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特设专业(教育部,2012) 15年以来,新闻传播学从二级学科新闻学上升为一级学科,呈现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 学、广告学等二级学科多元的学科格局(见表1),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进展如何呢?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滥觞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其三大传统支柱新闻史 (历史新闻学)、新闻理论(理论新闻学)、新闻实务(应用新闻学)脱胎于报纸学(郑保卫, 2005;方延明,2007)。 998年以来新媒介技术扩散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双线交织,首先驱动实务研究推陈出新,“公 民新闻”(范东升,2006)、“融合新闻”(蔡雯,2007)、“数据新闻”(彭兰,2012)等概 念先后成为焦点。实践的革新,继而推动理论的创新(吴飞、吴妍,2011)。比如,网上信息爆 炸与虚假新闻泛滥、恶意炒作盛行的并存(宋超,2011),推动新闻真实性研究转向传媒“公信 力”(又称可信度)研究(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2005);又如,在新闻法规和伦理道德领 域,研究者把目光投向“舆论审判”与“网络绑架”(周泽,2005)和“人肉搜索”与网络隐私 权(钟瑛,2000)等新议题。此外,新的理论资源的引入也带动起新的研究风潮,“新闻专业主 义”即为最显著的一例(郭镇之,1999)。 新闻史研究起步较早,具备相对扎实的基础(丁淦林,2000。1998年以来,《中国新闻事 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标志性成果相继出齐,研究方法也从考据描述逐渐转向解 释、文化或社会分析等,内容上注重填补空缺(张谦,2009)。从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 史研究委员会近年来的年会议题看,外新史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聚焦于国际传播等议题,而不限于 史的范畴 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传播学站稳脚跟、影响日盛,其与新闻学的关系开始受到瞩目。传 播学向新闻学注入了理论养分,一定程度上帮助后者摘除了“无学”的帽子(廖圣清,2002) 仔细检视,这一阶段新闻学研究开拓的不少新疆域,严格说来都依托或借取了传播学理论。可 是,这样的局面反过来也为“新闻无学论”提供了新的“炮弹”,从而使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受到 冲击和动摇(郑保卫,2005)。 传播学早在1950年代即已在中国大陆获得译介,但政治风向的改变使之很快中辍,传播学 火种的重新点燃要晩至1978年。1980年代,传播学在曲折中扎根发芽,学科地位逐步确立。1997 年,传播学作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二级学科进入学科、专业目录,次年又以目录外专业的身份进入 本科专业目录(廖圣清,1998) 1998年以来,从研究范式看,传播学硏究在实证研究之外,批判学派日益受到关注;从研究 内容看,在受众和效果研究之外,主题与理论视角日趋多元(张国良,2005;胡正荣、姬德强, 2011;赵月枝,2011)。近年来,在数量上难有其匹的聚焦点是新媒体研究(徐剑、赵征南, 2010),具体如网络新闻(杜骏飞,2009)、网络舆论(胡泳,2008)、网络事件与舆情研究 (李彪,2011;申琦,2010)、网络谣言(周裕琼,2012)、社会化媒体(何威,2011)等皆有 大量成果。此外,健康传播(张自力,2001)、跨文化传播(关世杰,2006)、危机传播(陈先 红、刘晓程,2013)、环境传播(李淑文,2010)等诸多交叉分支的铺展,反映出传播学多元发 展的面貌。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提升和“文化走出去”战略,围绕涉外报道、国家形象、软实力 和公共外交等议题,国际传播研究不断升温(张昆,2005) 值得一提的是,传播学界对本土化(邵培仁,1999)和国际化(金兼斌,2008)的思考和探 索也在深化。大家日益认识到,国际化不是“盲目、机械地搬用西方理论”,而本土化也不等于 抑或狭隘、排他性地追求本土理论”(祝建华,2001)。 中国的广播事业始于1920年代初期,电视事业始于1950年代末期,较为系统的、基于新闻学 框架的广播电视研究以1959年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的建立为起点(赵玉明, 2007)。然而,广播电视研究长期“两栖”于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之间,又常与电影研究结合 如何构建一门体系完善的“广播电视学”引发该领域学者的长期思索(赵玉明,2007:金冠军 21994-2016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72 个特设专业（教育部，2012）。 