，对这一种 困难感触尤深。特别是《墨子》中《备城门》以下诸篇，有许多当时的战略 术语，古来注者向无确解，我们虽勉强为之转译，但恐怕未必符合作者的原 意。至于《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诸篇，乃是墨子及 其弟子对逻辑学、数学、物理学等专门知识的研究成果的总结，文字记录具 有隐微难懂、言此意彼之特点，若强为之翻译，只能弄巧反拙，因此，我们 只录了原文。读者若对这部分有兴趣，可参考谭戒甫的《墨辨发微》与《墨 经分类译注》。 《墨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 古人对此书的整理研究工作始于清代。较为著名的成果有毕沅的《墨子注》 与孙诒让的《墨子闲诂》等。我们即以二书为主而旁采其他诸家之说。本书 的译注工作由多人合作完成。吴龙辉负责《亲士》至《明鬼》篇，及《备城 门》篇，过常宝负责《非乐》至《非儒》篇，张宗奇负责《大取》至《公输》 篇，黄兴涛负责《备高临》以下诸篇。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定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