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会拥有相同的分配体系,正如并非所有垄断性市场都有相同的运作方式一样。显然,每 一种社会类型内都有各种变异,正如每一种市场类型内都有各种变异一样,我们需要花点功 夫来识别和解释其中那些比较重要的。然而,这些也许被认为是次级的变异( second- order ariations),最好在确立了首级变异(irs- order variations)并且清楚地描述了与之相关的内部 致性之后,再来对其加以考察 在处理这些次级变异时,有时我们不得不依靠归纳逻辑去建立因果性的和描述性的概 括。可是,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可以运用演绎逻辑。例如,假如一个社会剩余量的多少 影响到其分配体系的性质,而剩余量的多少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物理环境的性质,那么我 们便可以预想:物理环境的差异将会导致分配体系中的某些次级差异。更具体地说,物理环 境越富饶,剩余量越大,在分配过程中权力的重要性也更大。 我们同样有理由预测:环境差异的影响,在原始社会里要比在那些技术上更为先进的社 会里更大。首先,技术进步使社会在地理上的扩张成为可能,而一个社会所占领土越大,整 个环境极为有利或极为不利的可能性就越小,而它同时包含有利和不利土地的可能性就越 大。因此,环境差异在技术先进的较大社会里要比在较为原始的较小社会里来得少。除此之 外,技术的进步通常意味着对各种生产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法的发展。因此,技术先进的社会 比原始社会要更少受到环境限制的阻碍,所以环境的变化对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在先进社会里 要比在原始社会里更少。 次级变异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己在斯坦尼斯罗·安德鲁朱斯基( Stanislaw Andrzejewski 的一部重要但却被忽视的书——《军事组织与社会》( Military Organi= ation and Society) 一中得到确认。正如他所指出的,演绎逻辑和经验数据都显示:技术水平一定的社会,其不 平等程度与他所谓的“军事参与率”(“ the military participation ratio”)—即,成年男性人 口被征用于军事活动的比例一一般呈反比变化。在大多数成年男子被用于这种目的的社会 里,不平等的程度一般要低于那些军事需要仅由一小批军事专家的力量提供的社会。因此 这个因素也可以用来解释在同一技术类型社会里存在的一些次级变异 武力及其转变 作为阐述的起点,最好对上章所引入的一个假设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在那里,我们假设 生存是绝大多数人的主要目标。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可以推出:夺取生命的能力是最有效的 权力形式。换句话说,更多的人对使用武力的威胁要比对其它形式的威胁更容易发生反应 实际上,武力构成了人类事务中的终审上诉法庭;在既定的形势下,除了使用更高的武力外, 武力没有别的诉求。因此武力对其它形式的权力的关系,就如同桥牌游戏中王牌对其它花色 牌的关系一样,而那些可以使用最高武力的人就好比控制了王牌的人。 这一事实已为每个时代无数的人类景观观察者所认识到。正如巴斯卡所言:“人类不能 使正义成为强者,却已经使强者成为了正义。”(“ Not being able to make that which is just ong, man has made that which is strong just.”)西塞罗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法律在武器 中哑口无言。”(“ Laws are dumb in the midst of arms.”)霍布斯声称:“无剑的契约只是空话, 它连保护一个人的力量都没有。”(“ Covenants without the sword are but words, and of no strength to secure a man. " 国家领导人和世事练达人士也都认识到了这一原则。每一个主权国家都限制,如果可能 的话就禁止其臣民对武力的独立使用。国家可能会容忍许多事情,但绝不容许在其领土内独 立军事组织的发展。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不能镇压每一个向其权威提出武力挑战的 政府都被推翻了。武力是主权的基础 如果武力是政治主权的基础,那么在每一个有剩余产品可分的社会里,它也是分配体系6 的社会拥有相同的分配体系，正如并非所有垄断性市场都有相同的运作方式一样。显然，每 一种社会类型内都有各种变异，正如每一种市场类型内都有各种变异一样，我们需要花点功 夫来识别和解释其中那些比较重要的。然而，这些也许被认为是次级的变异（second-order variations），最好在确立了首级变异(first-order variations)并且清楚地描述了与之相关的内部 一致性之后，再来对其加以考察。 在处理这些次级变异时，有时我们不得不依靠归纳逻辑去建立因果性的和描述性的概 括。可是，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可以运用演绎逻辑。例如，假如一个社会剩余量的多少 影响到其分配体系的性质，而剩余量的多少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物理环境的性质，那么我 们便可以预想：物理环境的差异将会导致分配体系中的某些次级差异。更具体地说，物理环 境越富饶，剩余量越大，在分配过程中权力的重要性也更大。 我们同样有理由预测：环境差异的影响，在原始社会里要比在那些技术上更为先进的社 会里更大。首先，技术进步使社会在地理上的扩张成为可能，而一个社会所占领土越大，整 个环境极为有利或极为不利的可能性就越小，而它同时包含有利和不利土地的可能性就越 大。因此，环境差异在技术先进的较大社会里要比在较为原始的较小社会里来得少。除此之 外，技术的进步通常意味着对各种生产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法的发展。因此，技术先进的社会 比原始社会要更少受到环境限制的阻碍，所以环境的变化对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在先进社会里 要比在原始社会里更少。 次级变异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已在斯坦尼斯罗·安德鲁朱斯基（Stanislaw Andrzejewski） 的一部重要但却被忽视的书——《军事组织与社会》（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中得到确认。正如他所指出的，演绎逻辑和经验数据都显示：技术水平一定的社会，其不 平等程度与他所谓的“军事参与率”（“the military participation ratio”）——即，成年男性人 口被征用于军事活动的比例——一般呈反比变化。在大多数成年男子被用于这种目的的社会 里，不平等的程度一般要低于那些军事需要仅由一小批军事专家的力量提供的社会。因此， 这个因素也可以用来解释在同一技术类型社会里存在的一些次级变异。 武力及其转变 作为阐述的起点，最好对上章所引入的一个假设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在那里，我们假设 生存是绝大多数人的主要目标。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可以推出：夺取生命的能力是最有效的 权力形式。换句话说，更多的人对使用武力的威胁要比对其它形式的威胁更容易发生反应。 实际上，武力构成了人类事务中的终审上诉法庭；在既定的形势下，除了使用更高的武力外， 武力没有别的诉求。因此武力对其它形式的权力的关系，就如同桥牌游戏中王牌对其它花色 牌的关系一样，而那些可以使用最高武力的人就好比控制了王牌的人。 这一事实已为每个时代无数的人类景观观察者所认识到。正如巴斯卡所言：“人类不能 使正义成为强者，却已经使强者成为了正义。”（“Not being able to make that which is just strong, man has made that which is strong just.”）西塞罗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法律在武器 中哑口无言。”（“Laws are dumb in the midst of arms.”）霍布斯声称：“无剑的契约只是空话， 它连保护一个人的力量都没有。”（“Covenants without the sword are but words, and of no strength to secure a man.”） 国家领导人和世事练达人士也都认识到了这一原则。每一个主权国家都限制，如果可能 的话就禁止其臣民对武力的独立使用。国家可能会容忍许多事情，但绝不容许在其领土内独 立军事组织的发展。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不能镇压每一个向其权威提出武力挑战的 政府都被推翻了。武力是主权的基础。 如果武力是政治主权的基础，那么在每一个有剩余产品可分的社会里，它也是分配体系