15年以来，新闻传播学从二级学科新闻学上升为一级学科，呈现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 学、广告学等二级学科多元的学科格局（见表1），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进展如何呢？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滥觞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其三大传统支柱新闻史 （历史新闻学）、新闻理论（理论新闻学）、新闻实务（应用新闻学）脱胎于报纸学（郑保卫， 2005；方延明，2007）。 1998年以来新媒介技术扩散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双线交织，首先驱动实务研究推陈出新，“公 民新闻”（范东升，2006）、“融合新闻”（蔡雯，2007）、“数据新闻”（彭兰，2012）等概 念先后成为焦点。实践的革新，继而推动理论的创新（吴飞、吴妍，2011）。比如，网上信息爆 炸与虚假新闻泛滥、恶意炒作盛行的并存（宋超，2011），推动新闻真实性研究转向传媒“公信 力”（又称可信度）研究（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2005）；又如，在新闻法规和伦理道德领 域，研究者把目光投向“舆论审判”与“网络绑架”（周泽，2005）和“人肉搜索”与网络隐私 权（钟瑛，2000）等新议题。此外，新的理论资源的引入也带动起新的研究风潮，“新闻专业主 义”即为最显著的一例（郭镇之，1999）。 新闻史研究起步较早，具备相对扎实的基础（丁淦林，2000）。1998年以来，《中国新闻事 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标志性成果相继出齐，研究方法也从考据描述逐渐转向解 释、文化或社会分析等，内容上注重填补空缺（张谦，2009）。从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 史研究委员会近年来的年会议题看，外新史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聚焦于国际传播等议题，而不限于 史的范畴。 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传播学站稳脚跟、影响日盛，其与新闻学的关系开始受到瞩目。传 播学向新闻学注入了理论养分，一定程度上帮助后者摘除了“无学”的帽子（廖圣清，2002）。 仔细检视，这一阶段新闻学研究开拓的不少新疆域，严格说来都依托或借取了传播学理论。可 是，这样的局面反过来也为“新闻无学论”提供了新的“炮弹”，从而使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受到 冲击和动摇（郑保卫，2005）。 传播学早在1950年代即已在中国大陆获得译介，但政治风向的改变使之很快中辍，传播学 火种的重新点燃要晚至1978年。1980年代，传播学在曲折中扎根发芽，学科地位逐步确立。1997 年，传播学作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二级学科进入学科、专业目录，次年又以目录外专业的身份进入 本科专业目录（廖圣清，1998）。 1998年以来，从研究范式看，传播学研究在实证研究之外，批判学派日益受到关注；从研究 内容看，在受众和效果研究之外，主题与理论视角日趋多元（张国良，2005；胡正荣、姬德强， 2011；赵月枝，2011）。近年来，在数量上难有其匹的聚焦点是新媒体研究（徐剑、赵征南， 2010），具体如网络新闻（杜骏飞，2009）、网络舆论（胡泳，2008）、网络事件与舆情研究 （李彪，2011；申琦，2010）、网络谣言（周裕琼，2012）、社会化媒体（何威，2011）等皆有 大量成果。此外，健康传播（张自力，2001）、跨文化传播（关世杰，2006）、危机传播（陈先 红、刘晓程，2013）、环境传播（李淑文，2010）等诸多交叉分支的铺展，反映出传播学多元发 展的面貌。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提升和“文化走出去”战略，围绕涉外报道、国家形象、软实力 和公共外交等议题，国际传播研究不断升温（张昆，2005）。 值得一提的是，传播学界对本土化（邵培仁，1999）和国际化（金兼斌，2008）的思考和探 索也在深化。大家日益认识到，国际化不是“盲目、机械地搬用西方理论”，而本土化也不等于 “抑或狭隘、排他性地追求本土理论”（祝建华，2001）。 中国的广播事业始于1920年代初期，电视事业始于1950年代末期，较为系统的、基于新闻学 框架的广播电视研究以1959年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的建立为起点（赵玉明， 2007）。然而，广播电视研究长期“两栖”于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之间，又常与电影研究结合， 如何构建一门体系完善的“广播电视学”引发该领域学者的长期思索（赵玉明，2007；金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