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辄止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相对分散的人们仍可从某个或数个维度上，形成在某些方面交织紧密 的群体，从而在民间自发形成一些有约束力的习惯规范。进一步而言，目前的有关习惯法的研究还表明， 习惯法并不只是一些简单粗糙的规范，诸如不得杀人、信守承诺等，而是还具有一些作为现代法治核心的 程序规范乃至建构组织社会的宪法。比如，美国法学家埃里克森通过研究发现，“即使在紧密交织的群体 内，也有得到普遍遵守或通过社会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群体性规范、救济规范、程序规范、相当于冲突法的选 择控制者的规范以及相当于宪法或宪法一部分的构成性规范。”下面，就是埃里克森在其代表作品《无需 法律的秩序》中开宗明义所举的一则活生生的案例： 得斯定理与当代西方习惯法之初窥迄今，美国加州复斯塔县人对于发生在他们之间的多数争议，仍倾向运用非正式 规范而不是正式法律加以解决。复斯塔县内，某地区属于开放或封闭区域，被法律所规定。但这显然对居民解决牲畜越界或 牲畜纠纷等问题起不到明显作用。当地保险清算人处理侵越损害时，几乎不会注意开放或封闭区域的法律差别：农场主赔偿 邻人损失的玉米，也只因他“感到有责任”，而不是正式侵权法使然：即使有少数业主知道加洲有法律处理边界栅栏费用 分担问题，也不会将之作为权利渊源。一旦发生牲畜越界事件，邻人之间几乎都不打官司，他们认为追求一个好邻居比什么 都重要，而且也努力使自己也成为一个好邻居。显然，这里的生活似乎超越了法律管辖。 繁荣加州的一个县所存在的这种现象，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是民间规范(norms),而不是法律规则(rules),才是 权利之源。所以当纠纷出现时，他们并不是援引法律化解，而是首先考虑运用非正式规范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坚信，相互 合作就是最好的规范，相互冲突只是例外。只要双方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无限重复博弈），就会在心中彼此记下一笔帐， 而且相互抵消或扯平，就像双方格有印记的越界牲畜最终会在牲畜收购站那里，界定给自己的原始权利人那样。因此，在夏 斯塔县的牧区流行着这样的格言：“所谓好邻居就是不打官司”、“如果你起诉了，唯一挣钱的就是律师。” 对于像夏斯塔县这样的以习惯法处理纠纷的方式，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借用了一位放牧牲畜的牧 主与相邻的一位种植作物的农民之间的冲突作为例子，说明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当交易费用为零时， 责任规则的改变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例如，(1)只要满足了这一定理的大胆假设，即零交易费用，让 牧主对自己侵扰他人的牲畜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不会使牧主减少自己的牲畜数量，他会或是建立更 多的栅栏防止牲畜跨越，或是更注意看管自己的牲畜：总之，牧主会有法律上的激励，采取一切成本合 理的措施来控制自己的牲畜。(2)但是，如果法律不要求牧主承担这种侵扰的责任，科斯推理认为，潜 在的侵扰受害者就会付钱给牧主，让他来采取同样的措施来防止这种侵扰。简单地说，就是只要是零交易 费用，那么不管责任规则如何，市场的力量都会让所有的费用内化。因此，在这样的世界中，“权利”不 重要，因为权利不改变资源的配置。 依据科斯的寓言，不存在交易费用也许会使法律无关紧要。而现实中存在的情形却是--一正是存在交 易费用导致了人们在许多情况下有意不理睬法律的现象，就在夏斯塔县的相邻牧区之间出现牲畜越界事 [关]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一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回政法大学出版补2003年版，第10负。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它的著作被视为是“法律制度讨论的规池”，以及“整个法律经济分析的基石”，被 报引和使用的频￥相"T之高。(See Stewart Schwab."Coase Defends Coase:Why Lawyers Listen and Economists Do Not”,Vdl.87,Michigan Law Review,. 1989,pp.1171-1198.).科斯在1937年和1960年分别发表的《企业的本质》(Ronald 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Vol.4,Economica,1937,p.386 405.)和《社会成本问题》(Ronald.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Vol.3,Tne.oural of Law and Economies,.1960,pp.l-44.)两篇开创性i论文中， 提出了交易费用乃是理斜经济体系关键的论断。他对此解释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和发展，原内在于它以企业内部市场形式，将开放性市场生产要 英的所有者和工人们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通过减少交易者的数目降低交易费用。同时他认为，中于企业之问的交往成本较高，所以它们之 问一日发生伤考彼此的冲突，就难以得到有效胖决。值得注意的是，科断定理的局限性已为人所认识，亦即它是以假设零交易费用为前提，北时不 芦法律规则和初始权利如何安排（例如产权制度的设计和责任负扣的分配），市场中的“？事人会就互忘互利的交易进行谈判，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效应”，这意味若实现“共问的产出最大化”(maximize their joint output)。 施瓦布曾对科斯的论述进行了总结(See Stewart Schwab,“A Cosean Experiment on Contract Presumptions'”,Vol.17(2).mal of Legal Studies,1988, 叩237-268)，他把帕霄托最优的解决方案定义为“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卜，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这将让各方的共同收益获 得最大化”。其实，还有一种未能获得广泛认可的更为偏激的版本，它将科斯定理视为“不可推翻的公理”，声称“处于零交易费用的情境中，法 律规则的变化不会对资源祀置产生形响”。(Robert Ellickson,Carol M.Rose and B1 uce C.Ackerman.cds,Perspectives on Property Law,Boston:Lile, Brown and Company,1995,p.207.）。不过，这一偏淤的版本已遭至批判，因为它忽视了法律范畴中财宫效应的动态性，比如，通过产生新的责任规 别，进而降低某一特定产权的价值，以及减少与产权变化有关的商品生产。(See Thomas W.Merrill and Hemry E.Smith,“What Happened to Property in Law and Economics?",Vol.111(Dec),Yale Law Journal,2001.pp.357-398.Steven N.S.Cheu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Vol.36(May). Economic Inquiry.1998,pp.514-521.).以上，亦可参见Jonathan Ocko,."The Missing Metaphor:Applying Westem Legal Scholarship to the Study of Contract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China",in Madeleine Zelin,Jonathan Ocko,and Robert Gardella (ed.).Contract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